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柏林（1858—1859）

亨利·亚当斯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处在这个排行上也有好处：他不怎么受重视，就算跑到天边，也不会有人惦记。他的父亲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对欧洲没什么好感；他和全世界的人们一样，都认为美国人只属于美国，欧洲的天地不适合他们。某位吹毛求疵的评论家可能会说，亚当斯和他的父辈之所以能有所成就，主要是因为欧洲给了他们一方舞台；而且要是没有欧洲的帮助，他们很可能像周围的人一样，一辈子做地方政客或者小律师。如果死守着传统信念，他们也许永远都离不开昆西。在孩子眼里，父母总是过于小心谨慎——如果波士顿对孩子思想的影响靠得住，那么亚当斯夫妇在看到子女一生都待在弗农山大街，永远不受欧洲的诱惑时，也就心满意足了。尽管父母对眼下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很了解，但妈妈看到的情况足以让人心神不安。与其说他们总怕孩子学坏，还不如说他们担心未来的儿媳或女婿跟自家门户不对。危险无处不在；即使在波士顿，每年也会有年轻人让父母揪心不已。欧洲的诱惑势不可挡，挣脱波士顿的怀抱倒是势在必行。小伙子亨利想去欧洲。他在任何人眼里都是规规矩矩的好孩子；无法逃避那些繁文缛节时，他就会循规蹈矩；在长者面前，他从不口出恶言。显然他的品行十分端正，也没人发现他的道德原则（如果他有原则的话）有何不妥。最重要的是，他在公众面前会害羞胆怯、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自尊心。没人能说清楚他的本质如何，尤其是他自己；不过他好像很有人情味，也并不比别人坏。因此他提出要去德国学习民法时，极为骄纵他的父母马上就同意了——尽管他和父母都不知道民法究竟是什么。父母陪他走到了昆西车站，向他挥手告别；他们脸上挂着笑，而亚当斯却几乎看到了那笑眼中的泪水。

父母和哈佛学院的教授都不知道这个男孩是否值得这样溺爱——就连男孩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不管值不值得，他又开始了第三或者第四次教育方面的尝试。1858年11月，他乘上了波斯号轮船；它是当时投入使用的最新、最大、最快的汽轮，也是丘纳德航运公司与贾金斯船长的骄傲。他并不孤单，因为有几个大学同学与他同行。在他看来，世界是那么的美好——直到第三天他们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当时他学到了一课，一堂让他受益匪浅、在任何大学里都学不到的课。从这堂课中，他体会到了大西洋中部11月狂风的意味深长——光是它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就让人难以忍受。这节课教他认清了现实，不为别的，只为让他认真对待。对他而言，晕船绝不是好玩的事；但晕船的感觉与各种各样的印象交织在了一起，让这第一个月的旅行成为了最有效率的训练；当时他们见识增长的速度让人不可思议。他们开始明白，哪怕短短的一堂课，也是由大量印象构成的；但人脑在一天中会掠过多少毫无教育意义的印象，对于旅途中的学生来讲，这道数学难题未免过于棘手；而在这些印象中，有多少是错误的、多少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大概只有最高境界的智者才能解答。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默西河上刮起了狂风，把关于海洋、波斯湾、贾金斯船长，以及G·P·R·詹姆斯先生（当时船上名气最大的乘客）的画面都吹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英国11月的阴霾笼罩下的景象：先是阿德尔菲咖啡厅窗外阴郁的利物浦大街，紧随其后的是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切斯特市以及极富传奇色彩的红砂岩建筑。阴郁——欢乐——惊喜，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经历过这种情感的交替。也许现在年轻、单纯的旅行者们也会有这种感受；但早在旅游业兴起之前，传奇并不仅仅存在于人的想象之内，而且也孕育在现实之中，因此这种极为真实的感受往往带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当男孩们看到伊顿堡时，他们就像萨克雷或者狄更斯站在公爵面前一样，心中充满了敬畏之情；从此在他们心中，格罗夫纳[111]这个名字成为了庄严与宏伟的代名词。那金碧辉煌的厅室、那镀金的家具、那画像、那露台、那花园、那美景，以及那种英国在50年代特有的优越感，让这儿的贵族高高凌驾于美国人与小商人之上。在这里，贵族制是真实的，狄更斯笔下的英国也是真实的；在这里，奥利弗·特维斯特[112]和小妮尔[113]蜷缩在每一座墓地的阴影中，有血有肉；在这里，甚至查理一世[114]的形象都不是那么朦胧，仿佛他正站在高塔上目睹着自己军队的溃败——他输掉了战役，也丢掉了生命；而现在这里的一切几乎都与那时别无二致。一个刚刚从波士顿远道而来的、属于18世纪的美国男孩自然而然地把这次旅行当成了学习的机会，并且以此为乐——至少他觉得自己有所体会。

