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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件事，你在报纸上根本找不到任何记录，但多半正是因为这件事，1929年9月3日才给美国人留下了长久的记忆。今夜，不会有头版通栏标题宣布大牛市达到了它的顶点；因为，就这件事情而言，无论是头条新闻的作者，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当然，金融记者会说，这一轮牛市狂热导致了“股票市场所创造的一连串连续不断的新高纪录中的又一次新高”，但这是一句漫不经心的话。人们并没有让自己进入超常的疯狂状态。在1929年9月3日，我们谁也不知道，美国人民正在跨越历史上最重大的分界点之一。前面的道路被迷雾所遮掩。毫无疑问，我们想象着，前头有更高的平地。然而，此时此刻，我们脚下的道路即将急转直下。

不妨设想一下，这天早晨我们走进一家经纪人事务所。那里挤满了男人和女人，每一个座位都有人占着，一些男人靠墙站着，在午餐时刻，当商人们去吃午饭的时候，门口挤满了一大群人，想顺便看看他们的财富是如何被吃掉的。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显示屏，上面有没完没了的字母和数字在滚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销售记录。股票行情收录器几乎跟不上当天的交易，因为交易量太大，尽管对1929年来说不算什么：一天的成交总量可能高达450万股。这间屋子里大概有一半人是以保证金购买股票的；在整个美国，大概有100万人这样用借来的钱投机，同时还有几百万人满怀希望地盯着每天的市价波动。所有这些投机借款的融资，把大量的信用吸入了股票市场；然而，需求还是远远超过了供给，以至于付给经纪人的贷款利率今天高达9%。

如果你能看懂显示屏上匆匆而过的各种符号的话，你就会注意到它们所记录的价格。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正在向261.75逼近，安纳康达铜业公司是130.875，美国电话公司是302，通用电气公司是395，通用汽车公司是71.875，美国无线电公司（最近把它的股票一分为四）按新基数的报价是99（如果按老基数是495）。这些价格是不是高得有些荒谬？在这间屋子里的大多数人看来，一点也不荒谬。这些日子里，有钱人无论是聚集在办公室里，在郊区餐车里，在市区午餐桌旁，还是在乡村俱乐部的衣帽间里，你都会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头等股票令人眼花缭乱，乔治·F.贝克决不会卖掉任何东西，在美国，如果你是一头“牛”的话，就不会出什么大错。“这些新的投资信托公司正从市场上拿到最好的股票；你最好是马上买下它们，趁着它们还在你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什么，价格太高？你看看蓝山公司刚刚宣布自己打算出的价钱吧！那帮家伙知道自己在干嘛。”“华尔街上最牛的人物之一昨天告诉我，他期待着看到通用电气冲上1，000。”“我告诉你，通用电气的债券和股票在183的价位上简直便宜透顶，你只要想想公用事业公司凭什么领先。”

纽约证券交易所鸟瞰（1929）

不仅仅是在富人扎堆的地方你能听到人们讨论股市。在这些日子里，看门人都把他们的积蓄交给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牛仔在美国制罐公司有保证金账户，保姆刚刚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关于股市的谈话，在晚餐会上，在有轨电车里，在通勤火车上，在加油站的员工当中，在自助食堂用餐的记账员当中，都能反反复复地听到。关于大赢家的故事，关于用傻瓜方法预测股市的猜测，关于帕卡德当前收入的闲言碎语，构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在任何一个时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反叛的。在1929年，他们是否反抗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投机疯狂呢？这样做的人寥寥无几。就算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美国商业和美国商人侧目而视，那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粗俗的、满脑子商业的。1929年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天国不是莫斯科，而是蒙帕纳斯；他们的上帝不是激进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描写无产阶级反抗的小说家，而是普鲁斯特、塞尚、荣格、门肯、海明威（作为一个语言简练、理想幻灭的左岸派作家），以及T.S.艾略特。

在芝加哥，塞缪尔·英萨尔如今正处在其事业的巅峰；他正注视着英萨尔公用事业投资公司的股票——这批股票几个月前交给他的时候价格还不到每股8美元——在那一天达到了每股115美元的天价；他正准备创立另一家超超级公司，并见证市民歌剧院在他所提供的那幢巨型大楼里开始第一个演出季。在克里夫兰，那些有远见的人正把自己的全部赌本压在铁路奇人范·斯沃林根兄弟的身上，这两个人层层叠叠地堆起了如此多的控股公司，以至于他们如今控制了6家铁路公司，并正在获得第7家公司的控制权。在底特律，一些大银行家和汽车公司的经理人屈服于人们对金融集中的普遍狂热，正在讨论把密歇根州的一大堆银行整合为庞大集团的行动。在太平洋海岸，眼下的金融轰动是阿马德奥·贾尼尼的美洲银行，这家银行如今似乎已经上路，打算吞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业务——如果不是打算控制美国银行业的很大一部分的话。来自纽约花旗公司的查尔斯·米切尔的销售人员正在把南美公司的债权卖给乡村社区的小银行，把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股票卖给银行的总裁。繁荣的乐观主义无处不在。

