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督教和民主的道德化

立法者的艺术在于辨识社会和时代的内在倾向而加以引导和规制（DA，II，p.129）。民主时代立法者的重要任务是：“教导民主，如有可能重新激发其信仰，纯洁其民情”（DA，I，p.9）。这同时也是托克维尔为自己规定的新政治科学的任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科学的一个主要关怀是维护民主时代的信仰和使民主道德化，托克维尔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道德主义者。[21]他在美国看到，这两方面是相结合的，美国人用基督教对他们的民主进行道德化（DA II，p129）。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民主对基督教构成威胁，但民主同样也需要基督教并且甚至会促进其发展。在托克维尔的思想里，基督教和民主的关系如同政治和民主的关系一样构成某种悖论。民主的个人主义侵蚀公共的政治生活，但必须通过公共的政治生活才能克服个人主义，或者说个人主义的威胁使得一种能创造公共精神的政治更为迫切。同样，民主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对公共舆论的盲目追随威胁到基督教，但必须借助基督教来克服民主的疾病，民主的非基督教化强化了基督教在民主时代的重要性。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对基督教的威胁关涉到的不只是作为西方传统的基督教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其中所暴露出的民主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揭示了人的心灵在民主时代的病症。所以对民主与基督教关系的思考也就是对民主本身的思考。基督教是否仍然能在民主社会得到承认和发展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回应和解决民主的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净化和提升民主时代人的灵魂。托克维尔对此予以了肯定的回答。

平等给世界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向人呈现出“非常危险的本能”，譬如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而

宗教最大的益处是激发完全相反的本能。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把人的欲望的目标置于此世的利益之上和之外、不是很自然地把灵魂引导至远高于感官领域之上的世界。也没有一个宗教不为每个人确立某种对于人类或和人类共同承担的义务，没有一个宗教不是让人不时地从世界抽身出来沉思自我。即使在最荒谬最危险的宗教中也能发现这些。

民主的民族的薄弱之处，恰恰是信仰的民族的长处。这足以表明人们在日趋平等的同时保持他们的宗教的重要性。（DA II，34）[22]

正因为宗教可以救治民主病，补民主之不足，宗教在民主时代的重要性甚于在任何其他时代（同上）。在民主时代，宗教的长处在于它可以利用民主的本能，对其加以节制、规范和引导。[23]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民主时代的人迫切需要的指引生活的教义式信念上，而在所有的教义式信念中关乎宗教的最为重要，因为宗教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数问题提供了解决方式：

没有一种人类行为，无论我们认为它如何特殊，不是出发于人们对上帝、他和人类的一般关系、他们的灵魂的性质和他们对于他们的同类的关系的一般观念。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些观念是所有其他观念的源泉，它们都源自其中。（DA，II，p.33）

托克维尔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关心这些人生的根本问题并有明确的见解，因为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持怀疑态度，他们的行动将被各种偶然所左右而陷于混乱和无力的状态。而对于怀疑，民主时代心灵的病症之一，托克维尔自己有深切体会，因为“怀疑一直在我看来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不能承受的恶之一。我总是认为它比死亡更糟糕，比疾病更恶劣”[24]。恰恰在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的人生重大问题上，个人理性常常无能为力。这显然是一个帕斯卡式的判断。托克维尔自己坦承他的理性对很多人生和信仰的根本问题感到束手无策，在晚年给他的哲学家朋友布希泰的信中对人的状况的描述和帕斯卡如出一辙：“（人）被赋予足够的光以向他展示他的状况的悲惨，却没有足够的光来改变它。”[25]宗教则是为了使人在理性的软弱中依然有信心，以一种高贵的方式来面对复杂的世界。

在托克维尔那里，人的宗教需要首先是人的生存状况下的必然选择，是心灵的希望和内在渴求，这一渴求指向对心灵的洁净和提升，而宗教的力量在于它满足了心灵这一高贵的渴求（DA，I，pp230-231）。这完全不同于霍布斯对宗教的理解，霍布斯把宗教解释为人们出于对未知之事的恐惧而找到的摆脱恐惧的方式。[26]因此，托克维尔在民主时代提倡宗教的诉求首先不是西塞罗式的宗教功利主义，不是出于他之前的自由主义者霍布斯、洛克等人出於宗教安定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意图。他更希望借助宗教把民主社会引向心灵的自由和伟大，对民主进行道德化。[27]

民主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维护自由。民主在瓦解了团体和等级构成的贵族社会之后，在托克维尔看来值得注意的并非马克思判定的新的社会阶级的形成，而是一种超越阶级的两极分化，也就是独立或孤立的个体和大众或多数。然而这一分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对立的，相反它们往往是一致的。在民主国家，个体和大众或多数的关系犹如卢梭社会契约中的公民和城邦的关系：个体在服从多数的时候不过以为是在服从自己。由于个体的独立并不能带来自由，而只是造成孤立和软弱，所以需要一定的信条和道德心智上的权威，这是一种“健康的束缚”，它有助于人们良好地运用自由（DA，II，pp.21-22）。然而，如前文指出，由于个体在民主社会对大众不自觉的盲目服从，人们在公众舆论中寻找道德心智的权威而信靠大众，这常常成为有害的束缚，并威胁到思想自由。民主社会颇为危险的一个倾向是，以个人理性的信念始，以多数或公共舆论对个人思想自由的威胁终。如何能找到既能维护社会的道德和风尚而又不至于威胁思想自由的公共观念和信仰，或者说建立民主社会需要的健康的束缚，这是托克维尔的关切，也是他想在民主社会创造的自由。