随后他们路经伯明翰与黑人区前往伦敦。这又是一课；他要多加琢磨才能切实理解这堂课的要旨。他突然跨入了一个奇怪的世界。他的眼前是一片黑暗，四周却燃烧着熊熊的火焰；这里充斥未知的恐怖，只有火山口才能给人以如此怪异而又阴郁的感觉。走出这漫漫无际的浓重黑暗，一片青翠随即映入眼帘；它仿佛是地狱之中的秘密桃源，与之前的景象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对比让男孩很不舒服——尽管他并不知道卡尔·马克思正在那里等着他，而且在这堂课中，他迟早要与卡尔·马克思打交道；他在这里花的心思，要比花在哈佛学院的博文教授和那位讨厌的自由贸易权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身上的还要多。黑人区是极为实际的课堂，但它又遥不可及。男孩从那里逃开——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时，他总是会逃开的。

随后他乘着脏兮兮、慢悠悠的四轮马车来到了查林十字路[115]，途中看到了那条漫长泥泞的牛津大街。这条街道昏暗沉寂，两旁竖着煤气街灯——他如果知道自己应当从哪里学起，那么就会多注意一些比民法更为重要的东西了。他确实看到了牛津大街值得铭记的奇特之处。伦敦到底是伦敦：它积满尘垢，但又不失庄严；它庄重沉稳、以财骄人，但又不失高贵之气；它保守而又广博，排外而又自信。街上的孩子们轻慢地谈论着美国人和他们的服饰；这群旅途中的学生听见了，赶紧戴上了高顶帽、穿上了长风衣，以免遭人白眼。即使在斯特兰德大街上，陌生人也是没什么人权的。18世纪自成一统；亚当斯在走下弗利特街[116]时，听到了历史的喃喃细语，就好像约翰逊博士在娓娓道来。繁华的皮卡迪利大街生动地向人展示着“名利场”的真正涵义：戴着假发的车夫坐在杂物箱上、驾着金黄色的马车——男仆提着手杖站在踏板上，车内端坐着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这里一半的豪宅都接受了烟尘的浸染，门上挂着死者纹章匾[117]。每个人都显得十分傲慢，而世界上最盛气凌人的建筑，也是伦敦皇家交易所与英格兰银行。1858年11月，伦敦仍是一座大都市，不过这位美国年轻人所看到的，却是18世纪的伦敦；它是如此地令人憎恶。

