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打造兵工厂式课堂：军队对美国教育的影响

1777年12月底，乔治·华盛顿将军带领着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进驻宾夕法尼亚的福吉谷地。此时的部队，人困马乏，饥寒交迫。基于战略的考量，他们选择在费城西北18英里（约29千米）的这个福吉谷地过冬。谷地两侧是欢乐山和痛苦山，前面是斯库尔基尔河形成的天然屏障。在这样一个安全的地点，大陆军可以监视英国人的举动，确保英军不会对他们的阵地发动突袭。但是，没有敌军来袭，并不意味着大陆军没有危险：由于缺粮少药，饥饿和泛滥的疾病已经让数千人丧命。华盛顿一再向大陆会议发出要求补给的请求，但都石沉大海。大陆会议早已没有补给可以供应了。

大陆军过冬的营地条件恶劣，这使得他们更加士气低下，纪律涣散。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军队，大陆军散漫、乱不成军的状况可能是最为致命的。更糟糕的是，大陆军没有一个标准的训练手册。虽然美国的军队接受了训练，但是不同部队采用不同的训练手册，这就意味着组织统一的战斗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当时的大陆军而言，这个问题的致命程度和缺衣少粮一样严重。

1778年2月，弗里德里奇·威廉·冯·施托伊本男爵拿着本杰明·富兰克林写的介绍信，来到福吉谷地。施托伊本原本是普鲁士国王总参谋部的一名精英成员，他来到美国，想把自己的军事技能传授给这支叛军。虽然这个普鲁士人不会讲英文，但华盛顿将军还是领略到了他的才华，于是很快就任命他为代理总监，请他负责起草一个组织有序、协调统一的训练计划并组织实施。施托伊本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不仅训练士兵，还编写了一本综合训练手册。他的助手把手册从法文翻译成英文，供日常演练使用。施托伊本对大陆军的训练使用统一的标准和方法，除此之外，他还打破指挥官与士兵之间传统的壁垒，本人直接与部队接触，从而开创了新局面。等到这一年的5月，施托伊本成功地让这支原本衣着不整、组织混乱的部队旧貌换新颜。此时，大陆军信心满满、斗志昂扬。

这年冬天，实施标准化战斗训练并不是福吉谷地的唯一的创新性教育事件。华盛顿将军意识到有必要对士兵进行一些基础的文化课教学，于是下命令：要求用《圣经》教士兵们读写。华盛顿希望士兵能够识文断字，并不是指望他们因此能够胜任任务，而是希望他们都能读懂《圣经》，这样就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据此来看，华盛顿此举更多的是基于精神而非军事因素的考量，这从他招募牧师担任教官的做法中亦可看出端倪。和福吉谷地发生的那些广为记载的历史相比，这件事似乎只是个小脚注，但实际上，这却开启了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士兵教育活动。尽管这一点一直被人们所忽略。

在福吉谷地首次采用了两个做法：一个与训练有关，另一个与教育有关。这不仅对美军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对美国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影响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至今仍不为人知。不过，美国教育体系中大多数主流做法，比如标准考试、成人教育、职场学习等，都是基于军方的需求和资金支持，从而得以不断地创新、改进和拓展。在扩大受教育人员范围方面，特别是在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方面，军队也一直是领军力量。正是因为有这一教育传统，只有把军方当前做法与其悠久的教学传统连贯起来看，才能全面理解军队现在为什么会把电子游戏当成学习的工具。战争年代，大量技术水平不高的人员应征入伍，军队教育力量已经接近饱和。在这种情况下，武装部队就成了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工具的摇篮。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方的研究工作和经费支持一直是教育技术的首要推动力，其中包括引发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计算机进入校园运动，这项运动同时也为如今教室中使用的各种高技术奠定了基础。而那些产生和发展都归功于军方需求与资金支持的众多学术领域就更不用多说了，这样的学科不胜枚举，其中有：物理学（包括核物理学和其他相关的学科，如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机器人学；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工程；心理学（包括行为主义心理学和人体工程学）；电子学（包括数字电子学等）；地球科学（包括地震学、气象学和海洋学）。教育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布尔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来，美国学校就十分重视科学与数学教育，这或许就是军方推动技术发展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后果。”1

