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金石拓本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需要略微回顾一下17世纪以来的亲历访碑活动，从而对这种风气的由来，拓本的文献与书法价值，以及黄易“精拓本”的意义等，有一基本的认知。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乾嘉学术是清廷文字狱的结果，文字狱令人谈虎色变，所以学者们为了避祸，不再过问现实政治，而纷纷钻入故纸堆中，这种集体的从现实的出逃，反而十分意外地成就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¹⁾这一外缘性的解释，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最有力的历史解释。余英时倾向于从“内在理路”来探讨清代考证学的形成。他认为自16世纪以后，儒学就发生了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因为义理是非的争执，到了一定的阶段必须回到典籍考证本身。⁽²⁾

作为乾嘉考证学最重要的辅助学科，金石学的提倡也无法完全归结于外部的力量。人们对于金石的兴趣，并非一夜之间骤然发生的，这种兴趣的成长，即使从晚明算起，也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除了借此考证经史，突破传统法帖范畴，寻求书法新变，也是内在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