这是一堂首尾颠倒的课。亚当斯当时还很年轻，根本猜不到积满尘土的伦敦将与成年的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不会想到50年之后他会重返这里，观察这座城市的每一处变化：城市规模扩大了一倍，它却愈显狭窄；城市财富是50年前的4倍，它却愈加吝啬；英国的疆土有所拓展，它却失去了几分威严；文明的种子已经种下，它却被剥夺了几分高贵。在他眼中，它最惹人憎恶的时候，也是它最可爱的时候。这堂从终点开始的课，也许应当在起点结束：目前它还停留在18世纪，而下一站则是16世纪。他越过海峡，到达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晨雾中，他乘坐奥西男爵号一路沿斯凯尔特河北上。旅行乐团开始在甲板上表演，在田边耕作的农人也扔下农具载歌载舞。奥斯塔德[118]和特尼尔斯[119]仿佛犹在人世，绘出了这一幅自然温馨的画面；似乎阿尔瓦公爵[120]的大军从未倾国而出，这片土地也从未遭受过铁蹄的践踏。13世纪的大教堂高高地俯视着落成于16世纪的大片砖瓦屋顶；屋顶的尽头是突兀的砖墙与未曾改变的优美风景。这座城市的味道如甜酒一般浓郁甘醇；它属于中世纪，鲁本斯[121]的作品在这里都显得有些新潮。这是亚当斯所品尝过的最为浓烈馥郁的味道之一；不过他也不介意怀着满腔豪情畅饮一番马姆奇甜酒，庆祝自己在比利时的收获。即使在艺术领域，他也不能从安特卫普大教堂与《基督下十字架》[122]这样的名画开始研究。他完全沉醉于自己的情感，随后又不得不尽力恢复清醒；50年后再一次看到安特卫普时，他出奇地冷静。他又学到了一课，但从未想到自己刚刚掌握的，必定会被立即遗忘。他感受到了中世纪与16世纪的生气勃勃。伦敦与安特卫普肮脏、简陋、死气沉沉，足够在他年轻的心中留下一份真实的感觉。味道也好，气味也好，都是一种教育；尤其当它们在10年内就会消散殆尽时，这种教育更是弥足珍贵。不过这只是感觉上的教育。他从未想过去学着理解《基督下十字架》：他太高兴了，根本没有那种跪倒在十字架下的感受；他了解到的仅仅是这种心情：自己还得站起身来，还得干那些无聊事——这实在是太讨厌了。

父母早已预见到儿子在欧洲会滋生这种危险的心情；好在它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二老宽了心。一个早晨，这个年轻人迷迷糊糊地走进了柏林，去寻求深受误解困扰的教育。他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想要什么，不过他的目标与最终结果简直毫不相干。在一个20岁学生的眼中，一切都充满了吸引力——甚至柏林也是如此。他本可能会完全接受13世纪的思想，因为有人向他保证，这就是正途；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只感觉到了茫然与无聊。他的信念还在，不过这条路却愈加昏暗。柏林让他吃惊，好在还有很多朋友可以告诉他这里的妙处。在一、两天里，他跟同学逛遍了这里的酒吧、音乐厅和舞厅；他吸着低质烟草、喝着劣等啤酒、吃着腌白菜和腊肠，好像不知道还有更好的东西可供自己享受一样。这很容易——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爬下社会的阶梯。当他想要那种别人许诺给他的教育时，麻烦来了。他的朋友带他去大学报了名，替他选了教授与课程，告诉他到哪去买《盖尤斯法学原理》[123]与大部大部的德文民法著作，随后就领着他去上了第一堂课。

这第一堂课也是他的最后一堂课。这个年轻人思维并不是很敏捷，对自己的“向导”与“顾问”还抱有一种几乎虔诚的尊敬；然而，用不了一个小时他就会肯定，自己又遭遇了教育上的另一次失败，而且这次的失败是致命的。他发现想读懂德文著作，至少要先花3个月的艰苦努力来学习德文，这让他沮丧不已；而真正打击他的，是他对这所大学的认识。他原本以为哈佛学院就够死气沉沉的了，不过与柏林大学相比，前者简直可以用“生机盎然”来形容。德国学生都是奇怪的动物，他们的教授倒是尽职尽责。柏林大学的校风与美国格格不入。亚当斯没有必要了解科学或其他学科采用的是哪种教学法，但他发现，《民法》这门课依旧沿袭了13世纪的教学方式，让人讨厌到了极点。教授唠唠叨叨，学生在下面做笔记——至少他们像是在做笔记。如果花上一天自己读书或者进行讨论，那么他们的收获就会比上一个月的课还要多；不过要想拿到学位，他们就必须付学费、听教授的课、做教授的乖学生。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学位毫无价值。要利用民法，首先得学普通法；这个学生已经对普通法与自己的目标有了足够的了解，接下来他只要在美国随便读读《法典大全》或者报纸评论就可以了——他完全可以做自己的老师。柏林大学的教学法、教学内容与教学传统都对这个美国男孩的学习无所助益。