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军方在学习方面的“概念”，之所以军方在这方面有影响力，原因通常在于民事政策制定者未能把握培训与教育两者之间的区别。传统意义上讲，军方的学习都是与任务挂钩的，学习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其他东西，有战略意义的东西。美军并不是为了知识而传授知识，而是希望通过传播知识，提高部队遂行具体任务的能力。这种强调功能的方法，已经从军方传播到公立学校，并成为教育史学家W. 诺顿·格拉布和马文·拉泽尔松所说的“职业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两人认为，强调功能的方法，可称得上是“21世纪在教育方面最为重要的进展”。2

自成立之日起，美军一直就处在标准化测试的潮头，故此，军队对教育的影响在教育标准化方面也有所体现。即便是在现在，美军仍然号称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测试程序。3可以看出，把学习置于科学管理之下的想法正是来源于此。这一想法也正是21世纪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高风险测试政策的核心所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技术进步一直对国家的读写能力标准制定产生着影响。学者德博拉·勃兰特曾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军方资助开发的技术进入美国社会，读写能力开始被当作一种基本的作战资源，并被视作后工业化时代经济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用勃兰特的话说，读写能力已经成为“实现技术投资效益最大化所必要的附带投资”。4

军队对美国教育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不单单是因为国防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军队规模庞大的教学需求同样是个重要的原因。每年，数以万计的新兵接受基础培训，之后会继续接受多达300余项职业专项培训和众多的附属专业培训。他们既要学习战场战术，又要学习维和技能。招募的新兵中，绝大多数都是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们通常刚从高中毕业（或是辍学），多数从未有过工作经历（军方是全国雇用无技能基础劳动力最多的雇主）。每年美军把大约16%的国防预算开支在培训上，远超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5

即便如此，军队发挥影响力的方式还是值得一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的军队人员大多进入企业或教育机构，并把他们在军旅生涯中学到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们的见解和个人喜好，带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同样，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进入校园运动”的很多支持者，要么是有军队的背景，要么曾参与过军方发起的研究项目，军方对技术和计算的兴趣感染了他们。

很多具体的军事问题都需要即时的解决方案，这种压力成为军事技术创新的动力源。以标准化测试为例。每年军队都要对大量新招募的士兵做出区分、安排单位，在战争年代更是如此。（比如，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美国军人数量增长了20倍。6）必须按照士兵们显现出来的能力定岗定位。不论标准化测试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问题——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军队要想完成这些艰巨的任务，除了采取标准化测试，别无他法。

创新的压力，还源于军队训练周期相对短暂而训练效果又要立竿见影的要求，也源于训练任务的广泛多样。我们不能把枪往别人手里一塞，然后就说：“你上吧！”射击也不是士兵唯一需要掌握的技能，即便是步兵也不能只会射击。军队必须训练和教育士兵学会基本的知识技能（比如数学）、军事技能（比如射击）以及具体的岗位技能（比如操作复杂的武器系统）。士兵们要学会在不理想的条件下（比如在战争中），在单人或者是在小组、分队中运用这些技能。更为重要的是，每一名士兵，每一支部队，都必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断地更新技能、保持技能。高效、专业、一致，这是军事培训的特殊需求，而长久以来，军队的学习创新也反映了这些需求。

20世纪：从标准化测试到远程学习

1876年出生的罗伯特·耶基斯，在宾夕法尼亚巴克斯县一个农场长大。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知道乡村贫困的农民生活并非他所要。一位叔叔资助他进了乌尔辛纳斯学院学习，这是一所德国改革宗教会成员创办的小型文理学院。毕业后，他被哈佛大学录取，成为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耶基斯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医生，不过对动物行为的兴趣改变了他的目标，最终选择了比较心理学。1902年耶基斯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做过多份临时工作，包括在哈佛大学教书、在波士顿精神病医院担任心理研究主任等等。15年后，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年仅41岁的耶基斯成为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APA）主席。

