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穆旦诗文集》中，始于1976年3月的作品是一首《智慧之歌》。一个诗人重新开始写作的口吻——“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预示着穆旦的后期诗篇是从一种长期体验的思想出发，而不是一个无端的开端，也不是一种即兴式的写作，还似乎是对诗人年轻时代的诗歌《智慧的来临》（1940）的一种深远回应——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诗人逐一在回忆中检点曾经令人欢喜的事物：爱，友谊，理想。同穆旦的批判性的自传主题相似，在经验世界的语境中对观念和观念史的批评意味着对一种被毁坏的生活的反思。他说，一种爱流星般“永远消逝了”，“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而友谊呢，“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这些观念，爱、友谊、理想，既曾经是个人的信念，也是一个时代所宣称信奉的理念，但其真实性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而仅仅是进入了意识形态及其控制体系。观念与日常生活之间出现了非连续性，出现了断裂与鸿沟。诗人写道，他在理想这条“荆棘之途”上跋涉得够远——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

一种观念“终成笑谈”意味着这一观念进入了自身的“晚期”，进入了理想欣快症的晚期。在穆旦的诗篇里，爱、友谊、理想，都不是处在未来的向度上，而是处在过去的历史之中。而就其理念自身的属性来说，它们本应属于“憧憬”的情感范畴而非属于“追思”或“哀悼”之情的范畴。这些观念的晚期特征造就了一个社会的晚期属性。就像疾病的晚期一样，观念史的晚期支配的社会是灾难性的。

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爱、友谊、理想，既是源自诗歌浪漫主义的一系列主题，又是穆旦一生所历经的政治社会主题，现在这些主题都构成了自身的现实性反题。这首诗里的主体是沉思的，不难想象这些低语早已回响在一个思想日益清醒的诗人心中，像落叶的堆积，发出轻微的诗歌的喧响。穆旦或许依然使用着浪漫主义的词句，然而冷却了词语的情感温度，降低了语调，将其置入现实的寒冷中。因此，穆旦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他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终结者。在穆旦的晚期诗篇里，他还会一再地低温处理这些浪漫主义的主题，但已经成为自身的反题。穆旦处理的不再是肯定性的经验，而是否定性的经验，或者说，穆旦的诗歌经验就是否定性，他朝这些观念内部注入了经验性的疫苗。

或许，对观念史的清理意味着另一种批判性的自传经验：一个人或一代人从情感与意愿出发，得到的果实却是苦涩的“智慧”。在诗人看来，智慧只是“爱”的反面景观。一切幻象都凋落的时候，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以至于诗人对智慧的获得不会感到欢喜，相反——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依然只能在讽喻的意味上理解穆旦的“咒诅”。对诗人来说，主观性的放逐无论发生在哪里，都应该遇到主体的抵抗。无论客观性以真理的面貌出现在哪里，都应该受到内在性的抗议。这就是萦回在穆旦心中的自由精神与自由意志。他不接受自我的“衰老”，也不接受集体和权威对个人的摆布，同样他也不能接受佯装成“智慧”的世故的“理智”。对爱、理想等观念史的批判并非意味着穆旦会放弃主体与主观性的价值。在《理智和感情》（1976年3月）的对话中，“理智”发出的“劝告”是关于个人的极端渺小以至于在宇宙间几近虚无的命运，而情感的“答复”部分则是主观的，是对主观的和渺小的个人价值的坚持，在这里，道德的或有意义的生活就像是人心中一种微小的痴迷，一种不能破解的执迷。穆旦依然一厢情愿地要感情用事？诗人的反抗在于不愿遵从物质的规律，而保持他渺小的和痛苦的主观性，保持一个人的主体性，他的渺小的意愿与自由意志：“即使只是一粒沙/也有因果和目的：/它的爱憎和神经……/因此它悒郁不宁，／固执着自己的轨道/把生命耗尽。”穆旦再现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主题，在宇宙论的背景下对自我真实性的质询，在批判了冒充宇宙规律的意识形态之后再次探询自我的真实性。他再次声明自由意志与主观性的自我属性与个体意义。穆旦一方面在批判与质疑一个社会长期以来的欺骗性概念的支配，一方面又坚持个人渺小的自由意志。对晚期风格的穆旦而言，个人或主观性一直是一种抗议的力量。并且，他不寻求群体，即使它因此显得孤单而“悒郁不宁”。对一种群体观念史所支配的晚期社会的批判，使他的个人主体性的理念更为清晰更为坚韧：宁愿建立在它自身的脆弱和命运的未知性之上。萨义德评述阿多诺晚期风格的话亦适合于理解穆旦：“就其面临的死亡和衰老而言，就其本身充满希望的开始岁月而言，阿多诺把晚期贝多芬的模式用来维系晚期形式中的终结，但仅仅是为了晚期本身，为了它自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做准备或者把它抹去。晚期最终是存在，是充分的意识，是充满着记忆，而且也是对现存的真正的（甚至超常的）意识。”⁽¹⁾