宗教在托克维尔看来可以担当这一既维护限度又创造自由的社会和政治功能：

宗教就许多既重要又难以解决的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给心灵提供了答案，从而使心灵有力量和闲暇在宗教留给他的所有领域内平静有力地自由驰骋。人的精神在信仰的时代经常大有作为，准确而言并非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借助于宗教让它获得的自由和休息。（DA，II，p.21）

自由并非没有根基和限度，它以上帝和法律为边界，[28]以善和正义为追求，而只有明确了自由的目的才能运用自由（DA，I，p.35）。自由不同于独立，独立和自由的不同犹如卢梭指出的自然自由和公民自由、道德自由的差异。[29]自由当纠治独立可能带来的软弱和混乱。如果没有宗教，民主时代绝大多数人在不能承担精神独立的重负时，宁肯放弃思考，只满足于物质世界的安逸，这时他们很乐于接受一个主子，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则当服侍。如果他是自由的，应当信仰”（DA，II，p34）。宗教的道德化首先指向个体，使其成为道德主体而成为自由人。

托克维尔对宗教和自由的讨论，同样是为民主社会和政治设定一个以超越的信仰为支持的牢固的道德边界，对抗倾向于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民主和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宗教在民主时代设定道德界限的方式首先是规制民情，尤其是对家庭风尚和妇女德性的维护，[30]其目的仍然是让民主人摆脱民主时代特有的“对无秩序的爱好，心灵的焦虑，欲望的多变”（DA，I，p.227），培育对秩序的热爱。这种对秩序的热爱从家庭出发扩展至对社会和国家，而秩序在亚里斯多德主义的伦理学里意味着德性。

自由以超越性信仰规定的限度为边界，这体现于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结合，这一结合构成民主时代的精神基础，这是托克维尔所致力于阐释的主要观点之一。这一结合既是美国民主的出发点，也是理解《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关键（DA，I，p.35）。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结合表现为宗教和道德领域内的限度与政治领域内的自由，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宗教认为公民自由是人的能力的高贵实践，政治世界是造物主交给智慧听其努力的天地……自由认为宗教是民情的保障，而民情是法律的保护和自由自身的维持的屏障”（DA，I p.36，cf p.227）。[31]民主时代的特征是政治世界的多变，人们不断地在政治世界尝试各种创新以适应民主自身的多变，但是这种政治的创新精神不应僭越宗教设定和维护的道德界限。事实上，宗教遏制了民主人为所欲为的冲动：“在法律允许美国人什么都做的同时，宗教则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为所欲为”（DA，I，p227）。宗教对政治的道德限制在托克维尔看来促进了美国人对自由的运用，可见政治自由根本上也必须是道德自由，即在政治上持守道德的自由。托克维尔作为道德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信念在此体现：政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托克维尔所欣赏于柏拉图的正是他对政治领域之道德的维护，而他之所以反对马基雅维利也恰恰是因为后者对政治非道德化的鼓吹。[32]

宗教从个体、家庭、政治三个方面对民主进行道德化。由于民主时代宗教承担的道德化的重要功能，所以宗教的重要性能够被立法者和社会承认而成为社会的风尚和民情，进而进入公共舆论。[33]宗教成为公共舆论才能遏制民主社会以公共舆论取消宗教信仰的倾向，并且能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在美国宗教之所以有巨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宗教是一种公共舆论（DA II 23，cf DA，I，p227）。此外，宗教在民主时代不仅仅可以成为一种公共舆论而避开公共舆论对它的削弱，更重要的是，宗教可以节制和民主一样多变的公共舆论。托克维尔以美国的基督教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宗教的重要特征是其稳定性，不会轻易地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来更变其教义和形式。美国人信仰基督教的同时也很自然地接受了源于基督教或者和基督教不相冲突的许多道德观念，它们成为社会的风尚和民情而不会随善变的民主和现代摇摆动荡。在美国，基督教一方面节制了没有节制的推崇个人理性的笛卡尔主义，一方面使公共舆论获得某种根基而能够抵抗时间的侵蚀和被操纵的危险。

当然，宗教要成为民主社会的道德教化者，还必须面对自身的限度和自由。托克维尔指出，宗教只有成为民主社会的一部分，置身于一定的边界之内，才能自由地发挥其影响。宗教在民主时代应当遵循的限度有很多方面，譬如在纠正公共舆论的弊端的同时尽量避免对抗公共舆论，不可压制民主人对现世生活和利益的追求等等（DA，II，pp.36-38），然而最重要的是不得以取得政治权力的方式干预政治并使国家和教会分离（DA，I，pp.226，230）。这意味着基督教在民主时代首先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介入政治，以超越的态度关照民主时代多变的政治生活。基督教对民主的道德化首先是在对个人的道德净化之外为政治提供道德界限。但民主时代的政治在需要道德界限的同时，尚需要一种内在的道德激情、一种公共德性。托克维尔寻求以政治自由为核心的公民政治来孕育这种德性，同时他也探问了基督教创造这种公共德性的可能性，从而触及到基督教之政治维度的一个根本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