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秦琅琊台刻石》，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伟大的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下来的秦始皇刻石文辞。如果把这一记载看作是中国古代对于石刻进行著录与研究的开始，那么，中国古代石刻的有关研究著录事业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了。2000多年来，历代文人学者对于古代留存的石刻进行了大量调查著录与研究考证工作，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各种石刻著录。并且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金石学。
金石学自宋代形成体系以来，包罗万象，几乎就是古代文物学的代称。特别是具有铭文的古代文物，如甲骨、青铜器、砖瓦、简牍、玺印、钱币、石刻等等，都是传统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随着新兴的考古学事业不断发展，出土文物种类与内容大量扩充，历史人文科学的研究日益深入细化。在这种发展中，古代金石学研究范畴中的很多门类，如甲骨文、金文、简牍文字、玺印、钱币等等都不断充实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学术体系，引进了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发展成了虽然互有关联，但已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由此看来，在中国古代铭刻材料中占有最大比重的历代石刻，自然更有必要加以概括总结，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从而促进中国古代石刻这一重要历史文物门类的保护、研究与利用，从而构建起古代石刻学的学科架构。
岩石是与人类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的自然物质，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而后，在人类社会与生产力进化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石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为人类服务着。从原始的打制工具到精心磨制的礼器、饰物，从建筑材料到冶炼、化工等工业原料，石与人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甚至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人类社会。
不仅如此，岩石还是人类最早用来表达和记录思想意识的载体。当今世界上很多地方仍然保存着大量利用岩石绘制的原始岩画遗迹。例如在法国的科斯凯岩洞中发现不迟于公元前25000年的人类刻画和公元前17000年左右的动物画，诺克斯洞穴中保存有距今1万多年的野牛壁画，在西班牙的平达尔和阿尔塔米拉等洞穴中也发现了石器时代的壁画，在西班牙的奥尔诺·德·拉佩纳岩洞中发现刻划出的马，北非撒哈拉沙漠中发现过新石器文化时期的岩画，南非发现的史前岩画可以确定为距今1万多年的威尔顿文化时期，澳大利亚的库纳尔达洞穴壁画也是这样的原始遗迹。
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也有大量古代岩画的发现。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甘肃、宁夏、广西、云南等边疆地区直到四川、贵州、河南等内地省份，现在都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岩画遗存。多处岩画已经被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岩画的制作时代十分长久，大约从新石器时期延续到近代。随着大量新发现问世，现在岩画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据研究者认为，中国最早的岩画也可以达到近万年以前。实际上，对于岩画年代的确定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很科学的标准。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将岩画予以准确的年代判定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1)。不过从很多岩画的绘画内容中来看，其制作年代还是比较久远的。这些岩画主要表现了古代原始人的狩猎、宗教、战争、生殖等活动场面，反映了古代人对世界的认识。从广义的理解来看，这些岩画应该算是最早的石刻。（图1）
图1 中国岩画
经实地分析，国内外各种古代岩画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有些是绘者用手指或其他工具蘸着天然颜料绘制，有些则是绘者用吹管喷涂或者用口含颜料喷涂形成，有些是绘者用指甲或者石片等工具简单刻画的，有些则是绘者用石块或金属工具多次敲打而成。岩画中，还有很多是经过多种制作手段复合完成的，例如先用凿刻或者研磨勾画出物体的外轮廓，然后设色涂描。这些加工岩画的技法，在最初的石刻制作中仍然采用，使岩画成为古代石刻的先声。最早的文字石刻应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
