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90年代的苏格兰

从倾向于激发公众意见的法律角度来看，到1792年，斯密的新原则几乎被视为煽动性的。苏格兰的革命本身已是一触即发，而斯密的观点被认为是启发了热门讨论、反战和对英国政府的不满。像休谟那样，在苏格兰人们已经认为斯密受到法国怀疑论的影响。博斯韦尔（Boswell）曾谴责约翰逊“将休谟和斯密的头脑匆忙拼凑起来，其结果就是徒劳无功且倍加荒谬”。与休谟一样，斯密被认为英文写作水平低下。按照一位身居领导地位的保守的牧师亚历山大·卡莱尔（Alexander Carlyle）的说法，《国富论》是“冗长烦闷并充满重复内容的”，“他关于政治对象的观点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他曾向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喝彩，而且他“偏向于赞成法国的悲剧”。卡莱尔后来描绘了一个恶意的小幻象，在其中休谟和斯密“退缩到一个坚果壳中”作为“对他们造成世界现在的状态”的惩罚：“一个是尽他的力量来逐渐削弱基督教，另一个是通过引入既传播思想又流通商品的自由而普遍的贸易。”

1789年以后，苏格兰的思想分化急剧增加。科伯恩勋爵（Lord Cockburn）在写到他的保守家庭中发生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对话时说过，“他们是多么热情地赞赏着（大革命）啊！”“每件事，不是这件事或那件事而是精确的每一件事，都渗透进这一事件中。”斯密是“爱丁堡青年自由派”的英雄。但是对于包括从前的崇拜者在内的许多其他人而言，斯密是深度猜忌的对象。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1810年回顾道：“自由贸易学说本身被视为一种革命趋势；那些以前得益于与斯密有密切关系的人们，以及那些以热情传播他的自由体系而自豪的人们，都开始质疑哲学家们辩论的权宜之计、国家政策的奥秘以及封建时代难以理解的智慧。”在1793年的苏格兰，被潘恩称赞而又由孔多塞来翻译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科伯恩勋爵写过，“苏格兰几乎是处于政治退化的最低点”；他描绘出一个“在一个小而贫穷的国家中绝对权力……得到运用”的场面，可以将其比做“奥地利或俄国的一个省”。

著名的苏格兰煽动叛乱言行的审判早在1793年就开始了，与斯密的思想接近的言论都被涉及。宣传最多的审判——是针对托马斯·缪尔（Thomas Muir）的，他是一位律师，在1793年8月被判刑流放14年——是关于“散播对政府的不满”的罪行。在起诉中有这样的话：“他说，如果民意得到了平等的表达，则他们的赋税会更少；他还说，他们不会像法国人那么便宜地把商品从法国繁荣的城邦中带到市场。还有比这更有可能煽动叛乱的言行吗？”法官的概述坦陈：“我从不是一名法国的赞赏者，但是现在我只能将他们看作人性的怪物。”

在另外一个审判中，教士托马斯·帕尔默（Thomas Palmer）由于在谈论与法国的战争时说了“战争使商业受到严重限制，几近被毁”的话而被控告。帕尔默关于新闻自由的建议与斯密和休谟的观点有关系。对于被告而言，最重要的事是最贫困的国民也有讨论改革的自由，“衣衫褴褛的乞丐有权利对我们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发表他的意见”。帕尔默也被流放了7年，虽然休谟、斯密和米尔顿（Milton）几乎没有发挥作用。一位名叫威廉·斯基文（William Skirving）的农民援引斯密关于公共信贷负担的观点，结果被流放了14年。莫里斯·玛格罗特（Maurice Margarot）在法庭上谈论法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条约，并像斯密曾批判过的那样说道，“在思想上，它们是天生的敌人，应该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场合开战”，最后他也被流放了14年。

杜格尔德·斯图尔特也被迫在他的《人类思想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中对所援引的孔多塞的论述进行了不寻常的删节。两名苏格兰上议院法官在1794年一封寄给斯图尔特的信中炮制了一个经典的迫害文本。他们预计“你会以公开而又大器的方式抓住最早的机会来撤销，你曾怀有的每一种情感和你曾说过的每一句话，它们都支持了那些产生极大损害的学说”。斯图尔特的回答相当有尊严。他否认任何一种“在大众中间鼓励政治讨论的意愿”，声称支持的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法国的哲学家”，并宣布他仅在政治上“热情”地反对奴隶贸易（“它一成为普遍讨论的话题，我就会在讲座中略去这些词语”）；他也补充道，“我曾尊敬地提到过孔多塞的名字，这却使我的一些作品蒙羞，我将为此永远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