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小传

一心敬业，成就名医

康良石教授出生于中医世家，自清朝乾隆年间第一代祖雅家公行医以来，传至康老为第九代传人，幼承庭训，早受熏陶，培养了深厚的感情，立志将中医作为祖业继承。学医之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试行取缔中医的恶劣环境中，中医界同仁一来起而奋争，二来不免颇感前途渺茫。但是其父明爵公恐祖业失传，愧对列祖列宗，当康老修毕私塾，仍要他继承衣钵学习中医。为专其学医心志，明爵公曾经把平时康老爱看的小说烧毁。

为确保继承祖业，父、祖亲授康老中药饮片的炮制和生药的鉴别，上山认药、采药、炼膏、制丸、升丹、叠细丸等操作均亲力亲为。同时要求康老常年在父、祖案旁侍诊，学习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传授经验，解释疑难，从临床实践中秉承家学，熟练掌握了中医“十八般武艺”。此外还聘请王江波、朱木春、林时馨为师，导读《内经》《难经》《伤寒》《神农本草经》《珍珠囊药性赋》《温热经纬》《脉诀》《望诊遵经》《金匮要略》《汤头歌诀》《医方集解》等医学经典。经七年学成之后，康老通过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考试院的考试，从此开始了行医生涯。

悬壶后康老拜厦门市名医陈庆云、高影浦、杨锡熙为师，学习前辈精湛的理论与临床特长，并经常阅读刘河间、吴有性、叶天士、赵献可、王泰林等名家的著作，读百家书，受百家法，铸就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

此后康老行医六十余年，一直恪守“痛病人之所痛，乐病人之所乐”的医道古训，看病不分贫富、亲疏，一视同仁；医术上不囿于家传秘旨，虚心吸取诸家精华，终成一代名医。

1954年康老受邀出席福建省人民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医代表大会，参与厦门市第一届中医药学术研究委员会的常务工作，加深对国家中医药政策的理解，进一步认识中医药事业是党的事业，消除多年受歧视的心理，奠定了为中医事业奉献终生的信心和决心。1956年，康老奉命筹建厦门市中医院，深感党的培养和信任，经辛勤努力，短短两个月间就建成开诊。

康老家传原精于内、妇、儿科及温病，除日常繁忙的临床诊疗工作外，他先后开展了玉米须、谷壳治疗小儿肾炎，无根藤治疗慢性痢疾，毬兰、荸荠治疗小儿麻疹后肺炎、支气管炎等挖掘开发利用本地中草药的研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肝炎肆虐，由于厦门市及福建省内外就诊的肝病患者日益增加，根据这一客观实际需要，在市卫生局及医院党委的支持下，康老再次不辞辛劳，亲手创建中医肝病病房及门诊，转而全身心投入肝脏疾病的临床研究。经过温习中医经典著作，康老认识到肝炎、肝硬化应归属于中医学黄疸、胁痛、积聚、臌胀、痰饮、血证等病范畴，运用中医学“脏腑辨证”方法，制定辨证、方药、护理等方案，对收治的数以百计患者进行临床观察，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在此期间，康老根据平时的诊疗经验和读书心得，编著了《祖国医学肝炎辨证施治》一书，发表了《传染性肝炎辨证论治的体会》《栀子根治疗黄疸型肝炎》《七藤汤治疗慢性肝炎》《山桔仔根治疗肝硬化腹水》等学术论文，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珍贵经验奉献给社会。康老又精研朱丹溪、赵献可的“六郁相因”“五行相因”理论，结合临床观察，升华中医治疗肝病理论，总结出了《“六郁相因”“五行相因”学说在病毒性肝炎的临床应用》和《根据“六郁相因”理论治疗肝炎的实践体会》等文，在《中医临床经验选编》及医学杂志上发表。在长期的实践中，康老养成了实践—学习—总结—再实践—再学习—再总结的临证学习方法，并深深地体会到中医之所以能长存，是因为确实能解除患者的病痛，以临床疗效获得群众的信赖。

