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本书的研究建立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之上，主要研究目的为初步梳理司马氏与礼法之士政治思想的脉络，展现该思想与当时政治制度、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从而多角度地揭示司马氏与礼法之士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

本书的主体大致分成四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部分（第2章）：

分析和研究司马氏与礼法之士政治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首先，分析司马氏与礼法之士政治思想共同的理论背景，指出他们的政治思想是汉魏之际名法思潮与传统儒学相互交融的结果。其次，分析司马氏家族与礼法之士各自的学术背景，指出他们的学术背景都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内容，并兼及诸子之学。相近的学术背景与思想特征为他们结合在一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再次，分析司马氏与礼法之士的关系，指出第一代礼法之士与司马懿仅为松散联盟关系，在司马师掌权时，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们才缔结成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共同体，此关系一直延续到西晋。正因为他们之间亲密的相互依赖关系，礼法之士政治思想方能够与司马氏相结合，成为魏晋之际的官方政治思想。必须指出的是，无论社会思想背景，还是他们各自的学术背景都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将呈现杂家化的面貌，而他们的学术背景则决定了儒学的主导地位。

第二部分（第3章）：

具体分析他们政治思想的内容，先分析他们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再从礼仪观、礼法关系、君臣观、人才观四个角度具体分析他们的政治思想。

首先，他们视儒家学说为最理想、最有效的治国之术，强调德治、礼治的教化作用，批判过度崇尚法家学说治国的倾向。他们最为重视礼的功效。在礼仪观上，他们之间形成两种不同观念：第一，在情礼关系上，他们再次强调礼的情感属性，多数礼法之士和司马孚同时强调“称情而立文”和礼对情感的节制作用，有更注重礼仪规范性的倾向，晋武帝司马炎则更强调“称情立文”，有忽略礼规范性倾向；第二，他们都主张损益礼仪，但依据不同，晋武帝司马炎以情感为变礼的主要依据，礼法之士与司马孚则以实务、时代为变更缘由。

其次，他们虽将礼视为治国的根本，但主张礼法相济。对他们而言，单凭礼或者法治国的话，则会出现各种弊端，因而主张结合礼法，并强调礼法二者相须而成、不可偏废。具体来说，王肃主张先礼教后刑罚，傅玄、袁准则主张礼法相济，傅玄还主张因时制宜，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段。与孔子仅对少数人施行刑罚的“德治主义”以及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观明显不同。此外，他们还主张将礼仪规范转化为法令、将礼仪精神渗入法律法规之中，为法律儒家化提供了思想源泉。另外，礼法之士已经意识到法律应该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维护律法、国家的公信力，不过这一观念仍有其局限性。

再次，他们的忠君观，完全不同于两汉的绝对忠君观，更近似于先秦时期的忠君观。在君臣关系上，他们有削弱君权的倾向，强调君臣一体，要求君主修身、修德以率下，对君主有劝谏的含义。此外，如钱宾四所指出的，魏晋时期存在两重君主观。在司马氏、礼法之士的言论中，我们都能找到两重君主观的痕迹。皇帝不再是唯一的君主，“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148]，或许即是他们的思想源泉。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他们明确提出如果君主达不到这一要求，臣子就可以不效忠了。君臣关系有条件成立，亦可由臣下单方面解除。对他们而言，“忠”已经不再是一个绝对化的道德观念，而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行为，如“直言至理，忠也”。与墨子的观念更为接近。“以孝治天下”不能简单地视为司马氏篡权夺位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

与先秦忠君观相似的是，礼法之士这种君臣一体、两重君主、有条件的君臣关系合为一体的君臣观念也仅适应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士族日渐壮大，逐渐形成门阀士族的历史时期，这种君臣观无疑十分吃香；一旦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再次建立，这种君臣观将遭到统治者的禁锢，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最后，在德才关系上，他们并未取得完全一致，多数人认为德行比才能更为重要，司马师则有与曹操求才三令相近的言论。他们倾向以德行为先，是以才能出色为前提的。入晋之后，德行成为衡量人才的首要标准。在考课问题上，他们基本都同意实施考课，但并不都认可制定专门的考课制度，多数人主张根据事功等来考察人才。

总之，在思想层面上，儒家思想仍是他们的思想核心，仍是他们信奉的治国之道。相较于先秦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汉儒的神学色彩，他们这种杂糅法家、道家、名家、墨家的新儒家思想则更务实，更具有时代意义。相较于名法派“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因时权变的主张，他们强调儒家学说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如一的根本地位，因而他们属于儒家学派，并非名法派的孪生兄弟。

第三部分（第4章）：

梁任公曾从表现对象将政治思想划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司马氏与礼法之士作为魏晋之际的当权派、统治者，我们研究他们的思想时绝不能抛开政治实践来讨论。政治思想的应用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的建设，另一个则是具体政事的处理。

首先，选取西晋前期制定的三条重要礼制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司马氏与礼法之士的礼仪观在制礼实践中的反映与变化。（1）心丧礼的确定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司马炎与礼法之士、司马孚在损益礼仪的依据上有分歧，但在制礼的活动中通过变革旧礼、重新解释礼仪，二者取得了统一、协调。（2）禁以妾媵登用为妻以及禁并后匹嫡两条礼仪的确定，反映了他们比汉魏时期的统治者更为重视嫡庶之别，同时反映了他们追求以儒家礼教治国的倾向。

