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全球化与异军突起的民粹主义
随着特朗普现象与浪潮的冲击，当前国际社会充满了对全球化的悲观和对民粹主义的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全球化的理性评判与反思，对民粹主义的全面审视与认知，已成为当下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和正视的重大现实问题，更是学术界必须探究和回应的学理性难题，它将直接关涉今后国际社会发展的议题与进程，影响人类的前途与命运。
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或甚嚣尘上的全球化终结论、死亡论，是2016年评判全球化的主旋律，几乎遍及国内外政治界与学术界，更充塞于大众传媒。这种境况固然是当下特朗普现象的产物，但实际上还可以上溯到本世纪初，即“9·11”事件。换言之，至少从“9·11”事件起，经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直至当下特朗普竞选成功和英国脱欧等重大国际事件的爆发，这种全球化悲观论、死亡论才达到顶峰。但是，当下这种主流的见解存在许多片面、模糊、情绪化的认识，很难经得起严谨的理论分析。可以说，全球化悲观论源于全球化被误解，而被误解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全球化被仅仅或主要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与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262]这种见解曾遭到罗兰·罗伯森的批评。他指出“全球化讨论在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了我打算称之为经济主义的形态”[263]，这是很不幸的。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后，罗伯森所批评的对全球化的经济主义的误解，依旧主导着当前对全球化的认知。关于全球化的种种悲观言论，基本上都以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萎缩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为依据。而对于全球化如何从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组织模式、治理结构、价值观念却视而不见。
第二，混淆了全球化的本质与现象。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打破和超越领土、国别、民族、领域等各种界限与边界，展示人类日益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类主体求生存、谋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整体性文明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这意味着，全球化之精髓与要义是冲击和打破人们所熟悉并依赖的社会生活的组织结构、治理模式、权力运行方式，以及国家主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将人类文明的发展纳入马克思早在一百七十多年前所说的“世界历史”的轨道。而当前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大都停留于一种现象分析，聚焦于全球化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性以及全球治理的困境，回避或未涉及对全球化本质的评判。由此导致，把全球化不当的政策带来的负面性和诸多挑战归罪于全球化本身，从而得出全球化即将死亡的悲观结论。但事实却是，全球化本身的进程并未终止，被终结的应该是全球化的不当政策和意识形态化的全球化观念。
第三，忽视了全球化的过程性与阶段性。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必然体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此，中外学者都进行过研究。我认为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15世纪之前的全球化渊源与萌芽期，15世纪至19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成长期，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成形与反复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提升与变革期，而每个大的历史时期又可划分为若干个阶段。不讲过程，不分阶段，简单、笼统地讲全球化已经逆转，并即将死亡，这是一种非历史观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最新的一轮全球化，也是与当代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全球化，可称之为当代全球化。作为当代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它经历了启动、高潮、下行三个时段，20世纪70-80年代为启动期，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高潮期，而2008年至今则可视为下行期。因此，当我们讲当代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正处于下行、退朝时段，这是客观的、毫无争议的。但如果缺乏明确的过程和阶段意识，笼统地讲全球化正在下行并走向终结，那就丧失了科学性与客观性。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是成绩最辉煌、影响最深刻的一个阶段，也印证了几百年来，全球化历史性前行的趋势。它在当下的退潮与下行，并不能抹杀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四，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被误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也是一种很有市场的见解，遍及国内外，也广泛存在于平民与精英之中。由于被定位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要承担全球化的负面性和种种罪名，而批判者们则由此获得了合法性和历史性批判权利。但这种见解是片面的，经不住学理的分析。具体而言，一是未区分资本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是生产的要素之一，而且是最重要、最活跃的要素。资本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展的内在要求。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全球化最突出、最抢眼。它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泡沫和国际金融危机。其功过是非，评价不一。