其他学生似乎并未因为这个发现而惊奇。他们还是去上课、做笔记、读课本，但从不掩饰自己对教授的漠视；他们对待海涅[124]作品的态度反而更认真。他们与海涅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何收获：他们说话带着柏林腔——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他们喝过啤酒——这种劣质货根本无法与慕尼黑啤酒相提并论；他们学会了跳舞——想学跳舞的话，为什么不去维也纳呢？他们喜欢这里的啤酒和音乐，但拒绝为自己的学业负责。总之，他们一边为自己辩护，一边学着德语。

于是这个年轻人又重新绕回了语言问题。他对语言并不是很敏感，因此比朋友们落后了一大截，这让他十分沮丧。柏林阴郁的冬季与阴森的建筑风格更让他黯然消沉，这种感觉是他从未体会过的。有一天他在林登大街上看到了出租马车里的查尔斯·萨姆纳，并且追上了他。当时萨姆纳刚刚经历过棍击事件[125]，来德国养伤；能在偏远的普鲁士找到一位年轻的崇拜者，这让他十分高兴。他们先是一起吃了饭，随后又去歌剧院看了《威廉·泰尔》[126]。萨姆纳想要鼓励他的朋友、帮他克服语言学习方面的困难，于是他说：“我刚到柏林时……”——也许他说的是罗马或者其他地方；他的语调成熟而又沉稳。“我刚到柏林时，一句本地话都不会说；不过3个月后离开时，我都能跟马夫聊天了。”亚当斯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掌握这种社交技能。一天他向罗伯特·阿普索普先生诉苦，讲述了自己在波士顿的学习经历。阿普索普想听听柏林的音乐，所以来这里越冬。他对男孩说，自己也有过同样痛苦的遭遇，后来他去了一所公立学校，花了好几个月跟10来岁的小孩子坐在一起，背他们的课文，学他们说话。阿普索普的这番话倒是启发了绝望中的亚当斯，至少这个主意能帮他跳出柏林大学和民法的苦海、摆脱成天混在酒吧里的酒肉朋友。阿普索普先生不辞劳苦地与腓特烈·威廉·韦德斯切斯中学的校长进行了协商，恳求他允许亚当斯加入奥博·特西亚班——这个班里都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亚当斯就在那里度过了风平浪静3个月，好像他从来没有憎恶、排斥过高中一样。他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傻事，不过在那段时间里，他确实学到了一点对以后的生活有所助益的东西。

经过这3个月的学习，哪怕狮子狗都能跟马夫聊天了；对外国学生来讲，这已经足够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涉足过德国的社交界（如果德国有社交界的话），更对它一无所知。不过在这3个月里，亚当斯学到的可不仅仅是语言。亚当斯从未学过怎样才能流利地说德语；但他也没有受过专门的英语技能训练，还是一样能跟英国人交流——前提是他信任英国人。他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因为语言问题而自寻烦恼；而这个问题以后也慢慢地得到了解决。他觉得自己在1859年已经很像德国人了；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德语跟英语一样好——其实这恰恰说明他对德语知之甚少。然而，不论在自己的教育尝试中获得过怎样的成就，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德国的教育。