20世纪60年代末，肝炎病原学研究发展十分迅速，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抗原，形成一系列对肝病的新认识。康老敏锐地把握这一科学发展潮流，为了全面接受现代科学对乙型肝炎病毒致病的新知，他从肝病发病季节、人群传播、传染途径、病情、发病类型及传变规律等方面，认识乙型肝炎发病初起具有温疫的发病规律；又从临床表现、发病概念、病机演变等方面观察，发现急性乙型肝炎向慢性化及肝炎后一些疾病的发展，表现出郁证的相因病机；运用温疫分传、内陷、伏邪不溃与邪留于肝理论和郁证“六郁相因”“五行相因”学说为指导，总结新的理法方药和护理原则，并在前贤方剂的基础上，发掘确有良效的本地药物，经治患者取得良好效果。康老反复总结、提炼，并经过不断验证、增补，使其制定的肝病相关中医诊断标准、疗效判断标准、中医药治疗方案以及护理常规更加系统化、科学化，最终形成厦门市中医院一直沿用至今的“康氏肝病疫郁理论”。在此期间，康老与学术继承人康俊杰、康素琼共同撰写了论著《肝病的诊断与治疗》，并发表了《中医治乙型肝炎》等文，填补了中医中药治疗乙型肝炎的空白。

福建省中医名家俞长荣曾评价：“康良石老中医从事肝病治疗和研究已经四十年，临证有许多鲜明特点，据我粗浅所知，在诊断上重视‘双重’（即中西医）诊断，他临证既根据全国有关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又遵循传统方法辨证，除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外，又注意鉴别诊断；在病因病机认识上，既运用中医传统理论指导临床分析，又能结合现代病因学探索肝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提出了‘温疫分传’‘湿热相因’‘六郁相因’和‘五行相因’观点，不落前人窠臼；在治疗上，既分清表里、虚实、缓急，制定基本治则，又分别主证、兼证标本先后，随证施治；遣方用药上，除遵循传统的‘方从法立，以法统方’外，还善于发掘民间验方草药，科学的加以应用，其临证特点达到了‘继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的高度。”

由于在肝病诊治方面的突出成就，康老于1958年受邀出席全国卫生学术交流大会，将临床研究发掘的本地中药紫草珠相关论文、药物标本及制剂在会上展示，得到与会中西医代表的重视，论文《紫珠草治疗肝硬化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经《中医杂志》《中华内科杂志》发表，轰动国内外，东欧一些国家的患者纷纷通过使馆问医配药。回厦后，康老又与厦门市防疫站实验室协作，进行了紫珠草的动物药理实验，证实紫珠草具有促进凝血作用并明确其收缩血管机制。此药随后被收入《中国药典》，该研究荣获卫生部“发扬祖国医学”奖。

然而，行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康老为肝病工作加倍努力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医院被取消。康老离开医院到基层做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简称老慢支）防治工作。他每年冬春冒着风寒下乡下厂普治，入夏顶着酷暑进行冬病夏治防治。随着工作进展，建立“慢支”九省市协作组厦门防治点，从事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的科学研究，由开始的9人发展到覆盖福建全省17个单位，直至扩展到全国9个省市的大协作。十余年如一日，先后对郊县几十个农村大队和工厂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普查出患者两千多人，并在大队设立简易病房，进行辨证和分型研究，对筛选的患者留院观察，进行病理、生化、细菌、免疫、经络、X光、物理诊断和临床机能等11个方面的现代科学技术，设计40多个项目，分析三百多组数据，探索出“慢支”发病是湿、燥、寒、热、痰作用，“其标在肺、其本在脾肾”，即有形之痰与肺脾肾的功能失调互为因果的理论，用来指导临床辨证论治，使“慢支”急性发作的近期控制率由原来的30％提高到97％，获得突破性进展，荣获卫生部、省、市科技成果奖。康老也在工作中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国内诸医家携手探讨，切磋砥砺，吸取诸家精华，总结发表了《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慢性支气管炎痰实质初探》《慢性支气管炎扶正固本远期随访观察》等文，提高了中医学术水平。

康老回顾这一经历时说道：“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逆境，要在事业上有新成就，必须经得起挫折，在任何环境中，要一心敬业，坚持中医特色，才能为中医事业添砖加瓦，取得更大的成就。”

康老对待中医事业始终兢兢业业，奋进不息；为弘扬中医中药，亦不辞辛苦。他应多省市中医药学会、高等院校之邀，赴全国各地讲学、交流学术经验；20世纪60年代多次进京为诸多中央重要领导同志诊治肝病；数次外派和受邀出访菲律宾、新加坡、印尼、泰国、加拿大等地巡诊，为祖国中医事业争取了莫大荣誉。在东南亚华人华侨中享有“肝病克星”“南康北关”的美誉（泰国《新中原报》1985年10月12日）。改革开放后，为促进中医学对外交流，康老奉命参加筹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中医药厦门培训交流中心，编写《根据温疫理论筛选病毒性肝炎的高效药物》《按疫毒内陷急黄拟相应措施中西医结合防治重型肝炎》《从癥、积、癖探讨肝炎后肝硬化癌变的证治》《防治肝炎向慢性发展的三大要领》《病毒性肝炎的防治》等讲义，多期多次举办国际肝炎辨治、肝炎防治及疑难疾病等学习班，接受东南亚各国、港澳台地区及国内各地中医师求教，退休后还在厦门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习班主讲。

