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的理论流派与分析框架
对全球化的理论关注与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迅速拓展与普遍影响而不断深入的。如今，全球化理论已覆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与领域，全球化话语已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种主导性话语，全球化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那么，至今为止，全球化研究有哪些主要流派，其基本观点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一问题。
关于全球化研究的理论纷争与流派，赫尔德和麦克格鲁的研究最为全面，他们在《全球大变革》《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几本专著中都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有代表性的见解。一种是把全球化研究划分为极端全球主义者、怀疑论者、变革论者三大流派（参见《全球大变革》）；另一种是从学术上把对当代全球化的研究分为全球化论者和反全球化论者，全球化论者赞同全球化，反全球化论者怀疑全球化，所以又称为怀疑论者（参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吉登斯则认为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可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激进论者和怀疑论者，前者承认并赞同全球化，后者否认并反对全球化。至于他本人，则属于第三种观点。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激进论者还是怀疑论者几乎都从经济角度看待全球化，这是一个错误，其实全球化是多维度的。[61]上述见解基本上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研究主要流派划分的主要观点。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种非常原则和宽泛意义上的划分，其基本视角是学术的，并且经济分量偏重，一旦强化或突出政治的视角与分析，则观点与流派要复杂得多。
中国学者杨雪冬提出了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理论群，涉及多个学科，可以用两个标准对全球化研究文献进行分类，从而区分出六种理论（流派）。第一个标准是对全球化本身作现象学上的判断和描述，由此可把全球化理论分为夸大论、过程论和怀疑论。这里，夸大论是典型的全球主义，主张国家过时和市场万能。过程论把全球化看作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强调多维度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多动因。怀疑论则质疑全球化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第二个标准是对全球化潜在影响的预测和分析，据此可把全球化理论分为冲突论、变革论和新的统治压迫论。这里，冲突论是强调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冲突，表现出悲观色彩。变革论与过程论的观点相近，重视全球化推动的社会各层面的变革。新的统治压迫论则集结了工会、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众多新社会力量，关注全球化的消极和非人性方面，提出了抵制、变革当代全球化的主张。显然，这最后一个流派已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我们认为，当前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理论流派的划分过于粗糙和简单。赞同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这种习惯性的两分法的片面之处在于，赞同者和反对者之中都可以做进一步划分，而把怀疑论者归结为反对派阵营也有武断之嫌。这里，尤其要考虑到政治与学术视角对细化全球化理论流派的意义。鉴于此，我们主张将全球化理论流派划分为以下五种。
其一，推崇论者。
全球化的推崇论者是赞同全球化队伍中的极端派，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经济、全球文明、全球秩序的诞生。经济的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框架、体制与行为准则，为人类形成统一的符合新自由主义理念价值与制度安排提供了可能，世界正在走向光明的未来。推崇论者的核心理论主张有三。一是市场万能，市场文明将缔造人类新的生活方式。二是国家过时，经济的“无国界化”，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管理的去国家化，民族国家的消亡指日可待。三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全球化源于西方，市场经济源于西方，历史将终结于西方价值与文明的胜利。显而易见，全球化的推崇论者一般都是正宗的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们对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充满信心，夸大市场的作用和自由民主的价值，忽视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不公正性和不确定性，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
其二，反对论者。
如果说全球化的推崇论者代表赞同全球化队伍中的极端，那么，全球化的反对论者则代表不赞同全球化队伍中的另一个极端，反对论者视全球化的本质为全球资本主义或新帝国主义。阿兰·伯努瓦指出：“全球化只是正在扩展而遍及整个地球的西方市场的帝国主义化过程，这是一种由全球化的受害者使之内在化的帝国主义。”[62]法国学者布迪厄则认为：“说到底就是用经济宿命论来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装点门面。”[63]正因为如此，全球化的反对论者认为今日全球化表面上不同于19世纪的武力侵略、领土霸占，而是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但实际上比19世纪的武力征服更可怕，因为丧失市场、丧失文化、丧失自我，这就是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悲惨后果。这种与帝国主义者的令人炫目的修辞诡计共谋的全球化，是极其危险的，必须加以反对。[64]由此可见，由于反对论者把全球化理解为资本在全球的扩展，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形式和最新形式，完全服务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以他们反对全球化本身，而不仅仅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弊端，这既是一种理论观点，更体现了一种政治立场。持这种观点的大都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新左派或民族主义者，他们所持的立场具有激进性、革命性的特征。
