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理论基础

2.1.1 古典经济增长研究

在这一时期，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不同，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以亚当·斯密为旗手的古典经济理论更为关注的问题，而前者则以资源配置为核心议题。李嘉图、马尔萨斯对经济增长同样有着重要的思想贡献，我们今天所研究的现代增长理论中，时常可以发现他们当年的思想光辉。

亚当·斯密写于1776年的《国富论》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在这部巨著里，斯密将增长论和劳动论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斯密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总是取决于就业数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积累可以扩大资本存量，这将有助于提高劳动就业数量，更快的经济增长因而可能实现。与此同时，劳动分工也在不断深化，由此将进一步引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财富的创造最终要靠劳动，因分工而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劳动在全部劳动中所占比例，这两者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化的分工，需要积累起一定的资本作为基础。换言之，资本积累决定了劳动分工能否发生及其所能达到的细密程度，而分工则又能决定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根据这个思路进行分析，在促进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是厥功至伟的关键因素。亚当·斯密断言，要想增加国民财富，其终极途径离不开两条：一是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要增加；二是劳动者的生产率要提高。要实现前者，则必然要增加总工资，为此就要增加资本；对于后者而言，则需要投入资本来改良生产设备，增加先进的机械和器具，而做到这些也离不开先前资本的积累。所以，扩大再生产，无论是外延式的还是内涵式的，其基础都是资本的积累与投放。

在产业部门的差异上，亚当·斯密创造性地提出，农业部门之所以出现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部门的现象，是因为该部门的劳动分工程度远不及工业部门。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资本积累的作用变得不可替代。斯密指出，“资本的不同用途，对国民产业量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量，会直接发生不同的影响”。他还认为，资本的产业投向遵循一定的顺序，一般来说，应该是先农业后制造业，最后再投向国际贸易，这个顺序又被称作“自然顺序”。斯密还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然趋势，这一点对于每个处于发展中社会的资本来说也毫不例外，“首先是农业，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国外贸易”。斯密相信，人们的投资行为在一切拥有领土的社会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这种极其自然的秩序总是在左右着资本的流动方向。“总是先开垦了一些土地才能建立很多城镇；正是城镇里那些粗糙的制造业的持续经营，才使人们投身于国外贸易。”

大卫·李嘉图在研究中对有形资本的积累情有独钟，他认为这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指出，资本主义要积累资本和发展生产，则需要保证一定的利润率。李嘉图认为，由于自然禀赋如土地等是固定的，人口的增长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从而推动工资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这样一来就会降低企业追加投资的激励。只要工业部门长期的工资成本不上升，投资的利润率就不会下降，此时企业的利润可以持续地用于再投资，从而有望实现生产和就业的持续增长。但是，事实上自然禀赋如土地等总是相对固定的，所以人口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从而推动工资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以致降低了追加投资的激励。这种固定的土地资源禀赋制约工业化发展的机制也被称为“李嘉图陷阱”。因此，经济增长过程不单单是工业部门本身的发展，而且关乎农业部门的发展。在斯密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李嘉图对收入分配和对外贸易进行了重点研究，他认为，劳动力的多少、分工的细密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水平，都是由资本数量及其积累状况所决定。资本家在消费后，其净收入的剩余部分是否追加投入到生产之中，以及在生产中追加投入多少，这是关系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与斯密强调增进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促进增长不同，李嘉图更为关注的是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他因此将经济分析重心转向收入分配理论。在国民财富是什么的问题上，李嘉图与斯密的观点接近，都将其与一国商品生产物总量等量齐观；对于财富和价值，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相信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异。前者由商品的多少决定，而后者则与商品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有关。提高劳动生产率，其直接成效是可以成倍地增加商品的数量，也就是财富，但同时却使单位商品的价值下降，因为包含于其中的劳动有所减少。基于这种分析，要想同时增加财富和价值，我们可以增加劳动者，这样劳动量和商品数量都实现了增加；如果只想增加财富而不考虑价值，则可以在劳动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效率，是李嘉图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源泉。

