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真正情操

对于斯密和不同的“斯密”（阐释）而言，1880年仍然是一个转折点。试图对反事实问题进行的回答似乎没有什么价值：斯密本人怎样看待他变化了的声誉或者法国大革命？但是，总结一些关于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谓斯密的真正情操，以及为什么它们能以如此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可能是有益的。

正如唐纳德·温池和其他人所强调的那样，试图理解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一方面，斯密本人相当不遗余力地来遮掩他的观点。当他在《国富论》中谈论当代政策时，他显得格外谨慎并难以捉摸。在他的书信和对话中，他似乎有几种或多或少不相同的个性。正是这种多样性导致了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说的，有限公开的斯密与据称是在盲目社交时间中崇敬伏尔泰的私底下的斯密之间存在紧张状态。

根据斯图尔特的回忆录，斯密的真正情操是审慎的公众人士的情操。然而同样的紧张状态被斯密的法国朋友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因此在斯密逝世后，杜邦·德·内穆尔说，斯密的真正“精神”应该存在于个人或绝对的朋友身上。公开的斯密将他真正的情操通过保守的公众观点隐藏起来。在杜邦对杜尔哥与斯密的评价中，他批评了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一些政府干预尤其是对间接税的纵容态度。但是他以“似乎已对斯密整部书中所暗示的与英国政策有关的严厉判决感到恐惧”的事实来解释斯密的“错误”。因此，斯密的错误只不过是“他认为他为了这个国家的民意而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自由的斯密、在他自己房间中的斯密，或是在朋友房间中的斯密，就像我们都作为魁奈的信徒而一起在魁奈家中看见他那样，我们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从这种“法国”的角度来看，斯密的谨慎是必须在公众面前遮掩自己真正激进思想的人的那种谨慎。他被看作一位有时会妥协的改革家，而非一位有条理的保守主义者。像杜尔哥、孔多塞或吉本（Gibbon）一样，他以某种代码来写书；魁奈的《重农主义》（Physiocratie）是在“北京”出版来躲避法国的书籍检查的。与魁奈一样，他生活在一个绝对权力的社会中。

杜邦的阐释被大多数斯密的回信以及著作（出版或未出版的）中的革命立场所证实。但是，斯密对保守观念的妥协不是权宜之计。与孔多塞一样，对于斯密的政治哲学而言，尊重公众观点至关重要。“缓慢、渐进并在一个长期警告之后”的行动并不是保守主义。用斯密的话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将把流行思想——“人们可能会形成的对政府的看法”——置于政治变化过程的核心。公众许可将会改变社会。在斯密最后的著作中，他最为深刻的评论是关于腓特烈大帝的：他是位试图“将他自己的评价植入最为重要的是非标准中”，并试图“像手支配棋盘上面的棋子一般”来支配人类的帝王改革家。相比之下，这位有人情味的人更像斯密本人：谨慎、随和、尊重人民的意见。

斯密对公众意见的全神贯注确实成为在18世纪90年代对他的指责之一。按照卡莱尔牧师（Reverend Mr.Carlyle）的说法，他的破坏性是因为他想要传播观念。他（倡导）的人道主义的改革者是伯克的（同样也是罗伯斯庇尔的）诅咒：那没有成见的人，“在做决定的时刻犹豫不决，怀疑、困惑、不果断”。正如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引用了孔多塞关于公共教育的观点的轻率之举甚至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迫使自己撤销了渐进主义：“如果我长期详述着一个缓慢而渐进的对于一个民族不同情况的法律适应，那么，这不是出于一个想要鼓励民众之间政治讨论的意愿，而是出于一种为了防止这样一个危险的恶性焦虑的渴望。”

更为一般的是，这里所介绍的争论已经掩盖了斯密真正的政治情操。在1800年的评述中，《国富论》沦为一个单独的“原理”，而斯密本人也成为一个“自由贸易”的狂热者。然而，《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最有颠覆性的部分——启发了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与西耶士（Sieyès）的段落以及震惊了苏格兰的托利党人（保守党）的段落——甚至不涉及经济政策。斯密变得最为愤慨的时候是在18世纪90年代（事实）“被掩盖或搪塞”（用伯纳的话来说）的那一时刻。

用纳丹·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的话来说，《国富论》是“对人类习惯的一次系统性的评论”，从而它成为伯克公开羞辱的对象之一：“不像某些人那样与现有机构争吵，取而代之的是，建立起对这些制度有敌意的哲学和信仰，而我们密切地忠实于它们……任何事都拿来讨论的状况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不幸（不像这些绅士们所认为的是荣耀）。”斯密形容了制度对于商业的不利影响。但是他也谈及这些制度的其他影响。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斯密对那些加速国家之间纷争的商人们的批评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解释。他说道，斯密的评论“是以一种他很少在其政治著作中使用的愤慨语调表达出来的”。当政治著作被认为与商业或者财富有关时，这就是真实的。斯密并不是特别地对价格、投资甚或税收水平感到愤怒。但是愤慨仍然是他的作品最强有力的笔调，尤其当它针对政治与宗教制度的不公正的时候。

在很大程度上，斯密颠覆的名声是建立在他对宗教的批评上。观其一生，他与休谟之间的友谊是最受反对的一部分；在《国富论》中，他提出一些大胆的原则，例如限制已有教会之间的“大联合”，提倡将科学作为缓解“宗教狂热与迷信的药方”。而《道德情操论》长期以来都被看作对宗教偏见进行抨击的文本而被许多人阅读（至少在法国是这样）。这种抨击也是吸引孔多塞的妻子索菲·格鲁希（Sophie Grouchy）的一个地方，而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翻译了该书的最后一版：斯密已经“使道德世俗化，并把它从所有的对宗教的依赖中消除掉”。