当时，心理测试行业没有什么可信度，更不要说名气了。耶基斯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虽然心理学学科设立还不到25年，但他一心想将之打造成为一门“硬”科学（也就是一门正规的科学）。他相信采取量化手段的心理测试，能够提升心理学的精确性，从而在更广泛的科学界赢得尊重。耶基斯很快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普及智力测试的一次良机，于是他力促APA参与到战争之中。在被推举为协会新兵心理检查委员会主席后，耶基斯向美军官员介绍了他的想法：建议组织对即将入伍的战士进行智力测试。向军方推销这个主意并不难，因为当时军方已经下定决心地想要寻找一种新的群体筛查方法，以便对数量庞大的入伍新兵进行分类。

为了满足军方需求，耶基斯带领一个心理学家小组设计了两类测试模式，这就是美军最早的集体检查。第1类测试针对的是有读写能力的、会说英语的人员，采取多项选择的笔试模式。第2类测试面向文盲和不会说英语的人员，测试中则不使用语言。对于今天的考生来说，这两类测试形式看起来也并不陌生。测试问题主要关于同义词和反义词、类比以及句子排序。第1类测试结果出来后，引发了人们对全国“识字问题”的惊呼：参加测试的170万人员之中，30%没能读懂测试问题。7由于这些人中大多数已经接受过某些类型的学校正式教育，测试结果给了全国的教育者们当头一棒，人们开始认识到学校在读写教学方面是存在问题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有关“识字问题”的教学方法的讨论随之展开。

在军方看来，测试能带来的好处是：在对士兵分类、培训和安排适合的工作岗位时，包括在安排更为重要的军官培训时，他们有了貌似客观的标准可以参照。通过这些测试，还可以识别出具备较低技能的士兵。如果及时对这些士兵提供补救性的培训，那么他们可能仍有机会去执行一些重要的任务。虽然这种智力测试让一些愤世嫉俗者更加坚信，很多成年人智力有限，教育对他们根本毫无用处。但战争岁月的事实证明，数以千计原本被认为不可教的人，在6~12周的时间内，是可以掌握基本的识字能力的。到1919年，近2.5万文盲和外来人口接受了这种快速培训。

耶基斯和同事们搜集了大量数据，而产生的最终效果却与军方授权的初衷相悖。这个实验的结果，更多的是被恶意使用。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其经典之作《人类的误测》中写道：随后数十年间，这些数据被操纵、被错误分析，在某种形式上甚至被用来支持种族主义者和改良人种论者的主张，并产生了三个所谓的“事实”8，而这三个“事实”，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社会政策：

当时支持这项测试的主要群体，几乎清一色都是主张改良人种论的狂热分子。对他们来说，这些数据似乎证实了他们对人种和文化上的偏见。在整个20世纪，甚至直至今日，这些偏见继续显现在标准化测试的结构之中。托马斯·施蒂希特特别提到，不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公立学校，军队的两类测试都“创造了对智力与能力的一种思考方式，而这又继续支持了对智力测试的使用”9。其中，既包括“智力类别”的基本概念，也包括认为标准化测试能值得信赖地把人分为不同类别的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方首次把专项训练作为一项重点，这是因为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士兵需要操作的装备日益复杂。10在美国内战期间，90%的士兵一直在从事非技术性的与战斗有关的活动，担任技工、文书或者技术人员的士兵比例不超过10%。不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仅有不到50%的士兵从事非技术性的与战斗相关的工作，对熟练和半熟练技术人员需求大幅增加。11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专业技术人才大量短缺时，成人培训和职业培训成为军队最为关心的事情（当时，仅有20%的所需专业人才不经培训即可上岗）。这种局面促使军队采取了实用的文化教学方式，教学课程完全聚焦于与工作任务相关的内容。士兵现在必须掌握一定的读写能力，能够读懂和工作相关的手册文本。因此，除了解码能力，理解能力也是教学的一个目标。一系列尝试性的教学项目应运而生。12例如，在伊利诺伊州的格兰特兵营，除了技术和职业培训外，士兵们还要参加阅读、数学以及公民学课程。这些项目对外宣称的目的是，尽快“开发不成熟的心智”13。