在李嘉图看来，如果一国在资本增长的同时使人口保持同比例增长，土地收益递减的趋势并不能通过技术进步来弥补，那么该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就难言乐观。但也有例外，即开放其经济，通过国际贸易，来使其财富和人口实现持续的增加。利用世界市场，可以在一个规模更大的空间里，运用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调丰补缺，便可以消除因本国国内市场规模狭小而引致的种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在国际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土地资源衰减就不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了。李嘉图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利益转移的过程，增长问题必然与分配问题相联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将是深刻的，不仅令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发生重组，要素的配置不同使得价格也不再一成不变，进而影响整个利益分配的格局，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也会因此而与之前完全不同。李嘉图主张从利益关系入手，通过调整利益分配来促进经济增长，这就要求对市场现状进行改变。财富不取决于价值，而取决于产品数量。由于边际生产递减，在收益递减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也会趋于停止。鉴于人口的增长和土地质量的下降都会导致边际收益递减，因此，需要对有限产出下的收入分配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李嘉图的这些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直到现在，还被不少研究当代经济增长的理论流派奉为圭臬。亚当·斯密在研究增长理论时，对资源约束问题有所忽视，没有对人口压力进行深入的分析，但李嘉图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否定了资源的无限供给可能，这显然是难能可贵的。此外，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到底有哪些利弊，国际分工在整个经济增长机制中到底起到了何种作用，李嘉图对此也进行了不遗余力且卓有成效的研究，这对于当时的诸国发挥自身优势，突破某些要素短缺的制约无疑起到了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作用。否则，只着眼于国内的封闭市场，要素优势便无从发挥，国民财富的增长势必受到极大的限制。最后，李嘉图指出了社会财富与积累之间的交互关系，指出积累源于社会财富，同时又反过来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这对理论界和社会公众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穆勒认为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的三要素，人口增长、资本增加、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长期来看，资本投资的利润率会不可避免地趋于下降，人口和资本也将不再增长，但生产技术和人类自身仍将持续发展，到那个时候，经济增长将会进入所谓的“静止状态”。马尔萨斯从人口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经济增长理论，在他看来，人口的增长总是快于生活资料的增加，前者遵循的是几何级数而后者顶多只是算术级数，如果以人均的概念来度量，则产出和生活资料都无法持续增加。人口的压力是持续的，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压力势必会导致社会发展中的灾难性后果。

2.1.2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马克思在建构其理论体系时重点考察的内容之一，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成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析劳动生产力的变动时，马克思对经济增长因素给予了充分的考量。决定劳动生产力的诸因素，往往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劳动者的素质、科技水平、生产组织形式、规模经济和资源条件等。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生产效率受土地等自然条件的影响。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推动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首先要依赖资本积累。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他们会不断地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规律。新的技术应用于生产之中，可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而能够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实现条件时，马克思综合运用了他的系统理论，如劳动、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等，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性质进行阐述。

马克思认为，资本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看来，投入到商品生产中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以及资金都是资本。从本质上说，资本是劳动的积累。当资本家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便有了资本积累。马克思认为，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资本家不会消费全部的剩余价值，而是将其一部分以资本的形式投入到下一轮生产中，雇用更多的劳动力，以实现扩大生产规模的目的。资本在使用中的数量和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在积累财富的同时，贫困也同时积累起来。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这样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生产力也就越大，整个产业的后备军就变得日益庞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再生产扩大的同时就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大。社会总资本的配置遵循一定的规律，在生产和消费两大部门间以及两大部门内部，资本都会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是社会总产品的两种实物形态，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是社会总产品的三种价值形态，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社会总产品都会保持一定的运动，这种运动是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前提和出发点。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产业资本的循环分解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个阶段，指出二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完整的产业资本循环。生产过程可以分为购买、生产和售卖三个环节，与其相对应，产业资本在三个环节中有不同的职能形式，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资本首先以货币形态购买生产资料，然后生产出商品，再在流通过程中出售，最后和增值部分一起回到货币形态。这种循环运动周而复始，以持续不断地实现货币资本的增值。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货币资本，它是另外两种职能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得以实现的基础。货币资本在起始阶段“表现为资本预付的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最后实现增值回收，在生产的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在销售阶段实现剩余价值。