多年来康老为中医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94年被卫生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选为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并受聘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导师、中华中医学会终身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省部级劳动模范，获中医事业成就奖。

康老回顾自己学医行医的经历，给我们最深刻体会就是：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一心敬业是中医成才之道。

德术兼备，方可言医

康家历代行医皆秉承“为医之道，德行为本”，“德术兼备，方可言医”和“既须通晓中医经典，又须熟练临床诊疗、药物炮制技术”的遗训。康老在传承过程中严守祖训，认为真才实学与精湛的医术是实现医德的条件；广施仁术不分贵贱是医德的基本准则；推己及人、视人犹己是医生的行为要求；言行庄重、不躁不贪是医德的具体表现。

尽管时隔多年，康老还清楚地记得行医之初，厦门天花流行，儿童感染率很高，重者多因病情突变而殒，阖家恸哭，悲声一片，观者为其动容。此病高峰期，痘浆的腥臭味充斥床宅，闻之欲呕，常是患儿家人三更半夜前来叩门延医。此种出诊最为艰苦，也有风险，但康老总是有求必应，知苦而往，用心诊治。如有一张氏小儿，染上出血性天花，奄奄一息，经夜半出诊，断为毒陷营血之证，处以大剂量犀角地黄汤加紫珠草，水煎频频灌服。患儿每有起色，康老则觉心中无限宽慰，真正体会了在病人、家属的快乐里，医者享受到的快乐。

20世纪50年代厦门开元区一位干部患重型肝炎，重度黄疸和臌胀，诸医束手。患者慕名请康老会诊后，虽然已知此病危重，当想到医者应“推己及人、视人犹己”，虽然没有住院，但通过及时辨证论治，果断处方用药，指导其家属细心护理，终将其治愈，并继续工作几十年。

80年代康老接受政府外派，前往菲律宾诊治著名侨领陈先生之父。斯时患者已七十有七，且身患多种疾病，面色晦暗，腹大坚满，舌暗夹紫斑，肝功能重度损害，肾功能也有轻度损害。康老处以治验方臌胀方合田琥散于鸡鸣服第一煎，上午服第二煎，见效之后，随证加减。两个月后，症状全消，遂以扶正固本调理，竟保无虞。消息传出，轰动菲律宾。随访两年，患者康复。类似验案，数不胜数。

康老认为对于肝炎患者，因为易于传变，缠绵难愈，忧郁难当，多被消磨了意志。此时需要医者心平气和，充满自信地与患者交谈，帮助患者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每有好转，康老总是鼓励病人再接再厉，配合治疗。多年的行医生涯使康老深深体会到：医者的微笑，已经成为治愈患者疾病不可或缺的部分。

治疗肝病用药，素以昂贵令许多患者望而生畏，如用干扰素等治疗，动辄数以万计，即使中药治疗，虫草、牛黄也价值不菲。多年来，康老总是锲而不舍地寻找价廉有效的民间草药来代替昂贵药物，如栀子根、地耳草、玉米须、猫须草、菜豆壳、凤凰衣、鬼针草、积雪草等。经康老细心精当辨证、对证准确用药，其效甚佳。在治疗费用高涨的肝病领域，让一般平民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始终是康老的最大心愿。

康老在中医院门诊长期出诊，常常是早上一坐下来，四五个小时连续诊治，水也顾不上喝一口，直到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往往已是下午一两点了。康老从不觉累，认为这是临床实践的难得机会，由此给肝病学说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无论在门诊还是病房，康老每当看到身患沉疴的病人，一脸愁容、痛苦万分而来，经过一段治疗，身体康复、兴高采烈而归，内心便感到万分高兴和自豪。

康老认为，中医专病专科的选择，只要与人们和社会的需要相一致，并一心敬业、发挥特长，古道热肠为患者解忧析难，将整个身心倾注于专科专病的科学研究、技术提高及业务建设中，肯定能够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