帅者为之，善者为之（代序）
胡兆量
（2016年3月25日）
回忆仇为之教授，在事业上主要贡献是领导经济地理专业的帅者，德行上深刻印象是宽厚待人的善者。
称为之教授是帅者，因为他像舵手一样把握住经济地理专业的正确方向。为之是北京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的创建者，从创建起，担任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职务30年。教研室的主要骨干是为之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时参与培养的1952年级研究生杨吾扬和李域，1953年级研究生魏心镇、林雅贞、汪安祥和郭鸿铭。教研室人员有进有出，规模始终只有十人出头一点。规模不大，成绩却很亮眼。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组织全国专业评估，北京大学以经济地理教研室为核心的人文地理居全国排头兵。专业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输送的高材生至今是那里的中坚力量。历次为党中央政治局授课的140余位学者中，有周一星、樊杰、隆国强、林坚四位来自经济地理教研室教师和经济地理专业输送的精英。面对这些成果，中国科学院胡序威研究员有句中肯的评语：“不能忘记仇为之的贡献”。
在学友们的记忆中，为之教授领导时的经济地理专业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他坚持经济地理专业的综合方向，开设各门基础课，培养学生的全局思维、宏观思维。他亲自担任工业地理和中国经济地理课程教学重任。自从为之离开专业后，专业多个分支方向有所突破，有的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经济地理的综合方向和宏观思维培养有所削弱。中国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两门基本课程走样了。部门经济地理课程逐渐弱化。这些变化不能不反映到专业评估和学生素质上。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经济地理室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进北大学生了。据反映，主要原因是“知识结构不能适应需要”，“在某些方面赶不上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毕业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信号。
“人之初，性本善”。仇为之教授淡薄名利，宽厚待人，兢兢业业，辛勤耕耘，是一位优秀的高等学校教育工作者。朱光潜说：“通常所谓‘自然美’就是指事物的常态，所谓‘自然丑’就是指事物的变态。”“人物都以常态为美。”[1]为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善者的常态美。
为之教授善者之德，是我系学风的代表。正是因为我系有一批像为之一样的善者，经受住了大风大浪的考验。“‘文革’期间，北京大学教职员和学生中非正常死亡，包括受逼、受辱不过，以各种方式抗争自戕者，用拳脚和各种刑具被活活打死者，垂暮之年被赶入‘牛棚’，有病无医、寿未终而正寝者，共63名之多。”兄弟系历史系有5位学者冤死，还有一位讲师，用触电、卧轨、上吊方式三次自杀，三次闯过鬼门关[2]。我系与兄弟系反差明显，在“文革”中未损一兵一将，“文革”过后，风平浪静，大家各就各位，犹如没有经历这场狂风恶浪。存在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我系有一批像为之一样的善者。作为一位基层教师，为之对“文革”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系里有大批以和为贵、化解矛盾的善者，正气浩然，便有可能防凶避险，消灾避难了。
为之教授的善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已见端倪。根据我的回忆，孙敬之和仇为之领导教研室期间，上下齐心，和谐融洽。为之离开不久，教研室纠葛不断，削弱合力，有损形象。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了为之这样的凝合剂大概是原因之一。
1952年我离开清华大学地学系，到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经济地理教研室任教，开始结识为之教授。半个多世纪相伴，亦师亦兄，无间无隔，像一家人。为之任教研室副主任，辅佐孙敬之教授，前后培养了100余位硕士研究生，安排我参加1953年新安江水电站移民调查、1954年河南沙汝河调查、1955年湖南资江柘溪水电站调查。1955年为之调到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组建经济地理教研室。1956年底，我追随为之到北京大学。为之又安排我参加1958年长江流域水运网调查，偕1955级经济地理专业同学，神游江南十省、区。这些考察，所见所闻，历历在目。作为一名地理工作者，在青年时期打下野外工作基础，是终身享用的宝贵财富。在往后几十年教学和研究中，时时感受到野外工作带来的滋养。此恩此德，永记不忘。
苍天黄土，鉴平生忠义；名山大川，还一代英灵。[3]
1991年2月4日在人民大学校园
左起：陈佳元、胡兆量、仇为之、刘再兴、李慕贞
1996年胡兆量、连亦同、魏心镇给仇先生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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