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地位的衰落

近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史的遭遇，可以用“内忧外患”四个字来概括。所谓“内忧”，是指经典政治史的题材资源枯竭，内部创新冲动衰减，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的论著越来越少；所谓“外患”，则是社会弥漫着对政治的失望和冷漠的情绪，新兴知识门类不断出现并壮大，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影响迅速上升，对政治史构成巨大的压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的沉浮不过是整个美国史学的缩影。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有学者在谈论史学的衰落。李·本森在1969年曾说，从20世纪初年开始，史学就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后50年间，史学对社会思想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贡献，变成了一个无足重轻的学科。^[7]将近20年后，西奥多·哈默罗宣称：“所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目睹历史作为一个学科的衰落，或许还不是消失，但无疑已是黯然失色。”^[8]历史学博士学位“产量”的变化，似乎也为“衰落”说提供了佐证。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1960年为364个，在1972—1975年间飙升至每年1100个，紧接着就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到80年代每年仅有550个。^[9]美国史学的这种“衰落”，当然不能单从史学自身来理解，而要把它放到众多学科的竞争和消长中看待。19世纪末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均有扩张，获取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声望，历史学的地位相对下降，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史学虽在整个“知识王国”中处境不利，但仍在不断走向精细和多样化。在19世纪后半期，欧洲史学率先完成了“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不仅更加重视史料和证据，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考辨和表述事实的规范与技艺。^[10]美国史学受欧风熏染，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专业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新史学”从一种理念变成了广泛的学术实践。到50、6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社会转向”（social turn），新社会史异军突起，渐成史学主流。^[11]进入70、80年代，美国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史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用语言所表述和塑造的世界，久已有之的文化史也具备了“新”的面目，人的“内在经验”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文化史不断向更广阔的史学领地“殖民”，把越来越多的题材阑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几乎所有历史研究领域都促成了某种“文化转向”。于是，文化史就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更是一种可用于处理各种历史题材的路径和方法。^[12]

美国史学这些既深且巨的变化，可以见之于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就研究的题材而论，21世纪初的美国史学同一百年前相比，有几个至为显著的变化：从政治经济转向社会文化，从各界精英转向底层民众，从中心转向边缘，从“硬”问题转向“软”问题。^[13]当然，这些变化只是某种趋向，并不意味着后者一定取代前者。当今美国史家感兴趣的题材呈高度的多样化，锐意发掘新题材固然是一种潮流，而专注于“老”题目者也不乏其人。与此相伴随的是，史料也变得愈益多样化。经典史学把档案文献奉若至宝，大力推动了公私档案的整理和开放；“新史学”极大地提升了地方史料的价值，把生死记录、家庭账册、财产清单、选举记录等材料纳入了史家的视野；“新文化史”则将从前根本不具备史料意义的事物，如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课本、广告、歌谣、票证、电视、电影等，全都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当今美国史家无论研究什么题材，通常都怀有“泛史料”的意识，不肯错失任何发现、利用新材料的机会。许多史家仍然相信，史料的意义在于其中包含着关于过去事实的信息，史家的工作就是辨别、提取和解释这些信息；但是也有一些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学者，尤其是新文化史家，开始关注史料形成的语境，甚至认为从史料中看到的并不是过去事实，而只是关于过去的各种解释。于是，史料就不再仅只是过去事实的载体，同时也是需要解读和阐释的文本。在解读过去的文本时，许多美国史家并不依赖分析方法，而更借重于阐释。他们也不再欣赏全景式写作，而偏爱碎片化的小题材。社会科学的理论化和模型化，以及基于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计量方法，在60、70年代曾盛行一时，但到80年代后期也失去了风头；基于人类学的“深描”理念而形成的新叙事方法，已成为“文化转向”之后美国史学的重要方法。

美国的史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史学理念遭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的统一性愈益变得可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成了一种潮流。现在，“历史”从单数变成了复数（histories），许多史家不再简单相信“大写的”或“唯一的”历史（the History），对“历史真理”也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悄悄接受了“不确定性”的理念。这种思想风气既强化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增添了追求新知识的可能性，同时也激发了对历史话语权的更加激烈的争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历史的政治意蕴愈益彰显，基层社会和底层群体成为史学的主要对象，精英主义、种族主义、美国例外论和欧洲中心论全都遭到唾弃。在很多学者看来，欧洲或“西方”，白人或精英，并不是历史的主导者，也不是价值、制度和风尚的引领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民族国家也不再是历史分析的中心，国际维度和跨国视野越来越受到重视。^[14]