但其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的客观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为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在加大对外投资，重视资本的全球化。而资本主义全球化则附着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鲜明色彩，具有强烈的政治与价值导向，是不可与资本全球化同日而语的。二是未区分历史上的全球化与当代全球化。历史上的全球化是指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全球化，它体现为西方中心、阶级中心、国家中心，并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向全球的扩张。而当代全球化则开始超越西方中心、阶级中心、国家中心，张扬和凸显人类的整体性和利益的共同性。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全球化，那么20世纪70年代后的全球化则不宜称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尽管西方国家还在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弄清这两者的区别，对于我们理性审视全球化十分必要。
第五，全球化的价值导向与内在理念被理解为自由主义。毫无疑问，自由主义的确是全球化的最基本的理念与价值。这表现为，自由主义坚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开放性；重视国际机制、国际合作；倡导自由、权利、民主、公正等普遍价值。而这一切的确指导着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但是，由于自由主义本身已多元化，并充满歧义，特别是宣扬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和美国力推的“华盛顿共识”，更是难以得到世人认同，所以，把全球化的价值与理念归结为自由主义，容易使全球化背负污名。不言而喻，当下的全球化下行论、终结论正是从这种误解中找到了一定的依据。化解这种误解的关键在于，明确全球化更核心、更基本的价值指向是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即对个人权利与利益的尊重，特别是对由个人组成的人类整体性的强调与关怀。显然，全球化的这种价值指向是与其本质密切相关的，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是全球化理念与价值之根，自由主义要服务于全球主义，而且由于自由主义的歧义性，最好慎用。
以上分析都是为了指出当下似被视为定论的全球化下行说、终结论，其依据与论证并不充分，大都建立在被误解的全球化基础之上，或者仅局限于全球化的现象。而客观的全球化，本质意义上的全球化，其进程与趋势并未逆转。这是因为，其一，全球化的两大动力不仅客观存在，而且继续强化。这是指生产诸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与组合方兴未艾，技术的不断进步支撑并推动着各个领域的全球性交往。其二，相互依赖已成为人类的内在生活方式，全球相互依赖加深的进程仍在继续。其三，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当代人类社会的这三大共同，不断打破种种区隔与边界，开辟着人类作为类文明的新前景，凝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执悲观态度，而是需要更理性地认知全球化本质，认清它对传统社会结构、治理模式、权力运行方式的影响。简言之，认清立足于国家主义的一整套体制、机制、秩序、规则的不足及其与现实国内外事务间的张力，积极促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变革，治理全球化进程中不当政策和意识形态化观念所造成的诸多问题，推动人类文明在曲折中前行。
与理性评判全球化同等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深刻认知来势迅猛的民粹主义。自19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兴起并影响世界之日起，民粹主义从未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消失与缺席，就此而言这一轮民粹主义的异军突起应该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它又的确让国际社会有些吃惊。这是因为，当下民粹主义之浪潮涌动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反体制、反建制、反精英之特点异常鲜明。主流的政党政治和体制内的精英受到颠覆性的冲击，沉默的多数凭借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宪政的框架内，完成了权力的更替和政策的转换，国际社会面临着一次大变局。诡异的是，无论是民粹主义的左翼还是右翼都从不同角度打出了反全球化的旗帜。左翼民粹主义强调的是全球化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资本外流导致的就业危机，要求平等、公正。而右翼民粹主义则关注全球化的开放性所带来的移民问题，强调的是民族与国家利益、种族纯洁性。尽管如此，关于全球化与本轮民粹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还远未清晰，认为全球化的弊病导致本轮民粹主义兴起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有待更深入的梳理与探究。当下最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民粹主义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将产生何种影响。
首先，来看看民粹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我的一个总判断是，国际社会会发生整体性向左的转向。也就是说，无论是各国的国内事务还是国际关系，都会更明显地表现出向左的特点。这里，“左”“右”之分，是以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来划分的，可能与西方国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国际社会整体性向左转的具体表现是：