2.1.3 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1）资本的内涵演进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为经济学基本概念的资本，其内涵也在持续的丰富和完善之中。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不同的经济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主题，会产生不同的研究成果，从而对资本的范畴也常常会有不同的理解。正因为此，资本下一个确切的、能揭示其各个方面本质属性的定义并非易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能够为资本作一个具体明确、兼顾各方、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

与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相同步的，是重商主义思想。在重商主义者眼里，货币被看成是唯一的财富，财富的源泉在于贸易，唯有贸易才能积累货币财富，形成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被认为决定性地支配着产业资本，因为其乃“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威廉·配第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对重商主义者的看法并不苟同，他认为货币只是一般的财富，社会财富还有其他的存在形式。货币进入流通渠道，则具有资本的属性。在《赋税论》中，他深刻分析了税收与国民财富，以及与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税收是来自于从事生产和贸易活动并且因此给社会增加物质财富的人，那么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正确的做法是对不生产任何物质财富或者是不生产有社会实际价值物品的人征税，再把这些征税的收入通过国家向前一类人进行转移，以用于有价值物品的生产，这样会增加全社会的财富。税收可以作为政府的一个有效工具，用以激励大家去竭尽所能地增加社会财富。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法国重农学派的开山鼻祖，弗朗斯瓦·魁奈开创性地对资本与货币进行了区别，揭开了资本研究的序幕。魁奈在《人口论》中指出，财富是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有效地积累并正确地使用财富是至关重要的。要创造财富，或者是用自己已有的财富，或者是借助他人的财富才可实现。有了财富，人们才可以去消费，各种需求才有被满足的可能。资本只是物质资料，以供农业生产之用，生产资本尤其如此。而货币并非真正的财富，它不能直接用于生产，也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生活所需，充其量只是获得这些物质资料的手段。从本质上讲，资本就是农业生产中用到的物质资料，其数量就是预付到土地上的这些物质资料的量。财富若用于维持人的日常生活，就是消费性财富；若用于生产财富，那么就是生产资料。由于当时小农经济在法国占有重要地位，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魁奈认为是农业创造了社会的各种财富；而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只是一种流通手段；工业附属于农业，因为它的作用只是对现有的农产品进行一些加工；对外贸易也无法创造社会财富，它只是一种交易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等价交换。

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物质资本的形成是客观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资本在亚当·斯密看来，具有两重意义，其一是作为保留起来的资财，以获得未来收入。一个人“所有的资财，如足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自然希望这笔资财中有一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因此，他所保留的只是适当的一部分，作为维持未来一段时间生活的保障，而其他的部分会用来进行取得收益的投资。这样，理性的人会谨慎地安排他的财富，一般都会分成两部分。“他希望从中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另一部分，则供目前消费”。其二是作为手段，以占有工人创造的利润。斯密认为，“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会被分为两个部分，他们自己的工资占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剩下的则被雇主拿走，这一部分就是投资的利润，是对雇主垫付原材料和工资活动的报酬。

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大卫·李嘉图指出：土地、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其产出的边际报酬都是递减的，这将使得一国的经济增长最终陷入停滞。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抵消土地报酬递减效应，随着主要生活资料谷物价格的不断提高，货币工资也随之提高，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利润率的持续下降使得资本家资本积累的动机和动力消失，储蓄和资本积累完全停止，社会将进入简单再生产的静止状态。对于资本积累来说，保持一定水平的利润率是完全必要的。

