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过程

基于中国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雏形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于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对于林毅夫老师等写作该书的缘由，2014年我参加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的该书出版20周年纪念研讨会时才得知：那时的林毅夫老师与现在的我一样年少气盛——不满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奇迹”的有意忽视。[29]《中国的奇迹》一书系统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重工业赶超战略与当时中国人多资本少的禀赋特征之间的政府干预矛盾，揭示了扭曲价格的宏观经济政策、资源计划配置和剥夺微观主体自主权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形成机制，用比较优势战略对东亚奇迹进行了重新解释，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战略转轨为比较优势战略与当时劳动力相对资本富裕的禀赋特征之间的相容，总结了发展战略渐进式转型的经验。可以说，《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基本上构建了关于发展与转型以及政府作用的新结构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基于全球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雏形是根据林毅夫教授2007年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一书，该书以《中国的奇迹》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将基于中国经验提炼的理论推广到全球历史背景下，以发展战略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提出了发展与转型一系列可验证的假说，如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收入分配、制度扭曲等的影响，并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各个假说进行了经验检验，绝大部分实证结果符合理论预期。新结构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形之作产生于2009年6月林毅夫教授于其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一个内部研讨会上，以他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和2007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两本书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反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的理论进展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与转型的成败经验，指出第一版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重视政府而忽视市场作用和第二版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重视市场而忽视政府作用的偏颇，提出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2011年3月，林毅夫应邀到耶鲁大学做著名的库茨涅茨年度讲座，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演讲全文发表于2011年出版的《世界银行研究观察》第26卷第2期，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2012年林毅夫教授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结束前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有关论文结集为《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系统论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所依赖的经验特征事实、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因势利导作用及其应用案例等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基于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验，以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观察，林毅夫教授又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及《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等书，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林毅夫等著的《新结构经济学文集》和《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等则系统探讨了新结构经济学各个子领域的相关研究。过去三年以来，我和林毅夫教授一直在编写的《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一书则试图构建起整个新结构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大厦。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威廉姆森所言，契约多样性可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研究无数谜团的起源”。并且，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choice），威廉姆森也将新制度经济学称为“缔约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contract）。同样，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结构多样性可谓发展中经济体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转型，以及政府作用研究无数谜团的起源。顺理成章，在我看来，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被称为“结构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structure），并不仅仅局限于发展经济学一隅，更不限于关于发展战略的比较优势学说，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范式突破。

（二）为何说现有的主流理论其实只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退化特例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遵循了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入手，即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不断加速，而这主要取决于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所推动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30]随着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对应的金融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区域结构（包括城市化）、开放结构（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周期结构、制度结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及相应降低交易费用的软硬基础设施结构等结构安排也需要随之升级。任何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变迁都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每一发展阶段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尽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相同，但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不同，相应也会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及其对应的其他经济结构安排。例如，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裕，但同时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有维持生存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采用传统的、成熟的技术，生产“成熟的”和“绿色的”产品。除了矿业和种植业，这些生产活动很少有规模经济。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一般而言相对较小，市场交换往往也不正规，通常仅限于在当地市场上跟熟人进行交易。这种生产和交易对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要求不高，只需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初级的基础设施就可以了。与之相反，位于发展阶段谱线另一端的高收入国家，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禀赋结构图景。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资本；因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各种硬件（电力、通信、道路、港口等）和软件（法律法规体系、文化价值系统等）等基础设施也必须与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场活动相适应，这种情形下的市场交易是远距离、大容量、高价值的。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就是这些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因此，处于全球结构变迁前沿的发达经济体的结构安排实际上只是全球整个连续谱的一个经验特例。