其三，怀疑论者。
全球化的怀疑论者之所以常常被归属为反对论者，是因为他们质疑和批评全球化的观点更有针对性，也更富理论说服力，从而能够成为整个反全球化阵营的理论武器。怀疑论者针对推崇论者的核心主张指出，首先，当前的世界经济在现象上远不是全球化而是国际化，在本质上远不是全球经济而是国际经济。其次，无论是日益增多的经济区域化还是跨国公司的活跃，世界经济行为始终未能摆脱国家的调控，去国家化和国家过时论等观点是荒谬的。最后，当前的全球化不仅在程度上和范围上被夸大，而且在作用上被神化和理想化。事实上，今天的全球化还未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而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的推崇和人类超越民族国家走向全球文明的欢呼，则被现实证明是一种虚幻和一厢情愿。残酷的现实是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的加大，以及种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存在。毫无疑问，怀疑论者的观点是深刻而发人警醒的，他们对经济区域化和国家作用的肯定，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可能受到损害和被边缘化的担忧，以及对当代全球化被过度贩卖的警示，的确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反对论者视怀疑论者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而为了简化起见，甚至像赫尔德、吉登斯这些著名学者也把怀疑论者划归为反全球化的阵营。但严格地讲，怀疑论者与反对论者是有明显区别的。最重要之点是，怀疑论者的立论基点是学术，从而体现了自身观点的理论严密性和态度的客观性，而反对论者的基点是政治，理论深度和实证论据上有所欠缺。所以，把怀疑论者和反对论者作严格区分，是非常必要的。怀疑论者在保守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中有较大市场。
其四，批评论者。
全球化的批评论者似乎是一个更模糊的概念，因为无论是反对论者还是怀疑论者都批评全球化，所以也可称之为批评论者。我们刻意要把批评论者与反对论者和怀疑论者相区别，是基于如下考虑：全球化的反对论者从根本上反对全球化，其特点是政治立场强于学术批判；全球化的怀疑论者认为当代人类社会还未进入全球化，仅仅是国际化、区域化，其特点是学术分析强于政治批判，对全球化保留了承认的可能与空间；全球化的批评论者承认全球化现象的客观性，但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种种不公正、不平等、不完善，以及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益持严厉批评的立场与态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同时又受任克林顿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及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就是其最典型的代表。他在颇具争议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列举了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好处，承认全球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但他更多地指出了当前全球化的弊端，首先是利益分配的不公正，“由‘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政策之净效应时常以多数的代价给少数人带来利益，以穷人的代价给富人带来利益。在很多情况下，商业利益和价值已经取代了对于环境、民主、人权和社会公正的关注”[65]。其次是管理的不善，他特别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精英管理的陋习，认为“全球化可以重塑，当他被重塑时，当他恰当、公正地运行时，当所有国家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都有发言权时，就有可能创造一种崭新的全球经济”[66]。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也属于批评论者，他们大都认为全球化源于国际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又侧重于批判主导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换言之，他们试图把全球化的客观性与当前全球化的实际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区分开来，肯定前者而批判后者，认为当前的全球化是金钱崇拜至上，是资本家追逐基本利润造成的，是20世纪以帝国主义为特征的所有矛盾在全球的发展和激化。[67]由此可见，批评论者与反对论者和怀疑论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全球化的客观性。而对于当前全球化的批评，批评论者和反对论者更接近，大都持严厉而鲜明的政治立场，怀疑论者的政治立场则要淡化得多。
其五，变革论者。
变革论者是全球化理论研究中最有影响、最有学术实力的流派，其代表人物几乎都是国际学术界的大家。如英国社会理论大师、“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吉登斯，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提出者罗西瑙，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基欧汉、约瑟夫·奈、罗兰·罗伯森虽在观点上更为慎重，但也属变革派之列。变革论者的明显特点是观点的中庸，理论的深刻，方法的多样，立场的平和。中庸表现为能够吸纳和平衡以上四个流派的观点，深刻则表现为学术的底蕴与创新性思考，多样与平和则是指倡导多视角、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化研究，并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持冷静、理性的态度。变革论者的观点最有助于全球化研究的深入，也最有利于认识和指导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变革论的基本观点归纳如下：
第一，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现象与历史进程，它意味着人类组织规模的变革或转变，使得遥远的共同体相互联系，并在全世界扩大权力关系的影响力。尽管现实的全球化被西方大国所主导，但支撑和推动全球化的技术的、经济的因素与力量，以及表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与层面的现象都是西方大国不能随意左右的，它们也受制于这些因素与力量。