（2）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Solow（1987）认为，经济增长研究至少应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密很早就提出，一国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生产劳动的条件取决于前期资本积累的数量，资本量则是上一年收获的谷物中用于雇佣生产劳动的谷物数量。因此，资本的唯一形式就是那些以谷物形式存在的工资基金。国民收入中用于雇佣劳动的部分所占的比例越大，国民财富增长率越高。斯密认为，“资本增长的直接原因是节约而非勤劳”。他在《国富论》一书中分析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斯密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积累，一是资本配置。资本积累决定了社会劳动分工，从而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资本积累。斯密所说的资本，不仅包括工具，如材料、机器设备、厂房等物质资本，而且还包括了“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即人力资本。

自《国富论》问世以来，如何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始终是困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化，这种困扰在当代显得尤为突出。在人类有文字记录的文明史上，很长时期内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出现极大的提高，这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缺少突出的技术进步，再一个是资本的积累还不够。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约翰·凯恩斯认为，当资本向一个部门增加投入时，该部门的收入会当然增加，同时其他相关的国民经济部门的有效需求也会得到刺激，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收入也会增加。这会引起一种连锁反应，总产出的最终增长将会是最初那笔投资的若干倍，这种连锁反应带来的就是投资的乘数效应。

对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充分利用，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源泉（Kuznets,1952）。进入20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的技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动能，一些经济学家如Thodore Schults, Robert Solow和Gary Becker等发现，单纯用物质资本投入已经不足以解释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了。资本除了物质资本之外，还应该有所谓的“非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就是其中一种。Rebelo（1991）, Barro（1990）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必须通过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参与才能体现。对资本内涵的认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正如Mankiw（1995,2003）所言，所有的实操的宏观经济学家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研究，都是以简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开始的（Abel &Bernanke,2001; Barro &Sala-i-Martin,2003）。

（3）新古典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

①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社会的生产活动，一部分是用以生产直接消费品，除此之外，另一部分则被用来生产可提升生产效能的物质资本，如机器、工具和交通器材等，这样，资本形成便开始了。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从现有的资源中将一部分抽调出来，变成存量资本品，为的是提高生产能力，从而在未来生产出更多的可消费产品。资本形成就是对未来生产能力的投资。萨缪尔森也指出，设备、房屋和存货等社会实际资本，由于资本形成或所谓的“净投资”而实现了净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有着共同的基础，却又有不一样的建树。在20世纪中后期的30年里，新古典综合派以索洛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创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而另一些人如卡尔多等，则独树一帜地创建了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模型。

罗斯托在他对经济增长分析的史学回顾中，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认为经济增长一直建立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某种形式的普遍等式或者生产方程之上。罗斯托说，不论是休谟的经济短文，还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事实上都可以用Adelman（1958）提出的公式进行概括。一国的经济增长能力可以归纳为：

Yt=F（Kt,Nt, Lt, At, St）

这里，Kt、Nt、Lt分别代表资本存量、自然资源和劳动投入，At代表知识或者技术水平，St代表社会文化安排，或者社会能力（Abramovitz, 1985）。这个普遍的等式包括了经济增长的直接和基本原因（Nelson, 1996）。罗斯托考察了西方国家由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他认为增长源自储蓄，只要能够把国民收入的15%到20%从消费转化为可用于投资的储蓄，经济的增长水平就会大大提高。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和反映》中，西蒙·库兹涅茨以大量翔实的数据来支持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认为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先进技术所提供的只是潜在的可能，要想真正地发挥作用，需要充分地利用人类在历史中积累的宝贵文明成果，并有赖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配合。

