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连接

网络效应一直是增长的强大引擎：不仅强者愈强，而且还遵循收益递增律。一些网络公司甚至付钱来让人成为客户，以此造就规模。如果网络相互连接，产生多方版本，这些效应就会愈发强大。大多数新的高科技企业都是“平台”，它们连接不同的人群，使其进行互惠互利的交流。较早的高科技公司也越来越重视其业务的平台性质。在这个由相互连接的用户和设备构成的网络中，每家公司都想成为核心，而这些用户和设备会不断创造新的增长机会。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科技巨头看上去并不像是体量过大的创业公司，而更像是传统公司。开放式办公室和非正式的着装规则仍然存在，但其精神正在改变。它们更多投资于销售和品牌推广等传统企业职能。公司化恰是公司成功的原因之一。创业公司越来越愿意把自己卖给成熟公司，因为对方可以提供从法律服务到质量控制的一切所需。虽然大多数创业公司对于在90%的情况下把事情做对已经心满意足，但客户要求的是完美的产品。

新巨头崛起背后最强大的力量是技术。但其他两股力量也在将其推向同一个方向：全球化和监管。

从1980年起，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一直是大型跨国公司。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顶级跨国公司年度排行榜显示，按照销售和就业等指标来衡量，此类公司的规模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扩大，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贸发会议指出，排名前100位的跨国公司平均每家有20家控股公司（常位于低税收辖区），有500多个分支机构在5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

大公司建立的供应链遍布全世界，涉及从全资子公司到外部承包商等成百上千的合作方，由此收获了巨大的效率提升。公司把自身的业务切割成更小的块，并把这些小块放在成本最为经济的地方。它们还在组建越来越复杂的联盟。根据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和西班牙纳瓦拉IESE商学院的教授潘卡·格玛沃特（Pankaj Ghemawat）的计算，美国排名前1000的上市公司现在有40%的收入源自联盟，而1980年时只有1%左右。

除了生产网络，跨国公司也越来越注重建立知识网络。会计巨头普华永道的咨询部门Strategy&每年发布对全球1000家最具创新力公司的调查。调查发现，那些在去年将60%以上的研发支出分配到国外的公司，其经营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显著高于其侧重本土运营的竞争对手，运营收入增长也更快。通过将研发放在成本较低廉的地方，全球公司可以用同样的钱买到更多的创新，还能借助当地的创新资源。通用电气四分之一以上的新医疗产品在印度开发，以便利用印度的节俭创新优势。其美国以外的收入已经从1980年的48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650亿美元。

这些公司也开始面临非西方竞争者的挑战。如今有156家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跻身《财富》杂志年度全球500强行列，而1995年时只有18家。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财富》全球500强中将有45%总部位于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对创新的投资决心正在造就世界一流的公司。中国的腾讯公司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让其移动文本和消息服务应用“微信”覆盖了七亿客户。而中国的网络和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15万员工有一半在研发部门工作。如果西方公司想要在这样的竞争中求生存，就必须变得更大、创新更多。

监管的加强也正中现有巨头的下怀。放松管制时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2001年安然公司的崩溃也许标志着它的终结和监管时代的重新开始。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加强了这一趋势。在安然坍塌后一年，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重新塑造了公司治理，2010年的合理医疗费用法案改变了占美国经济近五分之一的医疗保健行业，同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则让金融服务行业大洗牌。

监管机构也变得愈发庞大。1995年至2016年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预算从3亿美元增长到16亿美元。它们也变得更加主动。美国司法部已经运用《1977年外国腐败行为法案》来质询在国外从事可疑行为的公司。该法案下的结案平均成本已从2005年的720万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1.57亿美元。

监管不可避免地让小公司背上格外沉重的负担，因为合规的固定成本很高。拉斐特学院（Lafayette College）的妮可·克雷恩（Nicole Crain）和马克·克雷恩（Mark Crain）计算出，联邦监管合规的成本对于19人及以下的公司达到每名员工10585美元，而对于500人及以上的公司则仅为7755美元。新成立的公司受监管之苦也更深，因为它们的应对经验较少。《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给小型上市公司造成的负担尤其沉重。小企业非执行董事的薪酬比例已从立法前的每1000美元销售额5.91美元增加到立法后的9.76美元。2012年的《JOBS法案》免除了对小企业的一些更为繁复的法律要求，但美国创业公司和新上市公司的数量之低仍然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