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戏剧的写意应该说是新时期以来话剧舞台上的一次革新，许多颇具创见的戏剧家都提倡中国戏剧要“突破主要依赖写实的手法，力求突破在舞台上创作生活幻觉的束缚，倚重写意的手法，到达非幻觉主义的艺术彼岸”。⁽⁵⁾他们纷纷借鉴西方戏剧美学和现代演剧思潮中戏剧的假定性思想，强调戏剧本质的写意的、非幻觉的表现，时空变化的自如，虚实相间的流畅，扩大舞台的空间容量，等等。其实不管这些口号如何，反映在具体的戏剧文学作品之中，无外乎就是戏剧人物对话的写意性、戏剧布景的写意性和道具的写意性等。

现代小说叙事的写意化主要指小说文体中为达到淡化叙事的目的所进行的人物对话的写意、景物描写的写意和小说中具有道具性质的描写对象的写意化。人物对话的写意在现代小说中是不多见的，而景物描写的写意和一些描写对象的道具化的写意在一些小说中是常见的。马琦在《编剧概论》中说：“现代戏剧中，许多作家和导演都用象征的、极为简单的景，甚至不用景。”其原因在于，戏剧由于舞台的限制，它的布景往往要求简洁明快、以写意为主，景物之中的意不仅代表着景物，更代表着戏剧作品之中叙事的含义。这种方式古今中外许多的作家都尝试过，现代作家鲁迅更是如此，他的许多作品中这种叙事的写意化都表现得极为充分。他曾经说过：“中国的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绝不说到一大篇。”⁽⁶⁾鲁迅在小说之中“不去描写风月”显然是自谦，在鲁迅许多小说的景物描写当中，对于戏剧背景写意的手法的借鉴是十分突出的。例如，小说《药》的结尾处，作者笔下对于景物的描绘就颇具写意性，“红白的花环”“支支直立的犹如铜丝的枯草”“死一般沉寂中铁铸的乌鸦”，这就为人物的出场提供了令人压抑的凄凄惨惨戚戚的空间，而且这死一般的沉寂还象征着旧中国黑暗的社会。再如，《故乡》中对于深冬景色的描绘，色彩极为单调昏暗，苍黄的天空给人一种压抑、沉闷之感，表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萧索。这和一轮明月之下闰土的少年英姿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表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苦难。类似的描写在鲁迅的《社戏》《风波》《在酒楼上》等作品中都可见到。

在其他的现代作家中，老舍和巴金分别被搬上银幕或被改编成戏剧的小说《月牙儿》和《寒夜》中的景物描写都同样具有写意性。老舍笔下的“月牙儿”伴随着主人公辛酸的一生，那“带着点寒气的一钩浅金”，向世人诉说着旧社会底层母女两代人的不幸遭遇，即使在那卑微而短暂的恋爱中，“月牙儿”仍然透出一些寒气。“月牙儿”是主人公痛苦和不幸的象征。而巴金笔下的“寒夜”则通过写意的景物烘托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这景物对表现主题、塑造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小说在“寒夜”中开始，在“寒夜”中结束，色调阴暗、寒冷、凄清。这里的“寒夜”既是写实的，又是象征的，既是环境描写，又是气氛烘托，同人物的悲剧命运相互衬托，这种写意必然对揭示主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道具的写意是现代戏剧艺术常用的方法之一，古今中外的戏剧艺术家都十分重视道具的运用。胡妙胜强调：“道具可以表示时代、环境、主人公的职业、趣味、意图等，还可以表现人物的心理及所发生的事件。”⁽⁷⁾例如，法国著名喜剧家莫里哀的戏剧《悭吝人》中，阿巴公一出场的一长串钥匙以及怀中的钱盒子，不用看人物，只是看道具，观众就可以觉察到他爱财如命的性格特点了。另外像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奥赛罗》中推动情节发展的手帕，既是奥赛罗和苔斯德蒙娜的信物，又是造成他们悲剧的主要线索，给观众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中国古代戏剧《桃花扇》中的“桃花扇”，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红灯”，一把扇子贯穿候、李爱情的始终，反映了一个朝代的兴亡历史；一盏红灯象征革命的未来光辉灿烂，表明了祖孙三代对革命的赤胆忠心。而现代的许多小说家也正是灵活地运用了现代戏剧中这种道具的写意化手法，将道具的作用移植到他们的小说中，才使小说的叙述错落有致，使小说的内容深刻隽永。

