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寒光与经济生活的温暖

18世纪晚期的经济思想图景有时候陌生得令人不安。斯密与孔多塞、伯克与内克尔，他们与我们十分相似，又非常不同。他们思考并论证着自利与竞争、制度与公司、“市场”与“政府”。但是，这些词对他们而言有不同的内涵，而且这些词的内涵还表示着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政治观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后大革命世界的二分法——即“冷静”、理性和深思熟虑的算计对照“温和”与直觉的情操，以及完全操纵和改良的政府对照非计划、非强制性且多样化的市民社会——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中也几乎令人难以辨别。在古老的欧洲大陆上，这两种政治哲学散布各地，如同伯克笔下的松散个体。

冷峻思想与温和思想之间的对立在18世纪中期的哲学观点中司空见惯。赫尔德1769年从里加（Riga）到南特（Nantes）的旅行中发现，法国的精神存在于其“冷静的语言与思维方法”“冷静的推理”“冷血”“礼貌”以及“精神的富足”之中。欧洲新的思维方法逐渐被分为冷峻哲学（cold philosophy）的两个主要的分支。一方面存在冷漠的利益计算：就像伏尔泰的《精神论》和卢梭的《爱弥儿》中描述的“行尸走肉般的灵魂”，或“麻木”“冰封的心不再为喜悦而跳动”的人“不公开承认的自私自利”。但同时也存在这种冷峻哲学的责任。同样在《爱弥儿》中，卢梭将狂热的“强而有力的激情”同“理性与哲学精神”相对照。后者以及“哲学的冷淡”构成了“死亡的宁静性”。哈曼谈到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冷漠主义”，并且认为，康德笔下启蒙的人不过是“心死之人”。哈曼认为，在《何谓启蒙？》中理性的公开使用只不过是一束北极光，“这束冰冷而荒凉的月光”不能为“疲弱而慵懒的理解力”带来任何启蒙思想，也不能“给薄弱的意志力提供任何温暖”。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种政治寒暑表的冲突被调换成信仰与死亡之间的剧烈斗争。在黑格尔的描述中，启蒙思想的气质无疑是冷峻的。它将自身分成两种难堪的意识形式，一个是“离散的、绝对僵化且固执的原子论”（意指绝对的个人主义——译者注），一个是“纯粹的、不可改变的冷淡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一方面，启蒙思想导致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冷漠，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目标是“用钱换取黄油与鸡蛋”，而且“这些持有这种意识并将其作为目标的人们不是绝对的和睦，而是有着各自的狭隘本性和特殊的利益”。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引起了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慌：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即“（它是）所有死亡中最冷酷且最狠毒的，（砍头）像切掉一棵白菜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对启蒙思想的敌人而言，亚当·斯密是第一种意识形式的象征，而孔多塞是第二种意识形式的象征。路易斯-加布里埃尔-安布罗斯·德·波纳德（Louis-Gabriel-Ambroise de Bonald）这样评价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它使我了解到了革命国家的“匪夷所思的现象”，在发生革命的国家中，指挥者们“冷酷的命令其追随者面对死亡和被遗弃，而这些人也是他们的同胞”；它是18世纪的破坏性哲学的“最终产品”，或者说是“新的福音书中的《启示录》”。但是，亚当·斯密几乎同样令人惧怕。波纳德写道，《国富论》对社会的整体“道德财富”都是有破坏性的。它也是破坏的一个源头。波纳德在他对斯密的评论中说过，战争、瘟疫、饥荒不能摧毁公共社会的影响力，“一本书却足以颠覆它”。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就是要让国家的注意力从“社会的道德体系”中移开，而没有了“政府的持续行动”，社会的道德体系不能得以维持。“因此，对社会的管理导致政府忽略了对人的管理。”