第二，全球化已有久远的历史，但只是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才真正成为时代主题，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中心力量。全球化的当代进程是前所未有的，但它将继续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其间充满了变动与矛盾，所以，必须以动态的、开放的眼光审视和应对全球化。
第三，全球化塑造着全球社会、全球文明，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超国家倾向，因此，在核心理论、价值、方法上都开始反思并超越国家中心主义。但是，当代的全球化不能也不应否认国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全球化的真谛是重新审视、调控国家的权力、功能与权威，与新的多元的行为体共享对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换言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主权体制”与非领土的诸多新经济政治组织形式及其体制是并存共生的，绝非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关系。
第四，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导致全球治理。由于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超越了领土的界限和主权国家能够独自解决、掌控的范围，由于非国家行为体和相应体制的不断增多，由于全球问题的挑战日益加强，原有的国家治理甚至仅仅是国家间合作的国际治理都不能适应和满足人类的现实需要，所以多主体、多层次、网络状的平等协商的全球治理应运而生。当然，今天的全球治理远未成熟，在民主参与、制度规范、运行效率、责任、监督、可持续性等诸多方面都亟待改进与完善。
第五，全球化的确加大了世界的贫富差距，深化了全球不平等，怀疑论者和反全球化论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与批评是正确的，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但是，正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不是拒斥全球化，而是要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制定出更好的制度和发展战略，推进全球化朝着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只有在贫困、气候变暖、国际贸易与金融等迫切而现实的问题上切实向发展中国家作出政策、技术、资金的倾斜与援助，才能使全球化更人性化，从而有利于化解国家间和文明间的冲突。
第六，全球化导致了人类社会生活和世界秩序的复杂图景。主体的多元化，权力的交织与重叠，管理体制与机制的交错与并存，个人身份与价值的多样性，总之，人们所熟悉的制度、体制、规范、价值以及建立其上的各种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挑战。人们不熟悉，甚至还难以接受的新的制度、体制、规范、价值，以及建立其上的各种新关系方兴未艾，冲击并影响着国际社会。在这一大背景下，人们必须学会理性地反思与应对，充分认识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克服非此即彼的习惯性思维，在悖论与挑战中探寻、顺应并努力推进世界的转型和文明的进步。
全球化是一个庞杂的、综合的理论群体，而不是单一的理论，因此受到诸多学科的关注与研究，渗透于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之中。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全球化研究中的不同视角与分析框架。总的来说，全球化研究经历着从单一的经济视角向多元视角的转变。由于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所以经济视角，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视角在全球化研究初期占有统治地位。以文化视角研究全球化著称的罗伯森曾在其代表作——《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的中文版序言中特别指出“全球化如今被——在我看来是不幸地——主要根据工商研究视角的许多关于全球化的书籍、文章提倡的术语来理解”[68]。而他则竭力倡导和推进全球化的文化视角研究。当今，除经济和文化视角外，立足于政治、法律、国际关系、国际传播视角，以及从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开展全球化研究不足为奇。现在需要做的是，梳理和概括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赫尔德和麦克格鲁认为全球化研究经历了四波浪潮，反映了不同的路径和理论偏好。第一波浪潮是理论性浪潮，一般涉及全球化概念、主要动力，以及作为世界社会变化的世俗进程的系统性与结构性结果。吉登斯、罗伯森、罗西瑙、阿尔布劳、大前研一、哈维等人的研究成果体现了这一特点。第二波浪潮是历史学浪潮。历史学浪潮得益于全球发展的历史社会学，主要涉及现代全球化从哪些方面可被视为是新奇或独特的，也就是说它是否在人类事务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组织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或变革。第三波浪潮是制度化浪潮。它通过关注体制变化和弹性的问题，寻求评价全球融合（和分流）的观点，对全球化导致结构化变化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第四波浪潮是结构化浪潮。它反映了跨社会科学领域内后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其特点是强调观念、机构、沟通、可能性和常规变化对任何可信的全球化建构、解构和再造的重要性。这一建构、解构和再造被理解为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霸权话语。[69]
与立足于宏观特点概括研究方法的四波浪潮说不同，莱斯利·辛克莱立足于学科，从社会学角度论述了全球化研究的四种方法，即世界体系研究法、全球文化研究法、全球社会研究法、全球资本主义研究法。