当然，也并不完全如此。美国的农民就不怎么繁荣：自1921年战后农产品价格崩溃以来，苦日子就几乎没有间断过。新英格兰的纺织业城镇正处在困境当中。在深南地区和阿勒格尼山脉腹地，在密歇根州北部那些树木被伐光了的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着失业。我们不妨对F.C.米尔斯在《美国的经济趋势》一书中的话作一番解释，机器对人的取代，产业内部的人员更替，行业之间的人员转移，都使得人们的饭碗更不牢靠，尤其使得那些韶华已过的人更难以重新回到他们被取代的工作岗位。受到雇佣的人，报酬常常很高，但机器的改进和更快的工作节奏使得保住饭碗更难。必须承认，当一个人在使用“繁荣”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在使用它的相对意义。据布鲁金斯研究所估计，即使在1929这个特别好的年头，家庭年收入低于3，000美元或个人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人，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78%，而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或个人年收入低于750美元的人大约占到了40%。毫无疑问，这样的状况远远谈不上理想。然而，按照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所有标准，按照美国历史上人们所记得的所有标准，平均福利是高的，在富人当中更是耀眼。

胡佛总统刚刚在他的拉皮丹河营地度完周末，回到华盛顿令人头晕目眩的灼热中，今天上午，他在跟内阁开会，从10:30一直开到12点。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不会留下任何记录，但你可以斗胆对会议所讨论的某些主题做一个合理的猜测。讨论可能会转向与英国之间的军备谈判，或调整关税的某些棘手问题，或中俄之间围绕中东铁路的争端可能引发战争的危险。胡佛总统可能跟他的内阁商议，是否应该公开谴责那些把威廉·B.希勒留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充当“观察员”的造船公司，推测起来，他们这样做多半是为了阻挠海军裁军。（3天之后，他将公开谴责他们。）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可能会提交到这次会议上，这些问题涉及禁酒令、农业救济和墨西哥政策。这些聚集在白宫办公室的长桌旁的人，今天是否会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繁荣是否能维持这个问题上呢？有这个可能，但未必。

赫伯特·胡佛并不接受这样一个普遍信念：股票市场的投机狂潮是一个愉快而健康的现象。正相反，他一直支持联邦储备委员会努力阻止（但没有效果）信贷流向投机，他跟很多人一样担心股价崩溃所带来的可能后果。不过事到如今，暴涨已经完全失控，除非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而这样的措施又可能导致那种它原本打算避免的崩溃。在其他方面，经济的天空似乎是晴朗的。商业不可否认地繁荣。投机的风暴多半会自动消退，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些日子里，繁荣开始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些桌子上堆满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的忙人，不会自寻烦恼，去跟人争论繁荣何时以及如何走向那不可思议的终结。

《生活》杂志上的一幅反映投机狂潮的漫画

此外，在1929年，维持普遍的繁荣通常并不被认为是总统的责任。今天夜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将赶印一篇赞扬性的评论，对胡佛在任的头6个月做一番回顾，在这篇评论中，不会有一个字谈到股票市场，也不会有任何暗示认为维护总体经济稳定是政府的事。当然，在每一次政治选举中，无论享受了怎样的繁荣时光，执政党照例要把功劳全都归到自己名下，而不管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时期，在野党照例要把账全都算到执政党的头上。但是，在涉及国民经济发展的事情上，人们月复一月地寄望于政府最多的，还是它的税收政策、规章制度、津贴补助等等，是否可能有助于，而不是有害于商业，尤其是它们是否有助于那些有能力把自己的愿望写进法律的商业利益集团。在其他方面，人们希望政府不要插手。至于经济机器是否能自愿、自动地运转，老百姓更多地寄望于华尔街的金融首脑，而不是华盛顿的政治首脑。这一轮繁荣的设计师和监管者，不是赫伯特·胡佛和他的内阁，而是银行家、实业家和控股公司的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