他曾厌恶过美国的中学与大学，也曾排斥过德国的大学；他把德国的高中当做自己学校教育的最后一站——这种尝试的风险很大。1858年，柏林还是一座贫穷而又敏感的城市，它粗鄙、简陋、肮脏，很多方面都令人反感。这里的生活，粗糙得超出了这个美国男孩的想象。在被军国主义和官僚政治折磨了许久之后，普鲁士的双手刚刚得以从自己子民的枷锁中解放；除了训导之外，这里几乎没有别的活动。威廉一世[127]后来因为兄弟腓特烈·威廉四世精神错乱而当上了摄政王，他似乎喜欢从宫殿窗口眺望外面的行人，以此来消磨时光——他的宫殿坐落在林登大街上，并不起眼。即使在宫廷中，德国人的举止有时都相当野蛮；而他们做事严谨的精神也贯穿了德国的教育传统。俾斯麦[128]当时也在开创事业，力图克服德国体制的种种积习。对于每一位认真的德国人来讲，德国的状况简直不堪入目；于是他们集中全力，要发动一次彻底的变革。就在德国人最想摆脱强加于身的教育体制时，亚当斯走进了这个国度，而它本身就是一所绝妙的公立学校。这次冒险也是他求学之路上的一段插曲，海涅的思想也融于其中。

毫无疑问，现在那里的学校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以往的那些校长也许早已不在人世。这个故事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其实当时它的教育意义也不大，因为有人会为德国的学校辩护，说至少那边的校风不是特别野蛮，而且那里也没什么不道德因素。校长的手段十分强硬，极具普鲁士人的风范，其他学校的教师也不见得比这里的好。这个美国小伙子已经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日子，而让他深受打击、极度厌恶的，正是这里教育制度的拘束。这里记忆力训练的强度之高，简直令人发指；人脑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与其说在接受训练，不如说在经受折磨。学生们的表现却是毫无怨言，此等“壮举”真是可悲。在这里，记忆力是最受重视的能力；而分析推理、综合推理与教理推理则毫无用武之地。德国政府不想让人学会推理。

所有国家的教育都像一部发电机，它可以极化大众的思想，使其力线保持在对政府最为有利的方向上。德国的这部教育机器可谓功率强劲，它对孩子产生的影响也堪称惨烈。腓特烈·威廉·韦德斯切斯中学古老的校舍建立在柏林的中心地带，是专为满足这一带商人与资产阶级的教育需要而开办的。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柏林人的后代，他们似乎对1848年的那场风波漠不关心[129]。这群孩子既不是贵族，跟上流社会也没什么渊源。作为“人”，他们还算是讨人喜欢；不过作为教育对象，他们则体现了糟糕的教育体制所能带来的一切恶果。亚当斯不懈追求的，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教育；虽然他不得其法，这次却也算是达成了自己的理想——只不过这种教育过于凶残。这些学生的体格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面色苍白，软弱无力，但体格不佳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学校。德国人的饮食简直糟透了——每天靠腌白菜、腊肠和啤酒过活，对身体绝对没什么好处。还有，他们没呼吸过新鲜的空气，也没听说过运动场。到了冬天，柏林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都门窗紧闭，连一立方英寸的氧气都透不进；教室更是封得严严实实，而且还没有配备通风设备。这里每个人都彬彬有礼，不过要是他在课间把窗子打开5分钟，那就是违反了校规，免不了要受一顿斥责。只要天气没转暖，窗子就得关着。有假期时，他们常常被人领着去迪尔加登或者别的地方远足，然而到最后总会精疲力竭，瘫在那抽烟、吃腊肠、喝啤酒。他们的身体如此虚弱，每天背负的学习任务却足以把一个生活健康、体格强健的小伙子压垮；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只是那种病态的思想。德国的大学教育似乎极为失败，而其中学教育则害人不浅，几乎可以与犯罪相媲美。

