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业是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流动越来越活跃。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剥夺了社会经济机会或改革开放后利益受损的人们利用扩展了的市场机会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早期的实地调查发现，城市大部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来自于社会边缘群体，比如农民工、失业青年和下岗职工等。对这些人而言，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但通过参与到个体私营经济中去，他们可以得到更多（Gold，1991；李强，1993）。(37)近期的实地调查则发现，拥有较多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人们也纷纷参与到城市个体私营经济中去，以谋取更多的利益（戴建中，2001；包雅钧，2013）。但不论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农民工创业者始终是城市个体私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迫切希望改变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国外很多研究创业的学者都把创业与社会流动联系起来。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创业是对缺乏其他途径实现社会流动的回应（Hagen，1960；Greenfield & Strickon，1981；Brenner，1987；Low & MacMillan，1988）。国际移民研究表明，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由于缺乏该国劳动力市场认可的人力资本，且由于初来乍到，社会资本也较少，通过被雇实现向上流动往往比较困难，因而他们就会考虑创业。19世纪末期20世纪早期，犹太与日本移民的向上流动都与家庭生意的支持有关（Bonacich & Modell，1980；Snowell，1981）。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移民，如农民工。国际上的许多研究还把创业看作是个人摆脱劳动力市场上受歧视地位的一种发展战略（Light，1972；Moore，1983；Weber，2007）。Weber在一项对农村妇女微观创业主体的研究中指出：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妇女找工作相对难，因而在诸如扩大养殖、租借土地、出售农业园产品、烧烤和家政等方面进行创业成为她们的重要选择之一。(38)在当代中国，与农村妇女一样，农民工也是弱势群体，尽管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但较低层次的打工并不能帮助他们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而创业则有可能。唐美玲（2013）的研究表明，青年农民工从事自由或个体经营的比例高于城市青年，自主创业的意愿较高。(39)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与城市青年相比，青年农民工拥有的资本较少，且受制度约束，很难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创业由此成为其向上职业流动的重要渠道。
农民工的创业动机来自向上职业流动的愿望，但创业为什么可能帮助他们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呢？我们可以在比较创业与打工之后找到答案。对于打工与创业孰优孰劣，目前的研究尚无定论。有研究认为，自雇者只是看起来具有资本独立性，但实际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还不如有固定薪水和工作时限的雇员（Muehlberger，2001）。但是，也有研究发现自雇的就业形式让自雇者有更多自主性、弹性、技巧使用以及更强的工作安全感（Hundley，2001）。(40)同样，在农民工创业研究领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谋求生存的共同目标，打工与生存型创业(41)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打工与创业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状态。第一，打工是不自由的，要遵守雇主定下的规则；创业是自由的，可以没有规则或自己制定规则来约束别人。“很多农民工的职业幸福感，除了来源于工资待遇之外，还来源于对自我支配自由的渴望。许多农民工心中认为更好的职业或出路，就是‘自己做老板’，其原因是‘有自由’。……‘自由’的意涵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是在将一个现代的工业世界与他们所熟悉的家乡生活方式进行对比。农民在农业生活和生产中不会受到‘上班时间’‘工作纪律’‘操作程序’‘打卡’等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新生事物的限制，因此，走入工厂后各种限制严重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幸福感。”(42)第二，低层次打工很多时候是没有尊严的，干不好要遭受惩罚或被立即辞退；而创业则因为职业地位的提高——做老板，而有一定的尊严。第三，打工是劳动力的部分卷入，只要做好分内的工作即可；而创业是劳动力的全部卷入，必须熟悉行业运作，统筹生产、营销、人事和公关等各个方面。第四，除非雇主拖欠工资，打工的风险一般不大，收入不高但比较稳定；而创业的风险较大，收益由此不太稳定，可能很高，也可能很低，且由于决策失误等原因，所投资金还可能血本无归。因此，相对打工而言，创业的成本更高（白路等，2010；庄晋财，2011）。农民工需要更大的勇气，且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但创业与打工更为本质的区别在于其可以使农民工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工控制的资源非常少，除了家里几亩农田，对社会资源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他们没有稳定工作、社会保障和正常晋升渠道，除了在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一份不稳定的收入以外，没有别的改善生活的途径。正因如此，他们以创业替代打工的机会成本十分低。在许多农民工看来，打工没有出路，所谓“工字不出头”，要出头也无非是“干”或“土”，即要么继续在城里卖苦力，要么回农村继续种地，与其如此，不如创业试试看。对于习惯城市生活、疏于农业生产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尤其如此。(43)就创业层次而言，农民工创业初期一般是生存型创业。但很多实证研究发现，生存型创业的工作满意度比打工更高（Blanchflower，2000；Meng & Zhang，2001）。这说明创业并不完全是农民工盲目从众的结果，而是他们发现创业确实可以使他们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从而进行的理性实践。而从农民工创业者的资源禀赋来看，在人力资本方面，创业前的打工经历往往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先前经验（包括行业经验和职能经验），有的还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与技术；而在社会资本方面，除了打工时拓展的人脉之外，由于创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出于盈利目的，农民工创业者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越来越大。可见，强烈的自我实现需求和充足的资源禀赋使得农民工创业者有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即在从打工向生存型创业转变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从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跃升。
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劳动力，因而农民的职业流动是必然的。对于农民工而言，其职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在城市找到工作，其次是工作稳定，最后是工作的成就与尊严。由于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农民工职业发展的首要目标已经实现，过渡目标也基本实现，目前正在向终极目标迈进。而在当代中国，受现存制度的约束，创业成为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
综上所述，农民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是其向上职业流动的开始，即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经过数十年的历练，农民工已经和一般意义上的“农民”有了很大区别，这充分表现在职业发展、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多个方面。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全面深入，“农民工”不仅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从打工走向创业，成为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创业是其继续向上职业流动的重要渠道。“近十多年来的工业化过程中所吸纳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冲破严格的阶层壁垒方面，至今尚未得到国家正式制度的允诺。但是在这些进城农民中，一些人找到了较好职业，一些人通过经商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地位，他们是最先改变自己社会阶层地位的一批人。而那些从事建筑、加工工业及其他服务行业职业的农民工，改变阶层地位的过程将会显得十分缓慢，并将取决于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统一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44)
(1) 徐德莉．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J]．学术研究，2010（6）：172-179．
(2) 实际上，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存在，只是由于缺乏劳动激励机制而被隐性化了。
(3) 所谓“体制性吸农”，指由于市民在旧体制内“贵族化”而人为造成大量蓝领工作无人干，尤其在北京、上海一类城市，市民就业结构已呈现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相称的畸形“白领化”，许多体力活依赖外地农民工，同时市民中显性或隐性的失业率却在上升。由于就业信息扭曲，大量反常的“就业机会”给农民进城带来了远大于正常程度的“吸引力”。卞悟．农民流动：良性还是恶性循环[J]．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24）．
(4) 在政府文件和学者的研究中，“农民工”一词已逐渐成为专有名词。对该词的一个比较权威的解释见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些农民工的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5) 个案4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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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就业质量是指就业过程中的具体状况，包括工资福利、工作稳定性、合法权益、工作环境、就业机会、尊严、参与管理、未来发展、人际环境和工作与家庭的和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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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参见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1999（3）：9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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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创业层次可以划分为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第二章将详细论述。
(42) 周大鸣，孙箫韵．农民工“转工”研究——企业农民工流动研究之二[J]．思想战线，2010（1）：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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