1916年《国防法案》进一步推动军队成人教育工作。该法案要求：要确保士兵“能够获得学习和接受教育指导的机会，提升其军事能力，在回归平民生活时，能更加胜任在工业、商业部门以及一般企业的工作”。因战争需要，1917年还通过了史密斯－休斯法案，极大地扩展了全美高中职业培训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队战时经历引发了对标准化测试的关注，加之学校管理者日益迫切地接受科学的组织方法，标准化成绩测试快速发展，俨然成为一场大众教育运动。141926年，首次学业能力倾向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简称SAT）举行。SAT是军队第1类测试的修订版本。这一情况不足为怪，因为美国大学理事会挑选出负责设计SAT的人是著名的改良人种论者卡尔·布里格姆，而此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军队测试的关键人物之一。最初SAT的许多问题都明显显示出与军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有这样一道数学题：“某师共有炮兵5000人，步兵15000人，骑兵1000人。如果每个兵种人数都按同一比例增长，最后总兵力达到23100人，那么炮兵应该增加多少人？”1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人数大幅削减，军队大部分教学工作也随之停止，不过零星的，对文盲士兵的培训仍时有进行。这些培训课程继续把军队的小册子作为学习材料，强调读写能力，不过小册子的内容主要是历史、公民学、基础卫生，以及其他一些旨在把士兵培养为“有用的”社会成员的话题。这一时期，由于军队缩减至战前规模，军队废弃了对人才选拔分类的科学人事研究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军队招募新兵的标准，仅仅是看看新兵能否听懂用英语下达的简单命令。

珍珠港被袭后，为了对大量入伍新兵进行筛选，军队重新启用测试手段，一方面是为了确定士兵是否适合服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他们安置与他们能力匹配的工作。陆军通用分类测试替代了原有的陆军第1类测试方案。（虽然陆军通用分类测试的初衷是检测一般性的学习能力，但是确定基准时，依据的仅仅是男性白人士兵和民间资源保护团成员的反应。16）随着战事发展，大量文盲和半文盲参军，这促使军方开发了额外的非书面测试形式。1941年至1945年美国参战的几年间，几乎每一位在测试领域工作的美国政要，都或多或少与军队有过联系。17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促进了标准化测试的推广。由于战争爆发，对有技能和受过教育的人员需求急剧增加，一旦入伍，这些人就成了军队的重要资产，这也让人们认识到了高校教育的重要性。181944年颁布《退伍军人法案》，使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新生的突增大大激发了学校管理者对SAT的兴趣，原因在于SAT考试采用多选形式，测试效率高。不过，让制定者出乎意料的是，《退伍军人法案》还在事实上终结了认为蓝领不适合上大学，大学只适合于少数特权阶级的精英主义观点。1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引发了教学上的其他变化。例如，战争中大量新人涌入部队，这就要求军事的培训模式必须以教室环境下的集体学习为主。为支持这一模式，军事心理学家在开发和使用教育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他们检查了军队现存的教学原则，判断是否适用于培训领域。经过这些检查，军队开始关注一些新的原则，比如“部分任务培训”原则。20该原则要求人们对复杂任务作出分析，然后将其分解为多个更易于完成的子任务。这个过程现在已经成为民间“职业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如名所示，“职业主义”运动强调，职业培训在公共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

1941年至1945年间，军队发起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前所未有的成人基础教育计划。该计划让军队确立了一条长远的理念，即对成人的教育可提高工作业绩。21此外，士兵在工作场所学到知识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学分，这就使教育与士兵发生了联系。这一创举很快被民间机构所借鉴。22

