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美国内部的政策辩论

自取代英国成为全球主导大国，乃至“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以来，美国的一个重要外交原则就是不许出现对其霸主地位的挑战：不论意识形态如何，只要构成挑战，美国必然有所反击。从冷战时期的苏联，到后来的日本（如傅高义的著作《日本第一》中所指出的），再到今天的中国（“中国威胁论”），都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

日本自1970年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1987年，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美日两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就引发了美国“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的对日新政策。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经常可以听到美国对日本的严词批判，认为日本夺取了美国人的工作，用不公平手段占领美国市场，而日本又不向美国开放国内市场。一些带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也相继发生，包括底特律工人用大锤砸毁日本丰田小轿车和索尼电视机事件；1987年美国认为日本向苏联泄密，出售可以帮助其潜艇攻击美国的技术而起诉日本的东芝电器公司。美日在经贸、经济领域内的争执和摩擦成为当时美国对日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两国对此争吵不休，几乎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潮流。早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的民意调查就显示日本已经超过苏联，成为美国公众认知中的头号威胁。当时美国的日本专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的著作，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这也使人想起数年后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

美国民众中这种视日本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精英和领导层。当时政界出现了一个有关日本研究的“修正主义”学派。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以及长期以来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的努力不见成效，所以日本不是一个规范的、与西方类似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待美国协同其他西方国家去敲打、开放其市场，从而改变其内部的传统性、结构性问题。在这一学派的影响下，美国的媒体、国会、学界和业界都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在处理对日关系时表现得更为强硬，并通过战略性地管理双边贸易关系来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美日关系。所以在老布什任总统期间和克林顿任总统初期都有从“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变为“忽视日本”（Japan Passing），甚至“无视日本”（Japan Nothing）的倾向。例如，当时美国政坛的一个风头人物是时任美国对外贸易谈判代表的米基·坎特（Mickey Kantor）。他多次主导对日经贸谈判，发表了一系列对日强硬言论，是美国“敲打”日本一个冲锋陷阵的人物。

争论的另一方是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认为需要从战略角度重新界定美日关系的学派。奈对日本的兴趣由来已久。1993年他就和时任国防部长的佩里（William Perry）合写了一份报告，明确提出成功的美日战略应该具备以下基本要素：（1）具有关于美国国家目标的清晰概念，并且可以通过对美日两国互惠的方式得以贯彻；（2）整合在冷战时期被割裂的经济和政治利益；（3）依据同盟关系的变化调整这一同盟系统的国内、国际机制；（4）将美日同盟关系置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背景下加以考虑。

针对当时美国国内的辩论，1995年奈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列出了美国的亚太战略可能面对的五个选择：第一，撤出东亚；第二，终止在东亚的同盟关系，但仍然留在东亚成为均势格局的一员；第三，在东亚构建类似欧盟的松散区域机制以取代同盟结构；第四，在东亚构建类似北约的多边区域同盟；第五，坚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奈明确指出，前四个选项都是不可取的或是无法实施的，美国必须坚持其在亚太地区领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其中美日同盟又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不仅如此，奈还把美国对日政策的关注点比喻成一个凳子的“三条腿”，即经济贸易、政治安全和国际事务，进而强调“美日关系必须保持‘三条腿’并重，即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他认为，克林顿政府头两年的美日关系过分强调了经济贸易摩擦，而忽视了另两条腿的作用，而这一点必须得到改变。在由他主导的《东亚战略报告》中，他更是承诺美国将在东亚保持10万人的驻军。

针对奈的观点，修正主义学派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加州大学东亚问题专家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则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他认为，冲绳基地的事情清楚地表明东亚的冷战已经结束，日本不再需要美国的驻军。美国要做的是确保能够顺利地进入亚洲，而不是在东亚保持固定的基地。他指出，奈加强美日同盟的观点事实上是夸大了《樋口报告》的作用，并且还夹带着美国自身的私利，如保持获利不菲的对日军火贸易以及避免让日本成为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竞争对手等。他特别强调，主张加强美日同盟的建议是出于对日本的不信任，希望借助同盟关系继续发挥“瓶塞”的作用以防止日本重新扩大军备，而这样做本身恰恰是对亚太和平的最大威胁。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成为美日同盟出现“漂流”又一明显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