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史学语境中，美国政治史受到各种潮流的冲击、挤压和塑造，领地范围缩小，地位显著下降，在整体上呈衰落和边缘化之势。二战以前，政治史是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那些引领美国史学风气的人物，多为政治史家。政治史的强势一直延续到50、60年代。“一致论学派”和“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大体上也是政治史家。不过，就在此时，政治史存在的隐患也已为人所察觉。塞缪尔·海斯注意到，在社会史的迅速发展中，社会史家越来越关注“更大的政治秩序”，而政治史家则越来越醉心于“正式的政治制度”，两者之间不仅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且充满猜忌和敌意。^[15]到了60年代，美国处于一个政治激荡的时期，随着“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方案的推行，联邦国家也步入了一个大扩张的阶段。可是，史学界的风气却反其道而行之，历史上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受到轻忽，许多史家不关注过去的政治和政策，把它们留给了政治学家。^[16]及至70年代初期，这种状况更加突出。在戈登·克雷格看来，当时美国大学的历史系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在大学变得非常政治化的同时，学生们却对政治史了无兴趣。许多年轻学者转向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而少数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抱有兴趣的学者，则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克雷格由此断言，政治史已然过时。^[17]80年代的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从每年的博士论文数量来看，社会史在70年代末期就超过了政治史，成了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与此同时，新文化史也逐渐大行其道，同社会史一起，进一步分割和挤占政治史的领地，使它的声誉和影响更趋式微。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有了不祥的感觉：政治史已陷入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境地。^[18]在90年代初，更有人直接对政治史宣判“死刑”：

政治史走进了死胡同。……关于战争、外交和政治家所写及所说的东西的研究，……不再受到学生和年轻教授们的喜爱。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的组织性框架，比如查尔斯·比尔德的阶级分析，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地域分歧的强调，路易斯·哈茨的洛克式共识，李·本森的族裔文化论，还有沃尔特·迪安·伯纳姆的临界选举理论，都受到了有力的攻击。^[19]

政治史的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政治史家自我感觉的危机。一方面，他们目睹专业地盘遭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蚕食和夺占，政治不再是史学关注的重点或中心，政治史在新史学专业圈中受到蔑视和冷落，不免感到沮丧和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难以从政治史本身获得创新的资源和动力，只得转而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取法，结果导致政治史的特性受到冲击乃至重塑。后一点也许更让他们感到不安和忧虑。在引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理念和路径以后，政治史领域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等新的方向。^[20]但在有的学者看来，宽泛地界定政治，把政治理解为社会制度和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权力关系，并采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关注社会力量对政治的影响，或者用投票来测度社会舆论，这不啻使政治史陷入变成社会史分支的险境。^[21]在“文化转向”发生以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边界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像林恩·亨特这种政治史出身的学者，一旦采用文化研究的路径处理政治题材，其著作便兼具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特点。^[22]然则在“纯正的”政治史家眼里，这正是政治史迷失自身特性的表现。

政治史家的不满和担忧是不足为怪的。长期以来，政治史无异于史学家族中受宠的长子，现在社会史和文化史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弟妹加入进来，分享了它一直独享的关爱，难免在政治史家心里引发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为了维护政治史的荣誉和尊严，有的史家不惜刻意贬低社会史和文化史，把史学领域出现的各种弊端都归之于学术新潮。^[23]反过来，不少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对政治史也确实抱有偏见，只要说到政治，就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总统和国会，把政治史视为已死的政治精英的颂歌。在他们看来，这种政治史肤浅粗糙，充满偏见，理应遭到淘汰。^[24]在一些新出的美国史教科书中，重大政治事件也不再是分期的标志；甚至有学者十分厌恶政治，宣称要“让政治出局”（let politics go）。^[25]由此可见，政治史家的“危机”感受也不完全是杯弓蛇影。

政治史何以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冷落和排斥，美国学者对此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克雷格曾谈到，政治史在欧洲大陆的失势，可能与国家未能满足人们的期待有关；而在英国和美国，对国家的崇拜从未达到欧陆那种程度，因而政治史的式微主要缘于它盛行了太长的时间，显得老套和乏味，较之经济史、社会史等新兴领域，其方法和理念也明显落伍。此外，政治史的题材大多涉及权力的获取和运用，充斥暴力和血腥，也难免引人生厌。^[26]威廉·洛克滕堡也提到，政治史的衰落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对权势集团政治（Establishment politics）的厌恶；二是受到年鉴学派倡导长时段、贬斥事件史的影响。^[27]