第一，突出国内贫富差距、公平等问题。奥巴马承认美国贫富差距加大，指出1979年，1%的美国人获得7%的总税后收入，而2016年，这1%的美国人却获得17%的总税后收入，这表明分配正义和社会平等问题的确非常突出。而主张分配正义和社会地位与权利的公平，正是民粹主义的基本诉求，也是其坚守的伦理价值，这一点无疑是应该肯定的。第二，凸显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对抗。正因为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加剧，所以平民对精英及其所把持的现有体制、秩序持批判、反对的立场，社会撕裂为两大阵营。受损的中产阶级难以扮演平衡者的作用，甚至站到平民一边，共同抵制现有的政党政治和国家体制，从而大大增加了社会动荡与对抗的风险。第三，革命性话语、阶级分析的思维会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由于社会撕裂，动荡加剧，平民与精英、穷人与富人、体制外与体制内这样的身份对立将进一步强化。于是，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被弱化的革命性话语和阶级分析的思维、视野有可能再次受到青睐。第四，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进一步加强。民粹主义本身就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密切相关。当民粹主义的诉求与锋芒指向反对资本外流，反对贸易自由化，反对移民，片面维护本国、本民族利益时，它就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同流了。当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家的工具，寄希望于具有个人魅力的强人来维护自身和国家利益时，个人的自由、权利就丧失了，其后果则是个人专制。而专制的个人总以国家代言人自居，倡导并推行国家主义。希特勒明确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既不把个人也不把人类作为其考虑问题、发表意见和做出决定的出发点。他有意识地把国家当作他整个思想的中心……国家社会主义要求保护民族，必要时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必须使每个人逐渐认识到，他的自我同整个国家的存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264]这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与警觉。第五，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由于本轮的民粹主义以反全球化、反建制为特点，并且以发达国家为主角，所以全球治理将遭至自20世纪90年代初倡导和推行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是因为，以往讲的全球治理困境与当下和今后面临的困境已大相径庭。比如参与赤字，以往更多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民众参与不足，而今天变成了发达国家及其民众拒斥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以往批评全球治理机制的不配套、不协调，低效率，意在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而今后可能要担心的是全球治理机制向国际治理机制的倒退，以及相当程度的裁减与失效，因为不少发达国家的政府已发出了明确的孤立主义、国家主义的信号。这是我们必须准备应对的现实。
其次，来分析一下民粹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有着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从历史悠久的均贫富主张，到近代以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直至“五四”运动及其随后的激进革命，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找到民粹主义的影子。随着当代中国的再次崛起，大国心态，中华民族优越感也有所抬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明显膨胀。所以，从政治生态上看，当下的中国，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由于当代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主要受益者。所以，我国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倡导贸易自由，力主对外投资，坚持经济的对外开放，并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战略，试图引领全球治理，推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战略与政策，无疑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表现出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调，更彰显了与国家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上述事实表明，中国的国内外事务与政策存在一定的张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这两个大局面临着如何更好地统筹与协调的问题。从民粹主义将如何影响中国来看，以下两点是比较明确的。第一，世界性的民粹主义会进一步鼓舞国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从而导致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继续向“左”转。其具体表现是，国家治理可能会进一步被国家主义所绑架，成为缺乏民主法治依托，只讲强化治理能力的国家治理；民粹主义对个人魅力型领袖的迷信可能会导致我国政治生活中个人专制传统的复活；民主、法治的推进，公民权利的保障都可能与民众的期盼有较大距离，甚至被搁置；试图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的思潮与行动会继续加强，社会的分裂将加剧。第二，世界性的民粹主义会严重阻碍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大战略，今后外交事务将遇到更多困难与挑战。具体表现为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的协调，由于发达国家的反对会放缓，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贸易摩擦、投资冲突、市场争夺都会加剧；全球气候、难民等众多全球性问题的应对，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新政策会出现向国家间博弈的反弹，孤立主义、国家主义、现实主义将主导这些议题；中国国内的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对外投资的声音会加强，反全球化的思潮与运动将制约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大战略。
总之，世界性民粹主义的崛起，将会冲击国际关系的格局与全球治理的体制，并导致各国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政策的调整，给国际社会带来某种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理性应对，深刻总结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在曲折与反复中推进自身和人类不断走向更为理性与成熟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