②新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马”模型

20世纪40年代末，在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基础上，为了在经济增长与资本存量之间实现科学联结，Roy Harrod（1939）和Evsey Domar（1946,1947）创建了各自的动态模型。Harrod（1939）在“论动态经济理论”（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一文中，将凯恩斯的短期静态均衡国民收入决定理论长期化、动态化。哈罗德认为，储蓄率、利润率、产出与资本的比率是一国国民收入长期稳定平衡增长的决定因素。Harrod（1939）和Domar（1946）分别发表了论文“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和“Capital expansion, rate of growth, and employment”，由于二者都基于类似的理论架构、从长期和动态角度完善了凯恩斯理论，后人将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决定论认为，对经济增长来说，投资的作用体现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如果储蓄率保持不变，这时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一产出比率，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只要经济存在一个“合意的资本——产出增长率”，储蓄便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资本——产出比率决定了经济的实际增长率。

在满足模型相关假设条件时，如劳动力增长率、技术条件等，再将经济部门进行简化，国民收入可以分成两个简单的部分——消费和储蓄，则有Y=C+S。这里，Y为GDP, C=消费，S=储蓄。

均衡条件为，在此I为投资。I=S。

如果记Kt+1=（1-δ）Kt+It, st=sYt，这里δ为折旧率。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入资本产出比v=K/Y，即总资本存量K与总GDP（Y）的比值，则有vYt=（1-δ）vYt-1+sYt。

从而，（Yt-Yt-1）/Yt=s/v-δ, G=s/v-δ。

经济增长率在公式里由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率来决定，折旧率负向地影响经济增长。如果储蓄率提高而资本—产出率和折旧率降低，经济有望实现更快增长。折旧率的影响如果在这里不考虑的话，则有G=s/v。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借鉴了凯恩斯的一些理论如就业以及国民收入决定论等，但同时也有所不同。模型把相关因素如人口、资本还有技术等在长期内看成变量，对经济增长中它们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通过模型，我们可以很直观地发现，如果生产技术不变，资本产出保持恒定，那么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将直接由资本积累率的大小决定。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是决定性作用。

凯恩斯强调投资对于总需求的影响，而哈罗德和多马则强调投资支出对于增加一个经济体生产能力的作用。该模型是这一阶段的重大成果，其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证明了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Shaw,1992），是研究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基础。“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含义非常明显，它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增加可用于投资的资本资源（Bhagwati,1984）。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将研究精力集中在理解如何提高私人储蓄率的问题上，以实现欠发达经济体飞跃到自我可持续增长轨道的目标（Lewis,1954; Rostow, 1960; Easterly,1999）。

Bhagwati（1993）注意到印度不尽如人意的经济增长表现，并将其归咎为糟糕的生产率，而不仅仅是低迷的储蓄表现所致。增长与投资的关系有时看起来是松散而不稳定的（Easterly,2001a）。对于“哈罗德-多马”模型来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零替换假定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弱点。对于一个关注长期经济增长的模型而言，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不恰当的假定。在“哈罗德-多马”模型里，非常关键的资本——产出比率和资本——劳动比率被假定为常量。在一个增长的背景下，这意味着K和Y必须总是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方能维持均衡。同时，资本——劳动比率也必须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才能维持经济稳定均衡增长。再对劳动力与人口增长速度进行假定，那么就可以得到n=G=s/v，这将是一个纯粹的巧合。因此，这也被索洛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刀刃平衡”。

在模型中，一些主要参数必须保持精妙的平衡，稍有偏离，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储蓄率、劳动力增长率以及资本产出比率，当这些参数值异常变动时，失业的增加或是长期的通货膨胀就在所难免了。哈罗德对此解释，只有保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等，“刀刃平衡”方得以保持。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哈罗德-多马”模型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更深层次的关注。因为产能的增加可能被人口的增长所吸收，也可能导致人均收入的增加。因此，有必要对经济增长进行分类，包括广度增长和深度增长。如果GDP的增加被人口增加完全吸收了，人均收入就没有继续向上升的趋势了，这种增长是广度增长；只有当经济总量增加了，更多的人口数量才是可能的（Kremer,1993），广度增长已经成为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相当普遍的情况（Lal,2008）。人均收入与人口增长之间的正向的马尔萨斯关系的持续存在，导致了一次人口爆炸。但是现代增长要求人均收入和技术水平都要有相应的进步，这种特征导致了产出水平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反向关系（Galor & Weil,2000,2001）。

