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耿占春[1]
无论是在教学实践还是在批评写作中，刘军都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热情，在今天的学院人中，刘军不免显得有些另类，他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有活力的批评风格，不仅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还尽可能与所评论的作家保持着接触和传记经验式的理解。在他的每一篇批评文章中都尽力体现出这种风格，无论是对中原乡土叙事的研究，还是他一直追踪的当代散文批评，刘军都从对作品的阅读感受出发，对之进行携带着热情与主观性契机的阐释。
今天学院式的文学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之间一个明显的差异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兴趣转向了文学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这种研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文献的掌握上。一个研究者围绕着主题要尽可能完备地拥有相关资料，比如掌握考订一部作品的版本、各种阐释与评论文献乃至传记材料，但有时却会忽略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极可能一个研究者阅读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却不去直接阅读所研究的作品本身。当然，在文学史的研究中，由于关注的对象是史的线索、史的脉络与顿挫而非具体作品的阐释与评价，将文学作品置于间接地位似乎也无可厚非。与之相似，在“理论”的研究中，一部作品可能会成为某种通常是舶来理论的一个注释，文学作品与文学经验同样被置于次要位置。就此而言，刘军的批评文章之所以能够得到作家们较高的评价，主要缘于被评论对象从他那里能够感受到批评者认真细致地阅读了他所批评的文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研究模式与理论研究模式之所以为学院人所普遍认可，其主要原因是学术或学科上的考虑。比起不能不使用阅读经验、鉴赏力与主观感受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与理论研究都可能较为容易地获得知识论的面貌，获得学科与专业上的客观性面貌。但研究者通常会忽略这一事实：文学不仅涉及知识与认知，而且人文学科的认知方式与洞见往往包含着知识主体的主观性契机。对知识客观性的强调、对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主观性与知识主体的排斥，并非出于深刻的认识论动机而保持的学风的客观性。对照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功能的丧失这一后果来看，学风的客观性面貌并非人文学领域的固有特质，在某种意义上倒可以说是知识主体的软弱、认知伦理的缺失与思想的匮乏所致。就像章学诚批评清儒“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的文献主义时所说的：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在18世纪考证学的知识集团及其学术氛围中，章学诚坚持将学术认知置于知识主体的主观契机之中，并力图恢复被考证学所忽略的“功力”背后知识主体的“天性”与“至情”在知识论中的地位。作为中国近代知识论范式的奠基者，章学诚当然注意到了所谓学风的客观化背后的社会语境的作用，注意到学人的天性与至情或知识主体所面临的利益诱惑与风险的规避策略：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章学诚：《丙辰札记》）在文字狱大兴的恐惧氛围中，校书或搜集逸书自然显得安全些，但遗憾的是，腐儒们将策略当作了唯一重要的知识模式：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显然，在章学诚看来，清儒高估了以襞绩补苴方式谋生的学术价值，他针对这一“填书塞典”“字字有来处”的考索之风提出了富有知识论意义的批评。
出于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院人及其知识范式对知识主体的弱化，也出于在这种学术标准之中如何看待刘军这样的文学批评范式与话语风格，强调一下知识主体中的天性与性情或许是有益的。从一种知识传统来看，不管是考证之学也好，义理之学也罢，还是辞章之学，作为学术驱动的、引导一种知识活动的，往往是一个知识主体的主观契机。简言之，天性与至情既可能是一个学者进行学术探究的驱动力，也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与话语方式的契机。基于上述问题，章学诚曾由此发展出两种知性类型或知识主体的辨认：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下）》〕两种知性类型的差异源自知识主体的差异，所谓的高明是一种直观、直觉与综合的知性主体，沉潜则表现为分析的、分解的和循序渐进的知性主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章学诚对知识的主观性契机及其不同知性主体的区分预示着一种新的知识论，但无论是高明还是沉潜，无论是凭借直觉“独断”还是崇尚分析考察，无论是切求还是徐达，都是为追求一种“诚然之知”，远离“似是而非”之知。
由此来看，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学经验与表达的敏感和褒贬分明几近刘军的天性，他也时常在阅读文学作品之时或慨然心会，或歌之泣之，有时竟忍不住深夜打电话给友人或作家本人表达其阅读感受，他在一些批评文字中时有某些阅读情境的再现，说刘军是一个至情的人亦不为过。当然，比起刘军的几位在学界已经卓有成就的同学如武新军、孟庆澍来，刘军显然需要继续通过“道问学”的“功力”对其文学“天性”“至情”进行补充、扩展、丰富，还需要在辞章的进一步锤炼之外，借重更完备的文献，发展出更复杂的理论思辨力，以免陷于朱子所批评的“有美质而未学者也”的境地。写下这些话，与刘军共勉。
[1] 耿占春，1957年生，河南柘城人，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