随着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生产工具不断进化，人们开始充分利用石料的坚固性能作为建筑材料，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了石材的加工技艺。就现有考古材料来看，石刻的产生几乎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步。它可能与人类利用石料做建筑材料有很密切的关系。按照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人类的生产力随着生产工具与生产知识技能的进步而逐渐发展强大，促进经济发展。而与经济发展相应，人们对思想意识、特别是文化艺术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多，在文化艺术上的表达能力及创造力也日益提高。在石块上雕刻各种图像，刻写铭文，便成为古代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的最早成果之一。
据现在已知的世界考古成果，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至7000年间的西亚耶利斯遗址中已经出现了石材建筑的望楼与城楼；在公元前3500年至3100年间的西亚乌鲁克文化遗迹中就发现了刻有文字的石板和雕刻有图像的石碑；在北非的古埃及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公元前3100年至2686年间的埃及早王朝时代遗物——石碑与石质建筑；在公元前2686年至2181年间的埃及古王国时期，便出现了大量的石质建筑物，如神庙、金字塔、石质坟墓和雄伟的方尖碑等。这些远古时期的遗物，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利用石刻，制造石刻的悠久历史，其源远流长，可以与人类的文明史并驾齐驱。从远古岩画到石碑，都在告诉我们，古代人类已经把利用石刻表达思想作为一种常用的手段了。
这样，石刻就成为了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广义上讲，凡是雕刻在石材上的图画、纹饰、文字，乃至立体形象，都可以叫作石刻。从考古学研究的需要上看，图画、纹饰、文字，乃至立体形象也都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但是从世界上学术界长期以来学科研究的划分情况来讲，人们习惯于把专门研究石刻文字的学科称作碑铭学（inscription），中国古代则将之归入“金石学”。因而一般所称的石刻研究也就大多仅限于文字石刻材料的研究范畴。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也主要是说古代的文字石刻研究。由于文字石刻在古代石刻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同时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有鉴于此，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样是以古代的文字石刻为主。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看，石刻研究应该包括文字石刻与艺术石刻、建筑石刻等多个组成部分。现在学术界习惯把通过各种雕刻技法制作的大量石刻艺术品、石建筑装饰构件、石刻画像等归入艺术史研究以及古建筑史研究的范畴。因此，对于古代石刻中的图像、纹饰、艺术造型等方面的材料，这里除有关研究涉及的必要内容外，没有作全面的归纳与分析论述，留待专门的艺术石刻研究专著。
由于石材的坚固本质，石刻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这些形制不同、带有丰富文化信息的古代石刻遗留至今，为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美术史学、文学、法学、古代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某些门类的研究保存了极其丰富可靠的原始资料。不仅如此，很多古代石刻由于制作技艺优良、书刻精美，也是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甚至是代表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国宝级文物，在文物博物馆学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上面已经述及西亚北非古文化中历史悠久的石刻文物。相比起来，中国古代石刻产生的时间没有它们那么早。但是，中国古代石刻的数量极其庞大，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用的时间持续长久，几千年来没有间断。而且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具有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使用文字历史，其古代石刻也是以文字铭刻为主，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文献价值。这是它的突出特点，也是中国古代石刻的研究历来受到世人重视的主要原因。
鉴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在文物考古研究中所说的石刻多是指具有铭文的石质器物，在古代金石学中甚至仅限于石材上刻写的铭文和图像，不大关注石刻的物质存在。历来石刻研究的侧重点就在于此。但是，如果从实际定义上讲，广义的石刻应该包括一切经人类凿刻加工过的石质文化艺术产品，传统的石刻研究只是石铭刻研究。由于铭刻学研究的局限，古代大量的造型石雕、石刻画像、石刻纹饰、石建筑物构件与雕饰等没有纳入传统石刻研究的范畴。近代以来，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对古代石刻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也有所改变。对于石刻外部形制与纹饰图像的研究逐渐加入进来，对于石刻断代与真伪鉴别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古代石刻研究的范畴不断扩大，更增加了石刻研究对象的种类与数量。由于石刻艺术品的研究内容庞大，研究方法与铭文的研究明显不同，有关研究对铭文石刻的研究会予以补充，产生重要的启发与促进作用。本书虽然拘于成例，仍是将论述与研究的范畴限于具有铭文的各种石刻材料，但是对于这些石刻的形制、纹饰图像等以往缺乏讨论的研究内容，从考古学研究方法出发，予以了深入介绍与探讨，希望能通过这些方面的研讨使古代石刻的研究有所深入与创新。