战争期间，由于士兵接受培训的时间相对短暂（最多不超过12周），所以培训重点都是与军事相关的具体知识，培训材料也是按照四年级读写水平订制的。与此同时，为士兵确定的“可接受”的识字能力标准，也随军队人力需求变化而大幅浮动。1941年至1945年间，士兵入伍的最低标准一直在修订之中：军队对新兵数量的需求越高，入伍的最低标准就越取决于人员接受教育的潜力，而不是他们已经接受过的教育。2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军队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普通教育发展”（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GED）测试体系也就得以建立。士兵可以凭借在军队中的GED测试成绩申请相应的高中年级。GED测试由美国武装部队业余进修学院的人员设计，一开始只针对军队人员和退役老兵。24不过从1947年起，地方成年人也可参加测试。十年后，参加该测试的非退役人员数量已经超过退役人员。现在大家都知道，通过GED测试获得普通高中同等学历证书的现象，在北美已经非常普遍。在美国，每年GED证书颁发数量占高中学历证书总数的将近15%。

美国武装部队业余进修学院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的美国战争部，指定该学院为美军现役军人函授学校。依靠国内的美国邮政总局和海外的美军邮政系统，美国武装部队业余进修学院开创了大规模远程教育的先河。对于驻扎海外的士兵，函授学习是个高效、有吸引力的选择：函授课程没有固定的起止日期，学生可以按自己的节奏进行学习安排，而且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集体，课程都同样适合。25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武装部队业余进修学院的函授网络已遍及世界各地，在波多黎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伦敦、罗马、马尼拉、新德里、开罗和巴拿马等地均有其分支机构。

计算机辅助学习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之所以重视读写能力，主要是因为现实中作战方式发生了重大而复杂的变化，而不是因为战争范围的扩大。正如德博拉·勃兰特所写，由于军事各个方面的发展进步，士兵们处处都要“使用各种技术，收集情报，操作通信系统，还要管理节奏越来越快、环节越来越复杂的官僚机构”2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技术进步不只是推动了军队识字率的提高，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这些技术进步还“改变了教育的基本理念”，即教育的目的从提升道德水平转变为提升生产力。长久以来，识字能力一直被当作是维护社会和宗教稳定的工具：它让公民们可以阅读《圣经》，让移民群体适应文化并被“驯化”。但是战争期间，识字能力与道德意义脱节，成为勃兰特所说的“战争产生所需的原材料”。结果，原本作为“‘良好’个人属性”的教育，转变为“对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至关重要的”资源。

在这一转型中技术发挥了基础作用，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教学创新中也有所体现。毕竟与其他任何单一机构相比，军队在搭建教育与技术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过去数十年间，不论是以独立的方式，还是以与工业部门合作的方式，美军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计算机教学和教育技术的出资方和开发方。正如一种说法所言：“计算机可能早晚都会进入教室，但是如果没有（军队的持续支持），教育领域的电子革命可能不会发展得如此之远、如此之快。”27除了计算机之外，得到军方资助的还有多媒体应用、模拟、教学电影、教学电视、投影仪、智能教学系统、教学机器和语言实验室。这些，并非都是由军队发明，但是都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并被军方改进、推广。

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方研究的人机系统，也就是人与机器的一体化系统。历史学家马丁·冯·克里弗尔德列举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系列激发军事工程师和心理学家想象力的问题：“人的长处有哪些，新机器的长处又有哪些？怎么样来分配两者的工作量……？人与机器之间的沟通应该如何组织……？”28在军队最初接触计算机辅助教学时，这些都是核心的问题。

1958年，行为心理学家B. F.斯金纳发表了一篇题为“教学机器”的文章（教学机器是指用于自动教学的设备）。文章颇具影响力，在军队和工业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同年，APA与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在4个月之内，分别就这一话题举行了研讨会。无独有偶的是，DARPA也是在1958年成立。DAPRA虽被视作一个为应对苏联威胁而建立的反应措施，但它也为计算机辅助教学提供了必要的研究经费。