现有的主流理论大都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而从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对于它们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大多处于世界的前沿之内，它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后发优势。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面对的各种要素价格、风险因素和软硬件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也不一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及基础设施结构也不一样，不同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由于其特性不同，适宜的金融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区域结构（包括城市化）、开放结构（包括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周期结构、制度结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等各种结构安排也不相同。所以，适用于前沿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安排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忽视了这些环环相扣的结构性差异，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而极少数能够成功的国家的发展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原因。[31]如结构主义与“华盛顿共识”，都因忽视了经济体的禀赋结构、生产结构及对应的其他结构安排环环相扣的内生差异性而失败。所以说，单单基于处于人类社会整个连续谱结构变迁前沿的发达经济体的结构安排这一经验特例的西方主流理论，对于处在整个连续谱结构变迁不同阶段的广大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是理论陷阱。一个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其结构未能有动态的变迁。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主张，遵循一国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升级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升级产业结构，促进收入增长，消除贫困的最好办法。发展中国家的适宜性目标不一定非得是最前沿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以后者为标杆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既然结构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每一阶段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基于整个连续谱结构变迁前沿的发达经济体这一特例的西方主流理论不具有普遍性，那么新结构经济学就试图构建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科学，来理解人们在结构变迁过程中观察到的、关于持续增长的各种特征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说基于经济结构前沿的发达经济体经验（如卡尔多特征事实）的主流理论其实只是基于整个世界经济结构变迁谱系经验特征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退化特例。换言之，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更为高阶。[32]

（三）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33]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非常庞大，涉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问题的方方面面，但其逻辑体系围绕发展、转型与政府作用的论述却惊人地自洽并一以贯之。新结构经济学的中心思想，亦即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旨在揭示结构变迁规律、结构转型规律、结构变迁与转型中政府作用规律的十大原理。

首先，在发展层面上，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经济结构持续不断地升级所推动的劳动生产率及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最重要的原理就是结构变迁原理，即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规律的基本理论。如前所述，经济结构安排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新古典分析方法是其研究工具。运用新古典的标准分析方法和概念构建的基本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包括：禀赋结构的供给、禀赋结构的需求、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禀赋结构的供求均衡、自生能力、生产结构的竞争性均衡（即比较优势）、禀赋结构相对价格弹性、生产结构的禀赋结构弹性、禀赋结构动态变化、生产结构动态变化、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的稳态、结构转移动态等基本的静态一般均衡与动态一般均衡分析工具。[34]应用这些结构均衡分析工具得到的基本结论便是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结构变迁的基本原理，包括：（1）禀赋结构的供给原理——在给定时点，任何分析单位的禀赋要素及其结构是给定的，但会随时间而变化。这一原理看似简单，却道出了经济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约束条件。（2）禀赋结构的需求原理——不同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禀赋要素及其结构需求，例如资本相对劳动更密集的产业结构，以及发明创新相对模仿创新更多的技术结构对资本的需求比对劳动的需求更多。这一原理也看似简单，却道出了不同产业与技术最重要的经济属性差异。（3）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原理——禀赋结构的供求均衡决定了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其是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函数（更一般地说应称之为泛函或算子）。禀赋结构水平越低、生产结构越是资本相对劳动密集，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就越高。因此，从本质上讲，新结构经济学还是根植于标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价格理论的，只是其价格体系更加高阶，可以称之为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价格理论。[35]（4）最优生产结构原理——生产结构水平越高，边际产出越高，但是边际成本也越高，最优生产结构的条件是生产结构选择的边际价值等于其边际成本。这一原理也可以称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这一原理决定了新结构经济学与目前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不同之处——新结构经济学内生了新古典经济学外生给定的生产函数。（5）生产结构的供求原理——除了不同生产结构对禀赋结构的需求不同之外，由于不同生产结构的金融需求特征（如风险特征、资金规模、投资期限等）、人力资本需求特征（如教育、经验、技能等）、空间布局需求特征（如城市化、集群、区域布局等）、开放需求特征（如国际贸易结构、国际资本流动等）、周期需求特征（如不同产业的波动特征不同、模仿创新与发明创新的随机冲击不同）、制度需求特征（如不同产业或技术的资产专用特征或契约密度不同）、人口资源环境需求特征（如劳动与闲暇、生育、污染排放等）等不同生产结构性质维度是不同的，从而对对应的结构安排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只有当这些供给面的结构安排与生产结构的需求特征相匹配并随其变化而变化时才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这便产生了最优金融结构、最优人力资本结构、最优区域结构、最优开放结构、最优周期结构、最优制度结构、最优人口资源环境结构等最优的结构安排。因此，对应地，我们可以分别称这些最优结构理论为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最优人力资本结构理论、最优区域结构理论、最优开放结构理论、最优周期结构理论、最优制度结构理论、最优人口资源环境结构理论。这些最优结构理论便构成了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周期理论、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上述五条原理可以得到最优经济结构安排的结论，但是静态的，而下面这条原理可将其动态化。（6）结构变迁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互为循环累积关系，禀赋结构促进生产结构，生产结构促进禀赋结构，如此不断循环累积就是经济发展的密码——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相辅相成的结构变迁推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快速的结构变迁阶段，即生产结构对禀赋结构富有弹性时，禀赋结构的回报率不会随禀赋结构的积累而降低，从而出现高储蓄高投资高速推进禀赋结构升级，进一步推进生产结构升级，快速的循环累积实现超高增长。这些原理的要点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循序渐进小步快跑地实现最优的结构变迁，这便是少数成功经济体的秘诀，也是绝大多数失败经济体的病根。