对穆旦而言，晚期的意义在于对早期所有人生规划与期待的一个检讨，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经验世界被置于一种回顾式的观察与省思之中。晚期正是时间的这一具有世俗审判意义的位置。他如此反复地检讨着那一时代一个最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理想”。《理想》（1976年4月）一诗在包含着四个段落的第一章节里，似乎穆旦一开始照常批评着“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像“淤塞的”流水，像没有人的“空屋”，但接着诗人突然逆转了整个命题：

那么打开吧，生命在呼喊：

让一个精灵从邪恶的远方

侵入他的心，把他折磨够，

因为他在地面看见了天堂。

穆旦的诗句总是能够从似乎单纯的、热情洋溢的道德主题和个人生活主题一下子突入社会历史及其制度层面，构成对一个“伟大的真理”或预言的反讽。这几行诗句值得人们记住，值得反复默诵，就像一个可以驱邪、可以解除魔法的咒语。穆旦那一代人、那个社会谁不知道一个“徘徊在大地上的”著名的“幽灵”呢？谁不知道就是那个幽灵要把地面建造为天堂呢？他的心必然为此而遭受折磨或是惩罚。这就是穆旦的力量。穆旦的诗句似乎总是从个人的观念与命运开始叙述，又总是不可阻挡地辐射向他生活其中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

穆旦描写了“理想”这个概念经由其诡异的辩证法走向自己的反面。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想象——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伦理或美学上的对一个更好的人类社会的想象——曾经具有巨大的动员力，在“理想”的旗帜下聚集起越来越强大的反抗力量，然而当宣传机器宣告人类理想——一个新世纪、新世界已经到来，或它正在以“理想”的名义实施社会最终统治的时刻，对个人与社会所进行的“理想”教育就是使他们不再有质疑权力合法性与抗拒现实统治秩序的能力。但是理想越是宣称自己已实现，理想就离现实越遥远。

但现实是一片阴险的流沙，

只有泥污的脚才能通过它。

“我给人指出崇高的道路，

我的明光能照澈你的迷雾，”

别管有多少人为她献身，

我们的智慧终于来自疑问。

毫无疑问吗？那就跟着她走，

像追鬼火不知扑到哪一头。

引号里的话提醒我们穆旦是在引经据典吗？穆旦晚期的诗歌描述了意识形态话语或权力话语对语义的系统颠倒，不仅理想与现实，爱与恨，友谊与欺骗，还有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光荣与诅咒的语义，都发生了逆转，产生了轮回。对于穆旦的晚期风格来说，对观念史的批判性描述就是把思考置于社会生活史的一种疑似开端的时刻，并且用这个观念史的证伪经验来质疑这个所谓开端的无辜性。在开始的时候，自我的理解之中包含着自我预期，对社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社会的规划，而在即将结束的时刻，人的自我理解、对世界的理解自然将包含着对曾经有过的规划与预期的清算。就穆旦的晚期写作中对观念史的批判而言，他不仅只是描述一种观念史支配下的晚期社会，还涉及一个群体的观念史是不是一开始就提供了一种错误的“生活的逻辑”这一问题。在《问》（写作时间约为1976年）一诗里，穆旦在这一反题所构成的历史语境中提出了更深刻的质疑。