鲁迅小说中道具的运用可谓俯拾皆是，匠心独运。如《风波》中的辫子，《明天》中的纺车，《端午节》中的《尝试集》以及《祝福》之中鲁四老爷书房中的《大学》《中庸》，《药》中的人血馒头，还有《肥皂》中的肥皂等。下面以《肥皂》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鲁迅小说《肥皂》中主人公四铭在大街上看见了一个十八九岁的乞丐，于是便产生了淫思幻想，如果要是用肥皂“咯吱咯吱洗一遍有多好”，这一下流的想法极为充分地表现了四铭作为一个封建卫道士的那种假道学真下流的阴暗、卑鄙的心理，而此时的肥皂只是一个虚拟想象中的道具。当这个道学家不得不移情于他的妻子时，真正的道具出现了，最后他深感意外地被妻子淹没在肥皂的泡沫之中。显然，肥皂这个道具既表现了道学家猥琐的心理，又对情节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充溢着浓郁的戏剧色彩，而他小说中道具的写意性表现得也十分突出。如他的小说《登记》中，极富戏剧性的除了小飞娥和艾艾母女的婚姻，更以“罗汉钱”这种北方农村男女富有风俗味的定情物为道具，串联起了三代妇女的婚姻命运，使作品更加富有戏剧性。小说中张木匠20岁的女儿艾艾正同同村的青年小晚谈恋爱，张木匠的妻子小飞娥在偶然之中发现了艾艾口袋里的罗汉钱，引起了她辛酸的身世之感。在二十年前，她自己中意的情人保安也曾送过她一枚同样的罗汉钱，被婆婆发现后，婆婆就教唆张木匠狠狠地打了她一顿，因为婆婆也是这么过来的。挨了这顿打之后，小飞娥就在爱情的寂寞中陪着罗汉钱度过了大半生。有了这段经历，小飞娥决定不让女儿再走自己的路，于是终于同意他们去登记，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小说以罗汉钱为线索展开故事的叙述，同时罗汉钱又是小飞娥那段辛酸情爱史的见证与象征，还是艾艾和小晚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定情信物。赵树理在他的小说中设置这种细节性的小道具可以说对表现人物性格、反映社会现实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现代小说家创作的许多小说中都运用了这种写意性的道具。例如，茅盾的《子夜》中吴少奶奶卧室中枯萎的白玫瑰花和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就表现了她内心中的寂寞与苦闷，以及她对纯真爱情的渴望；而吴老太爷身边的《太上感应篇》则显示着他的腐朽和道学。再如，现代小说家王西彦的《古屋》中古老而闳大的城堡式的“孙家大屋”和小说家路翎笔下的《棺材》中阴森恐怖的棺材分别象征了古老的家族制度和垂死的阶级。许地山《落花生》中的落花生和萧红笔下的《看风筝》中的风筝则分别象征着朴实无华的人生和美好的未来生活。像这样如戏剧文学中充满着写意意味的道具在现代小说中可谓比比皆是。

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戏剧手法的运用，在客观上造成了现代小说的戏剧化，这绝不是偶然的。它首先说明了小说与戏剧的亲缘关系以及它们的相互融合的关系。正如雨果所说：“小说不是别的，而是有时由于思想、有时由于心灵而超出了舞台的戏剧。”⁽⁸⁾不仅如此，现代小说的戏剧化同时也表明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家们自觉的文体意识以及他们对小说文体空间的拓展，他们以自己卓有成就的创作实践充分体现了“当戏剧因素渗入到叙事作品里的时候，叙事的作品不但丝毫也不失去其优点，并且还因此而大受裨益”，“戏剧因素理所当然地应该渗透到叙事因素中去，并且会提高艺术作品的价值”⁽⁹⁾。

（本文发表于《戏剧文学》1998年第6期）

(1)　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载《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00～201页。

(2)　卡斯尔·维络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诠释》，《西方文论选上卷》。

(3)　施军：《借鉴融合创新》，载《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

(4)　洪深：《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载《洪深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5)　胡伟民：《话剧艺术革新浪潮的实质》，载《戏剧报》1982年第7期。

(6)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7)　胡妙胜：《戏剧演出符号学》，中国戏剧出版社，第116页。

(8)　雨果：《光与影集序》（1840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第141页。

(9)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