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权经济到产权经济

西方最近200年的经济发展，超过过去5000年。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变革，也可能超过我们5000年的变革。1800年时，一个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和古罗马时代没有多大区别，他的预期寿命也不比古罗马人长，他的营养热量也不比古罗马人高。同样，30年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比隋唐时期甚至秦汉时期好，吃的东西的质量甚至品种数量都和那时候差不多。如果唐太宗30年前活过来了，他对这个国家会很适应，因为跟他死的时候差不多。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一个逐渐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下，一切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由政府说了算，人们没有基本的自由，更没有创业的自由，政府制定的所谓 “价格”也不过是政府获取和分配财富的工具，与税赋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中国人历来是很辛苦的，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追求幸福常造成相互伤害，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走向市场的逻辑，从包产到户给农民自由，到价格自由化、私人企业的崛起、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造，都是逐步走向市场的逻辑的过程。3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源、精力和时间转向为他人创造价值，这样，社会的财富增加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国有经济（计划经济）与私有经济（市场经济）有什么不一样呢？一般认为，私有经济的财产是个人的，权利是个人的，国有经济的财产是国家的、集体的，权利属于政府。这种理解是不对的。仔细想一下，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叫什么主义，在什么制度下，权利都是通过个人行使的，只有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有思维能力的人——才可以行使这种权利。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唯一不同的是，个人获取权利的基础不一样。在计划经济或国有经济下，个人获取权利的基础是你在政府的职位，权利根据行政级别划分，级别越高的人一般来说权利就越大，所以大家都为获得职位而竞争。比如我们原来坐火车坐哪一等级，硬座还是软卧，都是依级别而定的。还比如你家能不能有车、有没有电话也是按级别规定的，处级干部给你安一个分机，局级干部有一个直拨机，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安电话的。即使看什么样的报纸，也因级别而定，大领导看大参考，老百姓看小参考、看《人民日报》。这就是说，每一种权利都是与你的职位有关的。

在计划经济下，我们不一定不幸福，但往往不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而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我们的精力耗在争权夺利上面。我们在竞争，甚至你死我活地竞争，但不创造价值。华君武先生曾有一幅漫画，标题是《谁说我们不努力》，画的是两个人在拉锯，然而锯齿是向上的，木头照这样锯，是永远锯不断的。这还是好的，最怕的是锯齿对着另外一方，相互伤害，但在当时却是普遍的现象。当时我们不仅要跟活人斗，还要跟死人斗（如“批林批孔”），我们所有精力都在想着怎么去斗争。当然跟死人斗还是为了跟活人斗，死人只是我们的工具而已。

市场经济下，权利是由财产定义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原来单一的身份等级制，有了个人财产，只要你有钱，也可以享受大部分过去只有有权的人才能享受的服务。只要有钱，农民也可以坐软卧、坐飞机，可以买车、装电话、上互联网看各种新闻。今天的国务院总理也上互联网，在这个意义上，他跟我们是平等的，但在过去却不是这样。在计划经济下，农民种地都不由自己，地上种什么由公社干部说了算。

今天中国社会的权利基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司马迁说过，“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就是说有一千金的人过的生活和县太爷、诸侯差不多，有一万金的人过的生活和国王一样。他指的是当时的现象，但同样也能很好地描述我们今天的社会现象。比如，现在的一个市长，可能有好多特权，但是今天中国富裕的老板，他们过的生活并不比市长差，甚至还要好。市长如果有过度的物质享受，极有可能是通过腐败获得的。但是私人老板不一样，他的车、房子可以比市长的大，雇的保姆可以比市长的多。但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过去雇一个保姆，也要达到一定级别。当然，我这里说的可能有点夸张，政府官员仍然有许多特权，但至少现在我们要获得幸福，没必要非得谋得政府官员的位置不可。

正是由于这种产权制度的变革，你能够通过为别人创造价值，自己也得到幸福。这样，每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不断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国的财富正是这样一年一年地积累起来，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有些经济学家喜欢用生产函数这样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增长主要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还是那么多自然资源，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0倍！资本也是人创造的。

改革开放后权利的基础在变，人的观念如果没有及时改变，就会产生许多不适应。20世纪80年代时，很多人对改革不满，就与此有关。比如，原来坐火车，只要在软卧车厢，即使对面坐的人不认识，但级别是相当的，然后两个人一聊就成了朋友。改革开放之后，则发生了根本改变，坐在软卧里边的可能是一个个体户，这使原来有特权的人心里感到不舒服。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基于政府职位的等级差别，不习惯于基于市场竞争的收入差别，习惯于用强盗的逻辑思考问题，不习惯于用市场的逻辑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