4月之前，德国的教育实验已经进行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原有的内容都没有剩下，只有《民法》的幽魂还锁在衣柜最深的角落，再也无力向经历过这一切的人诉苦。海涅——这个犹太人的嘲弄在大学校园与柏林的各个角落回响。当然，一个人到了20岁，他的生活就一定会变得充实。拿柏林啤酒来打比方吧：在美国人的眼中，德国大多数学生的生活就像最为寡淡无味的啤酒，不过他们的生活也是充实的。尽管前景极为乐观的德国教育后来只剩下了几块零星的碎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在生活中，旁枝往往会反客为主，变得比主干还要重要。德国的大学与法律可谓失败之至；在美国人看来，德国人根本就没有交际圈——就算有，也从来不向美国人开放。另一方面，德国有绝佳的剧院，这里的歌剧与芭蕾舞也绝对值得专门前来柏林一观。然而，在一无是处的教育制度下，这个学生唯一的收获却是通过浪费时间得来的，还得以向更高的台阶迈进一步，这种现象真是令人费解。他荒废了自己的学业、纵容了自己的恶习、颠覆了自己的教育——他的收获，来自被人不齿的酒店与音乐厅；他能摘到这枚果实，完全始料未及、出于意外。

他的伙伴一周要花两三个下午听音乐、喝啤酒、抽烟，看胖女人织毛衣。亚当斯也会跟他们去听那沉闷乏味的音乐，不过他只是为了合群，全无享受可言。后来阿普索普委婉地表示，男孩夸大了自己的不快，因为他一定喜欢贝多芬；男孩却简单地回答说，自己讨厌贝多芬。阿普索普先生和其他人都笑了——他们可能觉得他是在开玩笑，这时男孩则觉得有些诧异；他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他认为，除了音乐家之外没人会喜欢贝多芬，就好像只有数学家才喜欢数学一样。他坐在酒桌旁，无动于衷；但有一天，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思绪在随着交响乐飞扬——就算他突然能理解自己从未学过的语言，也不会这么吃惊。在所有教育的奇迹中，这一种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封闭他丰富感觉的囚墙自然而然地分崩离析，而他却不知道这一切是何时发生的。他的生活原本被劣质烟草和啤酒占据，他的身边都是最最平庸的家庭妇女，但一种新鲜的感觉却从他的心底破土而出，宛如一支鲜艳的花朵。它高高凌驾于原有的感觉之上，是这样的难以捉摸、令人称奇，以至于它自己都会对自己的存在大吃一惊，以至于亚当斯都无法相信自己的感受。他认为这种感觉与己无关，不过偶尔才会出现一次，不可相信。慢慢地，他开始承认自己多少能理解贝多芬的作品了，不过他同时也认为，既然贝多芬的音乐这么容易懂，这位音乐家可是有些名不副实了。其实这算不上是一种教育，因为之前他连音乐都不听——他的心思一直没放在上面。在他看来，这不过是某种声音在机械重复、刺激他的潜意识而产生的结果。贝多芬也许有这种力量，但瓦格纳[130]却没有——至少在写出《唐怀瑟》[131]之前没有；40年之后，亚当斯才听到了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132]。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感觉在衰退后的复苏，是沉睡的潜意识做出的机械反应——不过亚当斯其他的感觉并没有复苏。他对线条与颜色的感觉还是像以前一样迟钝，还是不像艺术家的那样敏锐。他的超验感也没有发芽，因此思维也无法跳过语言障碍从而与康德与黑格尔[133]的空想直接产生共鸣。尽管他坚持认为，自己对德国思想与文学的信念之火仍旧炽烈，但还是无法贴近德国人的思想——他从未在读歌德与席勒的作品时流下过一滴感动的泪。有时他会突然接到父亲的来信，对他的担心流露在字里行间——这也是人之常情吧；这时亚当斯就不会听从感觉的调遣，而是回信说柏林是德国最好的城市，有着最好的教育。然而，最后4月还是来了；有位天才建议去图林根州远足。他的心如鸟儿一般婉转鸣唱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经历了怎样的一场噩梦；他下定决心要在这无尽的时空中寻找另外一处课堂——哪里都可以，除了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