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现实背景

中国的人均资源能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却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暴饮暴食”型的发展方式，不仅我们的国情不允许，全球资源能源容量也难以承载。而且，我们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度的“碳排放”不仅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不利于中国对环保这一人类共同责任的主动担当。于是，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个时代的命题、发展的课题、现实的难题。

在此背景下，本书研究了环境政策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激励科技进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1]等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所得结论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理论与经验依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实践背景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这标志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38个县市区、5.12万平方公里，占江西3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江西省近50%的人口）建设成为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立足全国发展大局、着眼统筹区域发展、深入推进中部地区崛起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探索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示范性。

在此背景下，本书基于鄱阳湖区域的本底条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战略目标，运用环境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结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环境政策进行模拟，并提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环境政策建议。这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三 理论背景

现有关于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数理模型角度切入，针对某几个要素展开，多将所考虑的环境政策视为外生变量，未能充分揭示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而综合考虑多种环境政策并将其内生化，从传导路径的角度分析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作用机理的研究相对较少，测度与分析不同传导路径上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强弱以及不同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强度（即政策绩效）的研究文献更少。因而，环境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还具有很强的“黑匣”性。

在此背景下，本书通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分析、基于Hamilton动态优化模型的数理分析以及基于空间计量方法的实证分析，提出并论证三个命题：一是传导路径是存在的，即环境政策激励生产要素积累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是存在的；二是传导强度是可度量的，即不同传导路径上给定环境政策组合激励生产要素积累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度是可以度量的；三是政策绩效是可比较的，即不同环境政策对均衡增长率的影响强度是可以比较的。从而揭示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降低其“黑匣”性，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