其一，世界体系研究法。该方法由世界体系论的创始人沃伦斯坦所建立。他依据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导的国际分工，将世界划分为核心国家、边陲国家，论述了世界经济从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及各种社会问题。这一理论及其方法之所以被看作与全球化相关，是因为其视野是世界的、整体性的。但其局限在于经济中心和国家中心。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严格讲是世界经济体系，文化层面少有涉及。此外，“在世界体系模型中，除了其不断强调的国家间这一重点外，不存在清晰明确的‘全球化’层面”[70]。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研究法对于用整体的眼光审视世界，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二，全球文化研究法。该研究方法既是对世界体系研究法忽视文化层面的回应与纠正，也是文化问题日益突出所产生的客观需要的产物。全球文化研究法聚焦于两个专门性问题的研究。首先是文化全球化，探究一体化大众传媒为基础的文化对民族认同造成的影响和问题。其次是从文化角度探讨全球与本土之关系，被称为“全球-本土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虽然与文化全球化模式有重叠之处，但研究重点在于“地区”层面，关注本土化在“全球文化”日益逼近形势下的自主性。全球文化研究法的代表人物有罗伯森、阿尔布劳等。全球文化研究法在当代全球文化研究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其三，全球社会研究法。该研究法关注时空的压缩、地球村的出现，以及全球意识、全球性等问题，探讨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全球社会的现实或可能。这种方法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当代全球化研究中具有主导地位。吉登斯、罗伯森、赫尔德、罗西瑙、贝克等学者都是这种方法的运用者。当然，超国家的全球社会能否被人们普遍接受、认同，仍是一个问题。正如辛克莱所说：“尽管从经验主义出发可以相对容易地建立起全球化的客观向度，因为它们可以涵盖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但建立在主观联系上的全球化社会、地球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理念，却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71]
其四，全球资本主义研究法。该研究方法着重于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结构的研究，资本主义已从国家的和区域的资本主义进入到全球资本主义阶段，跨国资本主义集团扮演着“全球统治阶级”的角色，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主导着世界，第三世界的发展面临空前的挑战，这一切都是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需要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予以考察和分析。这种方法提供了研究全球化的一个独特视角，但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有更多的渊源与联系，因而也容易为当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所采用。
显然，赫尔德概括的四波浪潮说与辛克莱阐述的四种研究方法各有千秋。前者更抽象、更宏观，理解时需要有更多的国际关系的知识素养；而后者则更具体、更学科化，更大众化，便于理解和运用。今天，上述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都在被运用。所以必须明确，不存在哪个方法更优劣的问题，它们是互补的，适用于不同的问题或不同的角度。
全球化的复杂性、多面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全球化概念的多维度性。换言之，任何试图从单一的角度和层面去理解、概括全球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这方面美国学者莱斯利·辛克莱（《相互竞争中的多种全球化概念》）、荷兰学者让·内德文·皮斯特（《作为杂合的全球化》）、英国学者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中国学者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都有过专门的论述。基于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全球化概念的内涵应包括如下几个维度。
其一，时空维度。
这是全球化的最基本维度，全球化要突破现有的空间界限，使人类社会活动从地方、国家、区域扩展至全球，它是跨国家、跨区域的交往与流动，导致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与此同时，时间的局限也逐渐被打破，跨国、跨区域的交往无须经历数年、数月、数日的奔波才实现，几小时，几分钟，甚至即时就可实现沟通与交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时空压缩”的含义，也是“地球村”的内涵。而正是在这种时空空前压缩的“小村庄”中，人们的相互联系更为密切、频繁。显然，能够做到时空压缩的前提或基础，是通信与交通的历史性变革，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
其二，经济维度。
在全球化所强化和推动的全球性联系与流动中，产品、资本、金融、信息，以及人口的流动最为突出，而这些流动要素的集合就体现为经济。由此可见，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市场交易、经济关系，这是人们经验上可感知的经济全球化，它是整个全球化的基础。当今，经济全球化更为深入、全面，跨国公司活跃于世界各地，劳务输出和移民潮力度加大，它们同样是经济流动性的必然产物。总之，认知和界定全球化，必须首先认知和界定经济全球化，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其三，文化维度。
文化维度在认知和界定全球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感知时空压缩和经济全球化之后，人们日益感受到全球性联系与流动带来的文化冲击，于是身份认同、民族认同、观念认同、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关系，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的关系，全球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建立在一体化大众传媒基础之上的文化全球化，特别是消费文化等，就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尖锐的问题，全球化理论上的统一性与文化多样性如何协调，这无疑是全球化内涵之中的应有之物。
其四，社会维度。