③“索洛-斯旺”新古典模型

索洛模型几乎是分析所有增长问题的出发点，即便是那些与索洛模型截然不同的模型，也常常需要通过与索洛模型进行比较之后才可以更好地领会，因此理解索洛模型是理解各种增长理论的关键。由于严苛的固定技术系数生产函数假设，Harrod-Domar经济增长只能是资本和劳动同时稳态的“刀锋式平衡增长”，充分就业的平衡增长只是侥幸的巧合（Solow,1956）。由于长期资本与劳动的相互替代，Solow（1956）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中，提出通过市场调整资本与劳动比例，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稳态经济增长，长期均衡增长率就是哈罗德所谓的由劳动增长率与技术进步决定的自然增长率。在“哈罗德-多马”模型条件下，很难取得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除非幸运之神奇迹般地降临（Solow,1987）。

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上述弱点，索洛建立了一种新的不含固定资本产出比假设的长期增长模型。Solow（1956,1957）在研究了美国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人均资本占用的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物质投资从长期来看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要想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外生的技术进步才是关键。这种技术进步，既无法用资本来解释，也无法从劳动角度给出答案，他将其视为“残差”或者“黑箱”。

新古典增长模型表明，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一个经济体通过资本积累来提高人均产出的能力是有限的，它受到一些因素的交互作用的制约：回报递减效应、人们的储蓄意愿降低、人口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给定的技术条件下，任何一个提高资本——劳动比率的国家，都能够实现人均产出的增长。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产出应该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在一个没有资本流动限制的开放经济的背景下，资本受到更高潜在回报率的吸引，应该从资本富裕的国家流向穷国，从而加快资本积累的过程。在索洛模型中，关键要素如劳动和技术都是外生的，只有资本是变化的。当每单位投资大于临界投资所必需的资本数量时，k将上升，并且在这种状态下，经济会经历资本深化；如果人均资本扩展到新增加的人口身上，实际人均投资经历资本泛化。单位有效劳动占有的资本存量变动，是人均产出变动的唯一来源。在稳态，k将收敛于k*，此时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将保持不变：

y*=f（k*）, y*=.k*=0

根据索洛模型，经济总是倾向于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而不管起点在何方。在平衡增长状态下，变量的增长率将表现为常数形式。人均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是人均产出增长的源头，但永久性的人均产出增长只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人均最优消费以及最优资本存量可以通过对储蓄率进行调节得到，从而实现所谓的“黄金律”增长。不过这种影响只是暂时性的，并不能长期持续。产出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受储蓄率的变化影响有限。投资经由储蓄转化而来，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深化，即人均水平实现了提高；另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广化，即装备了新增人口。

“索洛-斯旺”模型假设，储蓄会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其转化率假设为1，这和“哈罗德-多马”模型有所不同。由于采用了新古典“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中的资本与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给定劳动条件下，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在资本存量增加的过程中会递减，最终在特定值上实现了稳定，这样就解决了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出现的经济增长率不能自发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问题。由于模型对投资没有设定预期，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更易于实现，先前出现的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不稳定的现象得以消除。经济增长过程因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可相互替代而更具调整能力，这样更能反映真实的经济。劳动力的增长不仅是数量方面的，在质量方面如素质与能力上也有提高，它和技术进步一起共同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率。由此，索洛的长期增长模型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它告诉人们，技术进步、教育、培训等，是长期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更重要条件。