斯密危险之名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他对于民族歧视和对外军事开支的反对。他对于帝国情操的描述——“读到报纸上本国舰队与军队的英勇事迹时的快乐”、“对征服与国家荣耀的不切实际的希望”——在《国富论》中已经备受怀疑。他钦佩军事力量，认为常备军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他强烈批评“大肆进行”的并且“昂贵而不必要的战争”。他引用“一个大的基督教会的机构就是庞大的舰队与军队”作为“公共挥霍与不当行为”的事例。《道德情操论》的最后评论甚至更强烈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民族偏见的平均原则”常常是“恶意”且“残酷”的；“把法国称作我们的天敌”是软弱愚蠢的；“伟大的善战事迹”违反了公平与人道，而且由“品质败坏的人”来指挥。

实际上，斯密的语言与伯克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抨击的那些法国朋友们的语言相近。他的针对伯克的有关军事开支的论点被法国战争的反对者所援引。皮特作为战时首相的确很恼火于斯密被引用来反对他在对外政策中的花费：“正如他所代表的那位伟大作者的大部分观点……他不能避免对他所提出的几个箴言产生异议。他认为，这位伟大的作者尽管总是别出心裁，但有时也是不明智的”。而到了世纪末，至少在英格兰，这些不好战的箴言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斯密的无民族偏见的原则与他对国教的反对一样，都被归入到他的商业理论中。

到1800年，斯密对于贫困的真实情操也被忽略了。鼓舞了威特布莱德（Whitbread）的关于工资的论述部分中，这一情感是愤怒的，并且在他未出版的作品中表现得更甚：正像他在法学讲座中说到的那样，贫穷的劳工是“支撑着全社会的框架”，然而“他们自己支配着很小份额的工资，并埋没在默默无闻中”；“可以非常公正地说，为全世界供给衣物的人自己却穿着破旧衣服”；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把法律和政府看作一个为了镇压穷人的富人的联合”。在他对政府干预的看法中，他是持容忍态度的，尤其当目的是减少贫困的时候。一个例子就是他关于公平工资条例的评论；另一个例子是他对于货运费的累进税制的支持，以便将“富人的懒惰与虚荣拿来为针对穷人的救济做贡献”。然而，在把《国富论》理解为一部有着单一原则“即所有的贸易都应该是自由的”书的时候，这些段落也被忽略了。

斯密对谷物自由贸易的支持对于他在19世纪获得作为穷人的敌人的名声是至关重要的。而他本人的论点是自由贸易会防止饥荒并缓解匮乏。在这里，他不关心所谓残忍的“自由体系”有例外；与杜尔哥和孔多塞一样，他相信对穷人而言，自由远没有那些暴虐且不了解情况的政府残忍。我们将于第三章中看到，斯密与孔多塞一样，认为谷物自由贸易将会是一个“抵抗稀缺的保护剂”；他与孔多塞一样，都相信它是确保“更平等的”生计的一种方式。他几乎没有写到自由国家中的饥荒。但是，没有理由来认定在短缺时代他不同意杜尔哥的政策，即将政府提高贫困人口工资的计划和食品自由贸易联系在一起。

到1800年，甚至斯密关于自由的情操也被完全忽视了。自由的思想是斯密著作的核心。但是，作为一种结果的“经济”自由与作为一种手段的“政治”自由之间的差别——正如在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的回忆录中所说，或者对于柯勒律治的船东朋友们而言——完全消失了。斯密写过，当农奴身份与奴隶制被废除，中世纪城市中的市民们“在自由一词的现代含义上是真正自由的”。商业与制造业引入了“自由与个人安全”。“尽管它一直都被忽略，但是迄今为止这是所有影响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斯密认为，自由贸易本身就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不言而喻。它是某种感觉：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来说，即“自在地呼吸自由与独立的空气”。这就是杜尔哥或孔多塞的感觉。“感受自由的芳香”是孔多塞在他的《对谷物贸易的思考》中的语句；他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批评经济学家们“为了商业自由似乎忘记了政治自由的利益”。索菲·格鲁希在她为斯密做的后记中写道，“自由是人类心灵的第一需要”。

斯密相信自由是有益的，他也相信它有利于繁荣，正如他在《国富论》的通篇所论证的那样。但是他细微地辨别了这两种论点：在商业政策中，以及在繁荣和“平等”中，什么是“不明智”和“不公正”的。这也是后来对法国启蒙思想的传统区分。孔多塞写道：“自由带来的益处有两种，第一，存在自由优势；第二，人们在自由中感受到乐趣。”相应的，奴役是有害的，这既是因为它所引起的痛苦，也因为它导致“依赖的感觉和人类的退化”。18世纪90年代辩论的影响是混淆了这两种益处，并最终至少在政治经济学中降低了固有利弊的重要性。但这不是斯密对自由的看法，也不是他的政治观点。

斯密真正的情操被他本人所掩盖了，在他去世后他的朋友与拥护者也掩盖了他的情操。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它们成为特别受到法国思想影响的一组信念。他批判宗教机构、批判战争、批判贫困、批判富人的特权。他支持公开讨论。斯密的政治观点中没有一点能把他早期的革命声誉误读为他作为自由之友和法兰西之友的东西。

对斯密而言，自由是以不被他人干预为主要特点的：在人的一生中的各个方面都不被任何外力（教会、区郡监督者、市政当局、海关稽查员、各国政府、雇主、所有者）所干预。干预或者压迫本身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斯密有时把不平等称为一种压迫，把低工资称为一种不平等。但是，正是这种多样性在他去世后消失了。到18世纪90年代末，不受干涉的自由已经非常少了，至少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是这样。现在只存在着不受（一种）外力（各国政府）干预，以及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经济方面）不受干预的自由。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超越18世纪90年代来回顾那些更为接近斯密本人构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