克雷格和洛克滕堡的说法侧重点不一样，但多少都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在关注基层社会和下层群体的“新史学”学者看来，政治史家眼里只有精英，忽视或抹杀大众在政治中的角色及影响，这种政治史无异于“以总统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且，它“集中关注的对象，如果以阶级、族裔、宗教和性别而论，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何况（政治史家）还喜欢把某个群体的历史与整个国家的历史相混淆”。^[28]对于这种浸透偏见、褊狭自足的史学，他们自然十分反感，进而痛加贬斥和蔑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史的失势也是不同史学范式竞争的结果。这种范式竞争的确与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理念和路径相关联。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家就旗帜鲜明地排斥政治史。他们把政治史视为转瞬即逝的事件的历史，是一种“唯历史的史学”。在1929—1945年间，《年鉴》杂志刊登的政治史论文仅占2.8％。此后，政治史论文的比重时起时落，在1946—1956年间占5.4％，1957—1969年间占4.1％，1969—1976年间下降到2.1％，在总体上一直是微不足道的。^[29]另据法国史家雅克·勒高夫观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年鉴学派乃是法国史学的霸主，“经济、社会和文化似乎独占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而政治史则受到了“侮辱和伤害”，甚至陷入了“认识论上的不确定状态”。他以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为例，称政治史在这本书里从原来的“脊骨”变成了“萎缩的阑尾”。^[30]法国史学的流风及于美国，追慕年鉴学派的美国史家也对政治史大加贬抑。

不过，这并不是说政治史被逐出了史学的领地，也不意味着政治在历史中已变得毫无意义。美国政治史家面对危机和挑战，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跟随史学风气而求新和求变，在研究范式和路径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从而使政治史的面目不断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学术的生机。与此同时，在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政治的意义也受到了越来越突出的重视，政治成了一个看待多种历史题材的意义的透镜。这就是说，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确实是萎缩了，而政治作为一个理解历史现象的维度，却在向政治史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张。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政治史与其说遭到了抛弃，不如说是“已被重新发现和界定”；政治史并不是受到了攻击，而是渗透到了其他许多领域。^[31]当然，这时的政治和政治史都已不复停留于原来的意义上。

此外，美国政治学界对历史的兴趣也有增无减，一般读者仍然喜爱政治史读物，这也让充满挫败感的政治史家得到了些许的安慰。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于1988年设立了一个“历史与政治分会”，许多政治学家热衷于从历史角度比较政治发展，特别是讨论国家的形成；在他们看来，只有从历史着眼才能真正理解政治。^[32]普通读者依旧爱读历史上政治人物的传记，政治和军事事件一直是通俗历史读物的主要题材，这类书籍销路甚好，电视台的历史频道也保持着很高的收视率。^[33]

[1] 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4—10页。

[2] 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42页。

[3] 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8—109页。

[4] 包伟民：《“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3期，第153页。

[5] 上文所引各说，所论仅只涉及中国史家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不包括中国史家对外国政治史的研究。从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的发文比重来看，它在1981年刊发的111篇各类文章中，可以明确归入政治史范畴的有67篇，占总数的60％；在30年后的2011年登载的76篇各类文章中，相对肯定地属于政治史领域的文章有35篇，占总数的46％。同时，该刊2011年发表的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论文数量，三项相加，占总数的30％。可见，虽然政治史论文的比重在30年间有明显的下降，但新兴领域还没有达到与政治史平分秋色的地步。另据2013年5月17日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net）获取的材料计算，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历届评出的41项一等奖成果中，政治史12项，历史地理6项，经济史3项，社会史1项，思想史1项，通史和文集等综合性著述18项。这些数据说明，政治史的领地确实有所收缩，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正在成长，但政治史作为中国史学领头羊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的动摇。

[6] 参见何芊、邵声翻译整理：《美国史研究的新题材、新方法和新取向》，《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第7、8—9、10—11、15—17、23页。

[7] 塞缪尔·比尔、李·本森等：《历史学的新趋向》（Samuel H．Beer，Lee Benson，et al.，“New Trends in History”），《代达罗斯》，第98卷第4期（1969年秋季），第891页。

[8] 西奥多·哈默罗：《关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思考》（Theodore Hamerow，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87年版，第32页。

[9] 休·戴维斯·格雷厄姆：《政策史发育不良的经历》（Hugh Davis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A Critique and an Agenda”），《公共历史学家》，第15卷第2期（1993年春季），第29页。

[10] 戴维·克里斯琴：《普遍史的回归》（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历史与理论》，第49期（2010年12月），第14页。