④新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建立和发展了以外在收益递增和知识外溢为典型特征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知识在积累过程中会产生正外部性，这些正外部性会带来非递减报酬。美国经济学家Romer（1986）和Lucas（1988）等把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引入新古典模型，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一些作为内生变量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知识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对资本概念的一种扩展，除了物质资本之外，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都属于资本积累的内容，在经济增长中同样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等指出，创新能带来垄断利润，这也是研发活动的报酬，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追求技术进步是其内在要求。以Barror（1990）为代表的研究则强调政府的生产服务；Becker（1990）等人的研究，则关注人口或劳动力的迁移以及生育率的内生选择，并且分别建立迁移模型和生育率模型来对相应问题进行分析。Barro和Sala-i-Martin（1995）指出，索洛模型的技术外生性假定，是显然难以令人接受的。Romer（1996）更是一针见血地评论道，“索洛模型把外生的因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Romer（1986）指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下，知识或技术成为厂商物质资本投入的副产品，知识或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使得总量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基于Arrow（1962）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理论，Romer（1986）提出技术进步是私人厂商投资于研究活动而产生的新知识，Lucas（1988）则认为技术进步是教育部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知识或技术溢出导致社会均衡的增长率高于竞争均衡增长率。Romer（1986）的知识溢出模型和Romer（1990）的研究开发模型，以及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成果。从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近几十年来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断演进。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逐步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过程。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如知识、人力资本等在经济增长模式中得到肯定，要素收益由递减假定向递增假定演化，这更真实地反映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实际。资本收益率在满足某些条件时，可以增长或者是不变，按人均来计算的生产水平可以实现无限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知识和人力资本。当增加投资时，厂商的知识存量也会跟着提高，而增加的知识存量又会对其他的厂商产生积极的影响，即具有外溢效应。边干边学使得厂商的知识水平持续提高，进而影响到整个行业。新知识作为投资和生产的副产品持续积累，使得资本的收益出现递增，经济的增长得以持续。Romer、Lucas、Stokey和Young、Alwyn等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Arrow（1962）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的局限性，认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出现了超出预期的副产品，这就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不只是发生在某一厂商的内部，由于这种非竞争性的知识具有外部性，通过学习，其他厂商也可以受益。因此，技术进步在经济系统中是重要的内生变量。Arrow（1962）的“干中学”理论认为，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

厂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发展研究领域有意识加大投资，从而使得知识得到开发和积累，这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创新所取得的知识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在一段时间之内会为开发者单独占有，从而为其带来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为开发者进行持续创新提供了动力。竞争对手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势必也要加大开发的力度，通过相互之间的竞争，确保了这种创新过程的持续，经济的增长也就因而得以持续。阿·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经济增长受资本家的投资行为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活动所促进。罗斯托在其早期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对西方国家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化演进的历史过程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考察，他认为把国民收入储存起来进行投资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比例如果能达到15%～20%，经济增长率就会迅速提高。制度的调整，有助于人类的创新活动，从而使得先进技术不只是一种潜能，而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在新贸易理论的启发下，Romer、Grossman和Krugman等人将内生创新模式的应用进行扩展，发现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贸易政策有关。其背后的机理是，由于政策的激励，所在国的技术投资结构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通过国际贸易进而对全球经济的增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参与贸易的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调整的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受益，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外溢的效应。后进国家如果把握住了适当的机会，在一些重大技术的变革中有望获得更大的益处，甚至可能实现“蛙跳”式的增长。近几年来，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开展了有关增长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一些学者强调制度、规则和规章，它们决定着创业才能的分配（Baumol,1990），一些则强调利益关系和激励结构（North,1990），有的强调贸易和开放程度（Krueger,1997;Dollar & Kraay,2003），以及地理作用的重要性（Bloom & Sachs,1998）。

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在著述中涉及了前述的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通过论证来分析经济增长中知识、技术的作用，是新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有助于人们重视物质资本之外的其他因素，特别是技术创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角色。但在考虑制度和市场作用方面，一般学者们尚有所欠缺，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知识和人力资本方面。North（1991）开创性地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引入了制度因素，他运用现代产权理论，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发现了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从这一点看，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为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杨小凯、Baumgardner、Borl等提出，除了市场范围的限制之外，协调成本和知识获得的限制，也让分工受到了制约。分工的扩展与知识的积累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