这一时期最为引人瞩目的项目当属自动化教学操作程控逻辑系统（Programmed Logic for Automated Teaching Operations，简称PLATO计划）。该计划设立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由美国空军、陆军和海军资助。29PLATO是专为教育设计的一个计算机系统。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这一系统，突出计算机辅助教学在教学法和经济成本方面所占据的优势。PLATO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它可以通过一台等离子屏幕显示文本和简单的动画。该计划还推动了教育软件编程语言的开发。此后多年间，PLATO一直是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30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算机辅助教学领域取得的其他许多重大进步都来自美国空军半自动地面环境项目（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简称SAGE）。该项目在核心内存、键盘输入、图形显示、通过电话线进行数字通信等领域，均取得重大进展。SAGE系统还率先采用“用户友好界面”的设计方式（比如设置帮助菜单、在线教学辅助等），指导用户使用特定系统。31在更为抽象的层面，SAGE项目还让人们认识到，可以使用计算机辅助系统增强认知能力。在这一模型中，人脑功能按照计算机的处理能力被重构，这种做法最终导致认知心理学的兴起。SAGE计算机辅助教学关注的重点是，在真实世界以及虚拟环境下，人们如何制定决策、解决问题。总之，SAGE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计算机管理教学的案例。

教育的福音与技术的变化

从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出，军队对美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军队发起的方法、概念和技术，通过各类中介，特别是通过企业界的传播，最终不断出现在公立学校。军队对技术保持了长期的关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军队一直以来都是W. 诺顿·格拉布和马文·拉泽尔松所说的“教育福音”背后的推动力。这一社会假定认为：在后工业化时代，公共教育目的的转型是“教育的福音”。两位作者这样描绘福音的愿景：“知识革命（或者说信息社会、高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工作的性质，扎根于工业生产的职业正在减少，它们逐步转变为与知识和信息相关的职业。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新职业的技能要求，也更新了对‘阅读、写作和算数’能力的认识，增强了包括沟通技能、解决问题能力和推理能力在内的‘高阶’技能。”32如果没有军队的开创性作用，那么这种转变就不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也不会发生得如此之快。

两位作者注意到，为了跟上这种变化，确保在快速进步的技术面前不落伍，工人们现在必须要终身学习。通过提供大量的技术设备以及技术背后的制度原则，军队也塑造了更为庞大的社会层面的变迁。几十年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指出，军事技术是后来被他称为“信息社会”的“主要决定因素”33。道格拉斯·诺布尔从贝尔的分析中获得启示，认为军队对“信息技术、系统分析、核能及晶体管……自动化、机器人化，以及生物工程”都有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力奠定了军队作为高技术经济“先锋队”的地位。34

20世纪在军方与教学有关的所有工作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把教育与现代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技术，不仅指电子、光纤和数字文件意义上的技术，也包括作为整个经济核心的技术。这并不是说五角大楼在此背后有什么阴谋，事实上，许多的问题和众多的参与者都对技术与教育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影响。但在这一环节上，军队发挥的开创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影响仍在继续。

保持领先也并非没有隐患。实践中，虽然军队的教育创新工作带来了许多持久的变化，但仍有不少案例显示，新教育技术的真实效果远未达到最初承诺和宣传的水平。不过，即便一再遭遇这样的失望，军方对技术驱动教学的热情也从未被浇灭。

然而，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重要差异，而这也是军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即便针对那些初级人员，军队不仅要教他们“思考什么”，还要教他们“如何思考”。我们知道，过去的创新主要是为了服务功能和标准化。正是因为这一点，当前的发展才如此引人注目，因为它打破了过去的模式。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如此复杂，迫使军方承认：针对具体军事目的开展功能性培训，已经远远不够。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军队现在之所以对电子游戏投资如此之大，其实也正是缘于培训的不足。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