其次，在转型或改革的层面上，新结构经济学也承认任何经济体在任何时间内，其结构变迁过程不可能严格遵循上述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结构变迁基本原理所描述的最优结构变迁轨迹，违背比较优势结构变迁的情景是普遍存在的。有许多因素影响一个经济体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比如历史因素（被殖民、战争经历）、思潮与意识形态、领导人的偏好、国家的大小等主客观原因。同时，过去最优的结构安排在新的禀赋结构条件下已经不是最优安排了，均需要转型调整。结构变迁违背比较优势就不可避免产生扭曲，结构扭曲阻碍结构升级，成为发展的根本障碍。这就延伸出至关重要的结构转型原理：（7）自生能力原理——违背比较优势（或偏离最优生产结构）的生产结构中的生产者不具备自生能力，即能够在开放、自由的完全竞争市场上获得正常利润的生产者具备自生能力。生产结构中缺乏自生能力的生产者的多寡是结构转型最重要的约束条件，也是各种扭曲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这就延伸出转型规律最基本的一条原理：（8）最优转型速度原理——消除结构扭曲便是转型的收益，然而由于扭曲的生产结构与技术结构，以及其他结构安排中的生产者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消除扭曲会迫使其破产并引发相关代价，这便是转型的成本。最优的转型速度是转型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收益。这实际上是新结构经济学关于如何认识并消除扭曲抑或关于改革的一般原理：首先，结构变迁要时刻遵循比较优势才能避免结构扭曲，但这很难做到；其次，如果偏离了最优结构变迁路径，那么需要采取渐进转型方式消除扭曲。这便是转型“休克疗法”破产的根本原因，也是新结构转型经济学与华盛顿共识下的转型经济学的不同之处。

最后，在政府作用层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在结构变迁与转型过程中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里，任何违背比较优势的政府干预均会对结构变迁产生扭曲。然而，在存在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禀赋结构、具有溢出效应和协调困难的生产结构与技术结构的结构变迁过程中，市场自身难以处理这些问题，甚至市场本身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来构建和推动。[36]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会成为结构变迁的障碍。因此，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结构变迁与转型，这就是：（9）结构变迁与转型中政府作用的定位原理——与前述结构变迁不可能自始至终按照最优结构变迁轨迹行事一样，由于市场自身不能够在每一阶段都充分利用连续但不一定平滑的结构变迁的后发优势，现实中政府往往需要越过在结构变迁与转型过程中的理想定位，激励市场充分利用后发机会，但这也可能引起不良后果。因此，这便得到：（10）结构变迁与转型中政府作用的最优干预原理——与前述消除扭曲的新结构经济学结构转型原理一样，最优的政府干预程度和最优干预结构也是其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权衡取舍的结果。现实中的政府在结构变迁中的行为是复杂的，不能够想当然地判断其该还是不该，需要弄清楚政府在决策时面临的具体约束条件和权衡取舍问题，尤其是结构变迁与转型不同阶段的特殊情况。

（四）新结构经济学对更新经济学学科的潜在可能贡献

上述旨在揭示“结构变迁规律、结构转型规律、结构变迁与转型中政府作用规律”这三条基本规律的新结构经济学十大原理构成了新结构经济学关于发展、转型与政府作用这三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宏大主题的完整理论论述。可以看到，这套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实际上系统地运用主流标准的新古典方法将结构全面引入了缺乏结构的主流理论体系之中，使得缺乏结构的理论体系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退化特例。因此，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视角的创新可以自成体系地将结构及其分析逻辑引入各个传统的经济学子领域，构建起诸如新结构增长理论、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创新理论、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周期理论、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子学科领域，这些领域便构成了整个新结构经济学完整的学科体系。当然，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目前远未成熟，依然在不断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