仅就铭文石刻的范围而言，中国古代石刻的分布也十分广泛。从历史坐标上看，远自先秦时期，近到明清民国，石刻文物不绝于书，可以说无一时无石刻。从地理坐标上看，东自海滨碣石，西至天山大漠，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诸岛，可以说无一地无石刻。虽然由于历代人为的破坏、废弃、将石刻改作他用以及自然力的毁坏等众多因素使古代石刻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然而幸免于难保存下来的古代石刻数量仍然十分惊人。由于历史上缺乏历代石刻数量的记录，而且现在也仍然没有一个对于全国石刻数量完整的精确统计，我们无法给出目前全国保存的古代石刻总数，仅能根据现有的公开材料作些大致估计。
清代金石学盛行，在众多学者、官员的参与下，搜集整理与收藏古代石刻材料成为一代风气。这时才出现了比较详尽的古代石刻目录。如清代中叶著名学者孙星衍、邢澍编辑《寰宇访碑录》，收录了自秦汉时期到元代的8000多种石刻。后代又有人陆续对《寰宇访碑录》一书加以订补。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罗振玉的《再续寰宇访碑录》、刘声木的《续补寰宇访碑录》等，总计起来所收录的石刻可达万余种。此外，罗振玉曾编写清末以来新见墓志的目录《墓志征存目录》一书，记录了当时所见到的墓志3380多种。近几十年来，各种石刻拓本主要汇集入一些大型图书馆及博物馆中。就已公布的一些图书馆藏石刻拓本目录来看：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所藏石刻拓本总数达26万余件（其中包括复本）、1万5千多种。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拓本有4万种以上。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石刻拓片也在22万件以上（其中包括复本）。收藏有万件以上拓本的图书馆、博物馆更是数量众多。而这些图书馆、博物馆所收藏的拓本则以1949年以前的传世石刻材料为主。1949年以来，在大规模的建设与文物考古调查保护发掘工作中不断发现新的石刻资料。遗憾的是这些材料没有得到完整的介绍与汇集，所以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总量数目。不过仅就陕西一省的新出土石刻材料略作估计，就会达到1千种以上。又比如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的历代石经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全面的发掘清理与整理汇集，总数达到14620种。将这些已知的情况归纳起来，可以推定，现存的中国古代石刻材料，包括原石已佚但尚存有旧拓本的石刻，完全可能达到5万种以上(2)。
如此丰富的石刻资料是一个尚未充分利用的文化宝库。它包含了从先秦到清代乃至民国时期近3000年间的各种文字资料。从文字书体上看，石刻中有古代篆文（包括王国维所划分的西方古籀与东方六国古文，以及秦以后历代书写的各种篆文形体）、隶书、楷书、行书与草书等。从文字形体上看，除了通行的标准字体外，还有大量不同时代流行过的异体文字。这些宝贵的资料对于中国古文字学与文字学研究，对于文字发展史与书法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从铭文文体上看，石刻铭文中包括有用于歌功颂德的赞、颂，用于哀悼死者的墓碑、墓志、铭诔，官方实用的各种诏敕文牒，用于祭祀盟誓的诅告、盟书，民间的契约、地劵、公证、记事，各种经典文集、诗赋杂咏，宗教石刻的题记、刻经，以及地图画像、谱系、楹联、题名、符咒、药方等等。简而言之，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出现过的各种文体均在石刻材料中有所体现。这使得石刻不仅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古代历史资料，也给古典文学研究增添了取之不竭的研究素材。
从历史学的研究角度来看，历代石刻中保存下来的史料内容更是可观。正如陆和九在《中国金石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洪水时代无论，已由石器时代进而为玉器时代，于是乎镂石之法兴。欲考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域之开拓，社会之习尚，文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宜取资金石以为佐证。”(3)宋代学者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也曾经指出：“《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于善恶大迹，有不可诬，而又传说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4)更加直接地谈到了石刻资料的史料价值与其在历史考据中的实际应用。近代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已经相当普遍地应用了石刻资料。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岑仲勉、唐长孺、张政烺等已故史学大家，均采用古代石刻资料开创新的研究途径，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至于近代以来对于经济、法律、科学技术等专门史的研究更是特别注重利用石刻资料。近年来，各地汇集出版了大量古代石刻资料的图录与录文集，说明中国学术界以及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古代石刻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作用。