全球化的社会维度表达的是对区别于国家的社会领域和社会事务的关切。社会不同于国家，近代以来，国家的地位日益提高，到20世纪达到顶峰。反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则呈下降趋势。全球化的不断扩展与深入，把反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课题提上日程。既然国家不能也无力包揽全部人类公共事务，既然政府管理和市场管理都有失误和失灵，那么审视、提升社会作用，加强社会的自我管理，塑造一个有序的社会就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与全球化社会维度相关的问题与现象有：NGO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全球社会的建构与前景，社会管理与政府管理的关系，移民、信息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应对等。可以肯定，全球化的社会维度如同文化维度一样，在全球化认知与界定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
其五，国家维度。
这是全球化的最核心维度，因为全球化的各个维度都关涉国家，指向国家，挑战或要求超越国家的领土性、主权性，以及对权力和公共生活管理的独占性、垄断性。时空压缩、全球生产、全球贸易、全球金融、全球市场、全球意识、全球伦理、普世价值、全球社会，无不意味着突破国家这一体制的空间界限和种种制度安排，建立起能够回应、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联系与流动的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正因为如此，全球化对国家的冲击，与国家的关系，就成为全球化理论与实践中最尖锐最核心的议题。它主要是政治性的，但又不能简单等同和归结为政治维度，包含着更广泛，更深刻的内涵。
其六，权力维度。
人类的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权力，在国家依旧是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时代，更无法摆脱权力的渗透与影响。全球化的权力维度就是要人们认识和思考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关系，包括权力的产生、运用、比较。全球化的不平衡性导致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主动者与被动者、主导者与随从者、赢家与输家，而这种分野的尺度就是在全球化中所拥有的权力。所以，权力维度不可忽视，全球化的进程充满着权力的博弈，也要求权力的重塑与再分配。
其七，冲突维度。
如果承认权力伴随着全球化进程，那么势必承认冲突与矛盾也是全球化的应有之义，两者都建立在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不公正性、不确定性基础之上。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与不公正性不仅意味着发展程度的差异，更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存在不公与偏差，从而引起寻求公平与正义的冲突。而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在制定和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时，由于所处地位、发展阶段以及价值偏好的不同，出现相互抵触与不协调。这就是真实的全球化。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富人与穷人、环保主义者与片面追求利润与经济效益的政府或跨国公司、种族主义者与反种族主义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以及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本土价值与普世价值，总之，从物质层面到精神文化层面，无不存在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冲突与矛盾，所以，冲突的维度不能忘却或丢弃。
其八，治理维度。
治理维度着重于国家体制及其局限被突破后，新的社会关系与组织框架的定位，新制度的构建，以及新价值、新伦理的塑造。从长远角度看，全球化的确要“化国家”“去国家”，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与秩序。但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治理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震荡与冲击，治理方兴未艾的全球性问题，要协调国家治理、国际治理与新的全球治理的关系，要推进政府（国家）、市场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全球共治，要探求超越传统的国家民主的世界主义民主，探求公民多种身份的可能与机理。凡此种种，都是全球化的治理维度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其九，过程维度。
过程维度的重要性同样不可低估。全球化的过程维度要求我们不仅从现象、领域角度认识全球化的客观性，复杂性，还要从过程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历史性、变动性、多元并存性，以平和的心态、理性的思维对待全球化。有了过程性思维，明白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就会关注全球化的演进与变动，就懂得全球化不可能是线性发展，其间必有反复与波动，就懂得全球化在理论与本质上所追求的统一性，是以多元并存为前提的，就如同中国的和合文化一样，追求大同，保持和肯定多元，就懂得全球化是复数而不是单数的，它必须妥善协调和解决全球化所体现和要求的新质，与传统国家体制、价值的冲突与矛盾，而不是简单地斩断与国家的联系，甚至抛弃国家。
毫无疑问，理解全球化必须坚持多维度、多角度。那么，从全球化的定义上讲，能否有一个更简洁的概括呢。学者们作出了努力。赫尔德给出过两个相近的定义。一个是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个（或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72]另一个是“全球化指人类组织规模的变革或转变，使得遥远的共同体相互联系，并在全世界扩大权力关系的影响力”[73]。吉登斯指出，全球化“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74]。“从整体上讲，全球化正在使我们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75]笔者本人认为，从高度抽象的、哲学的角度上讲，“全球化是指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进程与趋势”[76]。
借鉴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对全球化作出如下界定：全球化是指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不断增强的，全方位的交往、联系、流动与相互影响的客观进程与趋势，并导致人类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从国家性向全球性（从国家坐标向全球坐标）的根本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