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

穆旦诗歌所展现出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并不是一个孤立、抽象的玄学立场，而是与其时的历史语境紧密地关联。而且，穆旦是一个喜欢涉入历史、政治题材的诗人。虽然这一类作品并不如他的《诗八首》《春》一类含蓄优美的玄诗来得知名（这本身就有复杂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重要性比后者低。相反，在我们看来，穆旦是现代中国最为深刻地理解现代历史大变局的诗人之一；他的很多时事诗、社会诗，看似过于激烈，甚至有些粗糙，但其真正的意义恐怕要到21世纪才为人所切身地体会到。如果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从他的诗学世界中剔除出去，也很难理解他那些抽象的玄学思辨和复杂的修辞风格的当下性与具体性。

从40年代初期开始，穆旦对于历史、社会、政治、人性的理解就有了悄无声息却又根本性的转折，他开始超越他30年代后期写作中那种以历史进步为基调的民族国家视野——当然并不是彻底抛弃——开始转向一种普世性的、有明显的基督教精神烙印的道德与历史视野，这时他的诗歌色泽就明显与当时的“国防诗歌”一类的作品区别开来了。比如1941年的这首《控诉》：

因为我们的背景是千万人民，

悲惨，热烈，或者愚昧地，

他们和恐惧并肩而战争，

自私的，是被保卫的那些个城；

我们看见无数的耗子，人——

避开了，计谋着，走出来，

支配了勇敢的，或者捐助

财产获得了荣名，社会的梁木。

这首明显有着抗战背景的诗在1942年发表时，原题“寄后方的朋友”⁽²³⁾，可是这封“寄后方的朋友”的信恐怕要令那些“朋友”大为诧异了：这是在鼓舞抗战吗？显然不是，相反似乎在指控某些自私、狡猾的“耗子”。那穆旦在“控诉”什么呢？读到这首诗的最后，可以看出端倪了：

我们为了补救，自动的流放，

什么也不做，因为什么也不信仰，

阴霾的日子，在知识的期待中，

我们想着那样有力的童年。

这是死。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

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

那些盲目的会发泄他们所想的，

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

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

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

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

到最后读者明白了，原来穆旦控诉的正是“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穆旦对历史、社会的指控最后都归结到人性，这正是基督教的一贯特色。换言之，穆旦最后控诉的是人之恶（罪性），他看到的是人本身的险恶（哪怕是在抗战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关于这一点，当代诗人也不是毫无感知，比如多多，这位对于人之恶与历史之痛同样也有深刻体会的当代诗人，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控诉》“最后归结就是他对于人性的控诉，控诉的是人性”。“就因为在这里，他有终极性的拷问。否则，这样的诗歌就是大敌当前，抗日，然后后头多么好……那样的东西它很快就会过去，不能成为诗歌的本质的内涵。”（《是我站在寂静的中心——多多、李章斌对谈录》）多多说这首诗最令他感兴趣的是“有极其冷静的一双眼睛在观察”，确实，穆旦冷静地对于人性（包括自身）的终极性拷问，让这首诗明显地和同时代大部分诗歌区别开来，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另外，还应该考虑到穆旦本人也曾自愿参与抗战——甚至还有过九死一生的战场经历——这提醒我们，穆旦可能有多重的伦理与历史视野，而且个人经历是一回事，诗歌文本又是另一回事。

多多在提到《控诉》时感叹：“人性没有变，和五千年前的人相比没有什么根本变化。”而穆旦在40年代的诗中就曾说：

善良的依旧善良，正义也仍旧流血而死，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是那集体杀人的人？

这是历史令人心碎的导演？

——《诗四首》（三）

这里包含的强烈的反讽让我们想起了东欧诗人米沃什的一些作品（详后）。“必然”这个词容易与“历史必然性”这个口头禅联系在一起，但穆旦看到的不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而只是“人性不变的表格”“填上新名字”，是历史的同义反复。穆旦在40年代历史中把握到的脉搏是“权力驻进迫害和不容忍”，这让我们想到了多多的一句诗“是权力造痛苦，痛苦造人”，这两位诗人先后以不同的语调，发出令人振聋发聩的警示。

通观穆旦40年代至70年代的作品，可以看到他的“人观”与历史观实际上一以贯之，他对于人之恶的观察还有末世论式的历史意识也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具体的针对性有所不同。在晚年一首至今仍未公开出版的诗作中，穆旦感叹：“中国的历史一页页翻得太快”，“仿佛一列火车由旅客们开动，／失去了节奏，不知要往哪里冲”。⁽²⁴⁾当大部分知识分子舒适地稳坐在一列开往“光明未来”的列车时，穆旦却有一种深刻的怀疑和不安全感。在这样的“历史”中，穆旦感到自身是如此的孤立和被禁锢：

报纸和电波传来的谎言

都胜利地冲进我的头脑，

等我需要做出决定时，

它们就发出恫吓和忠告。

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人

挥一挥手，他从未想到我，

正当我走在大路的时候，

却把我抓进生活的一格。

从机关到机关旅行着公文，

你知道为什么它那样忙碌？

只为了我的生命的海洋

从此在它的印章下凝固。

在大地上，由泥土塑成的

许多高楼矗立着许多权威，

我知道泥土仍将归于泥土，

但那时我已被它摧毁。

仿佛在疯女的睡眠中，

一个怪梦闪一闪就沉没；

她醒来看见明朗的世界，

但那荒诞的梦钉住了我。

——《“我”的形成》

这首《“我”的形成》题目就极具反讽意味，与其说是在写“‘我’的形成”，不如说是在写“‘我’的毁灭”。“报纸”“电波”“谎言”“机关”“印章”等，它们构成了社会，更广泛地说，即“历史”。“泥土塑成的许多高楼”让我们想到《圣经》里所说的沙土上的建筑——它同样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隐喻——它终将毁灭，但是其中生活的人早已被它摧毁。在晚年穆旦的眼里，这些就仿佛是一个疯女人的荒诞的梦，更荒诞的是，自己的生命就“钉”在这个梦里，仿佛钉在一个耻辱柱上。关于“钉”，应该记得，穆旦在1947年的《牺牲》中就写过：“一切丑恶的掘出来/把我们钉住在现在……”历史的梦魇最阴暗之处就在于它让厌弃它的人永远也等不到从其中醒过来的那一天。就这首诗歌所传达的启示力量而言，它让我们想起了曼德尔斯塔姆的《无名战士之歌》。和曼德尔斯塔姆一样，穆旦也几乎是孤身一人对抗外部的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