我冲出黑暗，走上光明的长廊，

而不知长廊的尽头仍是黑暗；

我曾诅咒黑暗，歌颂它的一线光，

但现在，黑暗却受到光明的礼赞：

心呵，你可要追求天堂？

多少追求者享受了至高的欢欣，

因为他们播种于黑暗而看不见。

不幸的是：我们活到了睁开眼睛，

却看见收获的希望竟如此卑微：

心呵，你可要唾弃地狱？

我曾经为唾弃地狱而赢得光荣，

而今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

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

我可要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

心呵，你竟要浪迹何方？

这就像是一代人的传记，一代人的漫画，他们的青春时代，诅咒黑暗、追求“光明”的人们，那些把光明与黑暗放在浪漫主义诗歌语境而非历史社会语境中的激进的人们。这首诗在貌似平淡的语调中充满着多么尖刻的自嘲：盲目与短视使他们在追求光明的过程中“享受了至高的欢欣”！这几乎就是他的经验世界：“而今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尤其是穆旦最后预言式地问道：“我可要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就像他曾经疑惑地预感到，即使个人或社会从“疯女”荒诞的噩梦中醒来，也会继续被那种荒诞所“盯住”；这里，穆旦担忧的预见已成观念史的晚期社会漫长的疾患：人们还在“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而不敢弃之以“求生”。

穆旦的晚期诗歌就像是决意要对一代人的意识形态在经验的无情证伪中进行审视或审判，而那些都是一代人深深迷恋的观念。他在《友谊》（1976年6月）中进行着哀婉的批判：“也不管生活这支笔正在写下去，／还有多少思想和感情突然被冰冻。”在《爱情》（约写于1976年）中写道：“爱情是个快破产的企业，／……它雇用的是些美丽的谎”，爱，友谊，观念的承诺都在经验世界里一个一个地落空。那么，自我的连续性是什么？自我的统一性的基础是什么？以至生活的意义与整个社会存在？穆旦的诗歌一直暗中指向“一本未写成的传记”，或许是一本“破产的传记”，一种追随偶像、幽灵或鬼火的传记。而这部传记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名字：理想、自由、光明。

穆旦的晚期风格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他既是嘲讽的、尖锐的，有时又是哀婉的，忧伤的或温情的；他有时显示出一种批判性的激烈的人格，有时又流露出一种近似“冥想”和犹疑不定的个性。《冥想》（1976年5月）一诗再次发出他对自我与生活世界深深的疑问：

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

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

今天你摇摇它，优越地微笑，

明天就化为根下的泥土。

为什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

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

它们会把腐烂的手抛开，

而默默生存在一张破纸上。

这是穆旦晚期诗歌所涉及的主题与反题：自我之歌或一种批判性的自传；爱，理想，友谊，梦想（还有未完成的“劳动”），或对一种支配性的观念史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这是穆旦身后“解冻”时代的新诗潮亦未能触及的两个主题。而在这个新诗潮或“思想解放”即将到来的前夜，个人与社会的观念都在一种经验性的语境中受到他的再次审视，关于个人与群体的观念史被置于一种批判性反思或讽刺性语境之中。不仅权力、偶像、制度化的谎言被加以批判性思考，人生中的那些似乎原本是正面价值的东西如理想、爱与友谊，也被作为自身的反题置于一种批判性的审视之中，不再拥有一副无辜的面孔。而穆旦在如此彻底的批判之后，却愿意从中拯救出脆弱的主体性，他渺小的主观性与内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