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古代石刻铭文的研究也是整个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夏鼐在《金文集成前言》中指出：“（铭刻学的研究）包括认识文字、读通文句、抽绎文例、考证铭文内容（例如考证纪年、族名、邦国人名、地名、官制、礼制和史事等），以及根据字形、文例、考证的研究结果来断定各篇铭文的年代和它们的史料价值。它是以铭文作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这些铭刻“又经常是要通过考古发掘才重新被发现出来的。”(5)所以在有关研究中也必须要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它们的形制、类型、出土状况、发展演化等方面予以研究。另一方面，铭刻资料出土后，对有关考古发掘的年代与性质判定、器物形制研究等方面也会起到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数量巨大的古代石刻遗存是中华文明古国文物宝库中引人注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石刻的保护与研究，在中国文博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已经公布的七批总计429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石刻（包括建筑物中的石阙）范畴的就有115处。如果加上石窟寺等有关石刻的文物遗址，可以达到268处之多。此外，在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2000处古建筑单位内，还大多包括有附属于古建筑的碑、碣、题记等石刻文物。由此可见古代石刻在现存历史文物中的分量。所以，保护石刻与研究石刻也是文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造纸与印刷术是中国古代造福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发明。与之直接有关的石刻拓印技术在中国历史悠久。拓本是保存和介绍石刻图像以及铭文原始形态的得力工具。张政烺指出：“南北朝时已发明了拓墨的方法。萧绎所集碑文大约就是拓本。”(6)说明在大约1500年前就有了摹拓石刻铭文的作法。石刻拓本也由此成为中国宝贵的文物遗产。能够保存至今的古代拓本大都是文物珍品。唐、宋时期的石刻拓本自不必言，就是明清时代的拓本，甚至原石已佚的近代石刻拓本都可以列入国家级文物。从而在有关石刻的研究中又增添了对于石刻拓本的鉴定与辨伪这一方面。在文物鉴定中成为独立的拓本鉴定辨伪一门学问。后代对于石刻的研究中不能不涉及这一方面。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石刻的研究与整理保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文物博物馆学、历史学、文字学等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就石刻研究的内涵来看，它涉及考古、历史、文物、哲学、文学、法学、艺术、科技、军事等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可以从各个方面去探讨与认识古代社会，堪称博大精深。对于古代石刻的丰富内容，需要长期深入的钻研与探索。对于古代石刻资料的全面收集整理，更需要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然而，目前对于古代石刻的研究力量显得相对薄弱，与中国古代石刻的庞大数量及丰富内容相比，极不相称。限于条件，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进行全国性的系统汇集与整理全部古代石刻资料的工作。因而，目前不仅还没有一部能够科学完整地反映全国现存石刻的总目录，就是分类性的全国目录（如碑目、墓志目录等）也没有。更没有一部比较完善的古代石刻铭文内容汇录。甚至连有关石刻研究的理论著作都很少见。在今日的石刻研究中还不得不经常沿用清代学者乃至宋元学者的金石著录记载。这些状况，都有待于学术环境的改善与石刻研究整理工作的发展去加以改观。
为了推动中国古代石刻的研究，首先需要加强对石刻基本状况的宣传与了解，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其次需要规范对石刻类型的划分、规范有关石刻的术语名称，通过对石刻内容的分析研究理顺石刻各类型的发展演化过程，完善石刻研究理论。此外，还需要全面了解历来的石刻研究状况，扬长避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念。简言之，就是要使石刻的研究系统化、科学化，建立起学科研究体系。前人为此已经做过了不少工作。本书希望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结合考古学研究方法，详细介绍石刻的主要类型与内容，分析其发展源流，充实有关理论，构建石刻学研究的基本架构，并概括介绍历代对石刻的研究汇集状况，以期有助于研究者对石刻资料的了解与运用，为推动古代石刻研究的深入发展略尽绵薄。
(1) 近年有报道介绍比利时的科学家用热释光测年的技术测定岩画上覆盖的风吹来的堆积物年代，从而判断岩画年代。但是这些堆积物是否曾被扰动，因而所测年代是否可靠，仍是需要判断与解决的问题。
(2) 这里所说的“种”，指一种名目下的石刻材料，如一种“石鼓文”，包括十件石刻（拓片）；一种“鲜于璜碑”，包括碑阳、碑阴等多件拓片。“件”则指单独的一件拓片。
(3) 陆和九：《中国金石学》，（台）明文书局，1981年。
(4) 宋赵明诚：《金石录》，雅雨堂丛书本。
(5) 夏鼐：《金文集成前言》，见《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
(6) 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