[11] 彼得·斯特恩斯：《社会史与历史：进展报告》（Peter N．Stearns，“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y：A Progress Report”），《社会史杂志》，第19卷第2期（1985年冬季）第319—334页；彼得·斯特恩斯：《社会史的现状和未来》（Peter N．Stearns，“Social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社会史杂志》，第37卷第1期（2003年秋季特刊），第9—19页。

[12] 林恩·亨特编：《新文化史》（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伯克利1989年版；维多利亚·邦内尔、林恩·亨特编：《超出文化转向之外：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新方向》（Victoria E．Bonnell，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伯克利1999年版；劳伦斯·格利克曼：《“文化转向”》（Lawrence B．Glickman，“The ‘Cultural Turn’”），载埃里克·方纳、莉萨·麦基尔编：《美国史学现状》（Eric Foner，and Lisa McGirr，eds.，American History Now），费城2011年版，第221—241页。

[13] 关于“硬”问题（如市场、人口、物价、工资等）和“软”问题（如权力的效果、道德、认知、价值、记忆、情绪等）的说法，来自弗洛伦希亚·马伦：《轮子上的时间：修正的周期与“新文化史”》（Florencia E．Mallon，“Time on the Wheel：Cycles of Revisionism an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西班牙语美国历史评论》，第79卷第2期（1999年5月），第334页。

[14] 参见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201、209—233页。

[15] 塞缪尔·海斯：《社会与政治：政治与社会》（Samuel P．Hays，“Society and Politics：Politics and Society”），《跨学科历史杂志》，第15卷第3期（1985年冬季），第481—482页。

[16] 格雷厄姆：《政策史发育不良的经历》，第30页。

[17] 戈登·克雷格：《政治史》（Gordon Craig，“Political History”），《代达罗斯》，第100卷第2期（1971年春季），第323页。

[18] 威廉·洛克滕堡：《政治史的相关性：关于国家在美国的重要性的思考》（William E．Leuchtenburg，“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e in America”），《美国历史杂志》，第73卷第3期（1986年12月），第585页。

[19] J.摩根·库赛尔：《走向“总体政治史”：一个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案》（J．Morgan Kousser，“Toward ‘Total Political History’：A Rational-Choice Research Program”），《跨学科历史杂志》，第20卷第4期（1990年春季），第521页。

[20] 美国学者罗纳德·佛米萨诺指出，当社会史势头正盛的时期，史家普遍看重“政治的社会基础”；在新文化史蔚然成风以后，许多史家转而强调“政治文化”。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的塑造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见罗纳德·佛米萨诺：《政治文化的概念》（Ronald P．Formisano，“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跨学科历史杂志》，第31卷第3期（2001年冬季），第393—426页，重点参见第 395页。在近期的中国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苗头。参见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62—70页。

[21] J.摩根·库赛尔：《把政治还给政治史》（J．Morgan Kousser，“Restoring Politics to Political History”），《跨学科历史杂志》，第12卷第4期（1982年春季），第569页。

[22] 林恩·亨特：《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Lynn 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伯克利2004年版；林恩·亨特：《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郑明萱、陈瑛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林恩·亨特：《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沈占春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3] 戈登·伍德：《过去的目的：关于历史用途的思考》（Gordon Wood，The Purpose of the Past：Reflections on the Use the History），纽约2008年版，第2—5、8—12页。

[24] 马克·莱夫：《修正美国政治史》（Mark H．Leff，“Revisioning U.S．Political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第100卷第3期（1995年6月），第829页。

[25] 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朱克曼在谈到研究殖民地时期的优势时说，这时没有国家，也没有总统，因此可以不必管国家政治，也不必同总统打交道，甚至可以让政治出局。迈克尔·朱克曼：《美国早期史在中国：现实中的往昔》，《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18页。

[26] 克雷格：《政治史》，第323—324页。

[27] 洛克滕堡：《政治史的相关性》，第586页。

[28] 莱夫：《修正美国政治史》，第834页。

[29]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7页。

[30] 雅克·勒高夫：《政治仍旧是历史的脊骨吗？》（Jacques Le Goff，“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代达罗斯》，第100卷第1期（1971年冬季），第2、4页。

[31] 苏珊·佩德森：《政治史的现状》（Susan Pedersen，“What Is Political History Now？”），载戴维·卡纳代恩编：《历史学的现状》（David Cannadine，ed.，What Is History Now？），纽约2002年版，第37—38页。

[32] 格雷厄姆：《政策史发育不良的经历》，第32页；梅格·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美国政治史的新方向》（Meg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普林斯顿2003年版，第5页。

[33] 肖恩·威伦茨：《多种美国政治史》（Sean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OAH历史杂志》，2007年4月号，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