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家争鸣

清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一诗句正确揭示了社会政治环境与诗人创作的关系，实际上也适用于学者、思想家及其他文学艺术创作者。动乱的社会环境，一方面给了士人阶层相对宽松的氛围，使他们能够自由地思想和创作另一方面提出了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危机，迫使他们去思考探索，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正是因为春秋战国的纷争混乱，催生了中国的轴心时代。拥有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进而描绘了一幅轴心时代的中国画卷，促成了思想学术的繁荣和文艺创作的兴盛，诞生了中国思想与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百家…争鸣。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艺文志》）对诸子百家及其著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数得上名字的有189家，而真正有影响且称得上学派的只有十家，这就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由于小说家不入流，“十家”又称为“九家”。《艺文志》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艺文志》指出：诸子百家看似对立，实则同一，皆源自六经，“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强调：“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代表人物有孟子与荀子。《艺文志》的描述可知，儒家学派源于掌管教化的官员，称为司徒，他们以孔子为宗师，以仁义为核心，以六经为内容，以辅助君王为主要目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创始人为老子，代表人物有庄子。根据《艺文志》的描述，道家学派源于史官，他们熟谙历史的成败得失，关注的是君王统治之术，认为君王要坚守清虚和卑弱之道，才能驾驭群臣，治理好天下。“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出自道家，代表人物是邹衍。司马迁说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艺文志》则指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意思是，阴阳学派出于天文历法之官。他们敬顺上天，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谨慎地告诉百姓农作的时间。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谨的人来实行，就会受到禁忌的牵制，拘泥于小的技能，放弃人事而从事于迷信鬼神之事。

法家，代表人物有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而集大成者是战国末期的韩非。韩非师于荀子，与李斯是同学，他的《孤愤》《五蠹》之篇非常出色，秦王嬴政读了以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艺文志》的描述可知，法家学派源于掌管司法的官员，主张赏罚分明，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如果让刻薄者施行法家学说，就会放弃仁义以至于残害至亲，恩将仇报。“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有两个派别，一个是惠施的合同异学派，多从名的相对性来论证其同；另一个是公孙龙的离坚白学派，提出了“白马非马”的著名论题。根据《艺文志》的描述，名家学派源于礼官，重视名位的区别和礼仪的不同。如果用那些喜欢揭发他人隐私的人来施行名家学说，就会增添混乱。“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

墨家，创始人为墨翟。《艺文志》的描述可知，墨家学派源于看守宗庙之官，他们崇尚俭朴，坚持博爱，尊重贤能，迷信鬼神。如果愚蠢之人施行墨家学说，就会因节俭来反对礼节，推行博爱而不分亲疏之别。“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创始人为鬼谷子，战国时人，其姓名、籍贯不详，以隐于鬼谷之地而得名，曾收苏秦、张仪、公孙衍为徒，主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苏秦长于合纵之学，张仪惯于连横之术。根据《艺文志》的描述，纵横家学派源于接待宾客之官，他们从事外交活动，能够权衡事情，见机行事。如果由邪恶之人施行纵横术，就会弄虚作假而抛弃诚信。“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代表人物是秦国的吕不韦及其《吕氏春秋》和汉朝的刘安及其《淮南子》。杂家与道家关系密切，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胡适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楚这一件重要事实。”^[4]《艺文志》记载：“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意思是，杂家学派，当出于议事之官。兼有儒家、墨家，融合了名、法两家，懂得国家体制有这些家和派，预见治国没有不贯通的，这是他们的长处。如果放纵的人来施行杂家学说，就会漫无边际，无所依托。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他们祖述神农，强调耕桑，以足衣食；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将其确立为基本国策和社会大众共同的认知。《艺文志》的描述可知，农家学派源于主管农业之官。他们播种百谷，致力于耕作和蚕桑，这是他们的长处。如果让鄙陋的人施行农家学说，就会使君臣一起耕作，打乱上下等级秩序。“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小说家，代表人物是虞初，西汉人，功在汇编丛谈之小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张衡《西京赋》）。小说家们主要记录民间街谈巷议，虽然自成一家，却被认为是不入流者，故有“九流十家”之说。《艺文志》记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意思是小说家学派，应当出于收集民间传说的小官。是由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人创造的。孔子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的地方向深远处发展，恐怕就会拘泥，因此君子是不做的。但也没有被消灭。民间有小智慧的人进行传播，也使它连续而不被遗忘。如果有时有一句话可以采用，这也是草野狂夫的议论。

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认为他们的思想不尽一致，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平天下。“《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司马谈着力分析六家思想的长处和短处。他认为，阴阳家的短处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意思是，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而多有畏惧。长处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的短处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长处是“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的短处是“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长处是“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的短处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长处是“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名家的短处是“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意思是，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决于概念名称，却失去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其长处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谈最崇拜道家，认为道家思想完美无缺，臻于化境。“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在司马谈看来，道家真正掌握了治国的秘诀，“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儒家则没有完全理解治国之要，“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儒家之所以不解治国之要，在于他们没有理解神与形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记·太史公自序》）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一个通称。春秋时期实际只有三家，即儒家、墨家和道家。战国时期，则为名副其实的百家争鸣，而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学派，在《艺文志》看来，是“九流十家”；在司马谈看来，却只有六家。客观地说，司马谈的概括比《艺文志》更集中，更能反映诸子百家思想影响的真实情况。即使六家，也存在着重大差别，还是儒、墨、道三家影响为大，所以韩非认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孟子则从反面指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然而，战国后期，墨家已经衰微，西汉时基本绝迹。在传统社会，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真正发挥作用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流派，只有儒家和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