从那时起，孔多塞和斯密就被看作历史长河两大进程中的先驱者，这两大进程在19世纪或走向全民政府，或遗弃市场关系。我们会发现，这些进程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思想中很难被识别。在孔多塞和斯密笔下，经济生活本身就充满着温暖和散漫的情绪。斯密将自利或自爱看作一种典型的温和（且难以理解）的情操。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到了“我们自己的强烈的情感”或是“激动与渴望”，在这种情绪中，“自私似乎放大并歪曲了每件事物”。与道德评价一样，商业评价是一种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在《国富论》中，与“企业精神”一样，贸易政策取决于“妒忌”和“憎恶”，偶尔会“被对有趣的错误的所有强烈自信”所激怒。项目经理或进行新冒险活动的企业家，都是富有“想象力”与“激情”的人，而非能够进行“审慎的推理与富有经验”的人，他们沉迷于开矿、帝国和资本投资的“黄金美梦”之中。

斯密认为，对买卖自由与工作自由的干预是一种政治压迫。有时候它也是一种对情感的压迫。在《国富论》中，贸易自由将人从人身压迫、政治压迫，有时甚至是身体压迫中解放出来。穷人受迫于定居地法律；法国人受迫于封建领主的租税；德国人受迫于必须饲养君主的坐骑；小型酿酒商受迫于许可证管制；大型业主的佃户受迫于“管家与代理人”；要出口绵羊的人受迫于“以鲜血写成”的法律；学徒受迫于所在的公司；服装商人受迫于汉堡公司；爪哇人受迫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而且几乎每一个人，包括他们自己的低等奴仆在内，都受迫于在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

在许多这类例子中，压迫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是一种政治权力的滥用。它与小规模的人身专制有关。同斯密一样，孔多塞和杜尔哥都认为这种专制是一种持续的困扰，他们称之为一种“骚扰”。因此，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复提到“征税官吏令人头疼而恼人的到访”，以及那些可预见的来自“海关官员”的“麻烦或骚扰”。骚扰是一种压迫，它在司法管理不确定的环境中滋生。在这种环境中，人们运用公职的权力来驱赶个人的不满。在这种压迫中，压迫者知道被压迫者的名字、弱点及其住所。斯密说过，海关官员们“经常给他们的邻里带来麻烦”。他们的到来使人们遭受“太多不必要的麻烦、骚扰与压迫；而且，尽管严格意义上来说，骚扰并不需付出金钱上的代价，但是人们会愿意花费相应的金钱使自己得以从中解脱”。

在这里，个人与商业、经济与政治、理性与感性（或者说计划与直觉）的思想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杜尔哥在1770年曾写道，法律管制利息和高利贷的后果就是把人们置于可憎而又危险的骚扰之中。他在《货币借贷备忘》（Mémoire sur les prêts d’argent）中写道，“弃公民的命运于随着公众意志变化的、武断而又摇摆不定的法理中而不顾”；他描述了在省一级的小镇昂古莱姆（Angoulême）中的“眩晕”与“恐慌”、“谴责”与“报复”，而这些都是检举高利贷的后果。整个小镇的人们已经“愤怒”了，而司法官员们需要适应“这样的热度”。他告诫巴黎当局，至关重要的是要结束“这种如此可憎的骚扰，它甚至可怕到用遵守法律的热情的表象来掩饰自己的程度”。

孔多塞在其1776年的《对谷物贸易的思考》中写道，规章制度就是一个“欺诈与压迫”的团体，在这里，农民（的生活）受困于那些作为城市生活特征的“检查、禁律、判罪和骚扰”。他们不得不研究那些“下级”官员们的伎俩，并学着如何去唆使他们。他们甚至失去了农业生活中的最大优势——独立，“人类宁愿依靠自然而非其他人；与遭遇不公正对待所引起的损失相比，雹灾带来的危害与痛苦会更小；正是这一点将人与农业联系起来”。孔多塞认为，财政制度的间接税改革本身的问题就在于情操：“它将会拯救那些在现存制度下迫于骚扰与恐慌而呻吟着的人们；它会把人们从那种比苦难还要痛苦一千倍的受压迫的情绪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