其次，基于他们强调礼法相济的观念，我们选择晋律作为他们在制度层面实践的研究对象。第一，研究他们与修订晋律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司马氏修撰新法典的目的之一为矫正曹魏律科网繁密的弊病，以同样推崇儒家学说的礼法之士和玄学名士组成晋律修订人员，并以礼法之士居于主导的地位，最终在双方通力合作下制定出了一部以宽简、儒家化著称的新法典。这反映了在制定国家制度的时候，礼法之士的政治思想不可能一家独大，而是必须与不同思想倾向调和。第二，选取“犯大逆者不诛及已出之女”以及“准五服以制罪”两条法规作为研究对象。两条法规的确立都反映五服思想对法律的影响，反映了魏晋时期父宗意识的萌发。晋律首次确立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更反映了一种以五等丧服精神为核心的新的宗族观念的形成。最后，撷取魏晋之际几个重要政治事件，讨论儒家学说工具化与躯壳化问题。以不孝罪名废黜齐王芳，以不孝罪名掩饰弑杀高贵乡公曹髦的罪行，以不孝的罪名罢免政敌庾纯，这三个事件都可谓表现出了比汉末名教异化更为严重的异化与工具化。后人更倾向于认为嵇康死于不孝罪名，则反映了人们对司马氏手中儒学工具化的看法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与强烈的道德批判。

可以说，他们在政治斗争中与在制礼作法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前者体现了名法特征，重权术、轻理想；后者则为儒者风范。

第四部分（第5章）：

首先，分析礼法之治理论在西晋中后期逐渐走向衰微的原因和表现。他们思想本身的杂家化为玄学的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包括对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认同与向往；顺时权变的思想；在情礼关系上偏重情感，因情废礼等。晋武帝平衡党争的举措以及玄学名士长期占据吏部尚书之位，都为玄学思潮的进一步高涨蓄积了政治力量。

其次，分析他们这种杂家化新儒学的历史意义与影响。第一，摒弃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彻底脱去汉儒的神秘主义色彩，重新把儒学从神学化的道路上纠正到重人事的道路上，成为连接汉代到宋代儒学去神学化的重要环节之一。第二，在汉末名教政治破灭、曹魏实行名法治国的情况下，重振儒学，以儒学治国，成为连接汉唐崇重儒学的桥梁，影响了东晋南北朝时期政论家对儒家学说的看法。

以上即为本书的研究思路，亦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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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47-54页；参看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第1页。

[2] 刘显叔：《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野》，《史学汇刊》1978年10月总第9期，第17-46页。

[3] 王晓毅：《司马懿与曹魏政治》，《文史哲》1998年第6期，第87-95页，收入氏著《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27-148页。

[4] （三国·魏）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卷2《与山巨源绝交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18页。

[5] （晋）陈寿：《三国志》卷21《魏书·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605页。

[6] （南朝·宋）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孝标注，周祖谟等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728页。

[7] 《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第333页。

[8] （三国·魏）阮籍：《大人先生传》，见陈伯君校释《阮籍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163页。

[9] 《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附子玄传》，第298页。

[10] 《阮籍集校释》，第163页。

[11] 《阮籍集校释》，第163页。

[12] 《阮籍集校释》，第163页。

[13] 《阮籍集校释》，第163页。

[14] 《阮籍集校释》，第165页。

[15] 《阮籍集校释》，第163-164页。

[16] 《阮籍集校释》，第170页。

[17] 《阮籍集校释》，第170页。

[18] 根据丁冠之的研究，阮籍《大人先生传》大约写就于正元二年到甘露三年之间三四年内，正是司马昭掌权之时。见丁冠之《阮籍》，方立天、于首奎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二·魏晋南北朝部分》，济南：齐鲁书社，1982，第109页。

[19]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3《何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995页。

[20] 王晓毅：《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第20-28页，收入氏著《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第209-230页；关于西晋前期党争问题，可参看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册，1969年3月，第87-125页。

[21] 虽然蒋济于高平陵政变之后不久即去世，但从其反对何晏等人改革、与司马懿一起发动政变看，其政治理念应与司马懿相近，故仍将其纳入礼法之士的研究范围中。

[22] 袁准事迹不可考，仅见《汉晋春秋》（《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注引，第121页）、《袁氏世纪》（《三国志》卷1《魏书·袁涣传》注引，第335、336页）、荀绰《九州记》（《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注引，第336页）三条材料。本人将其纳入研究视野中，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详读袁准的著述，可以看出其思想与王肃、傅玄等礼法之士思想家十分相近。第二，其家族与司马氏关系较亲。其父袁涣与司马懿同为曹魏元老，两家有通家之好。司马懿拔擢荀时曾说道：“荀令君之子也。近见袁偘（即袁侃——引者注），亦曜卿（袁涣字——引者注）之子也。”袁侃、袁准入仕有可能即为司马懿提拔。又其兄袁侃以及从兄弟袁亮皆与何曾“齐声友善”，袁亮还曾因痛恨何晏、邓飏的人，而著论以相讥。此外，司马师辅政后，王基推荐的人员中亦包含袁侃。从袁准的家庭背景看，其与司马氏关系较为亲近可能性较大。据《汉晋春秋》，司马懿建议曹爽留柤中吏民于沔水之北，曹爽不从；袁准则建议曹爽迁柤中之吏民于淮北，曹爽仍不从。袁准之见确实与司马懿有所不同，但究其本意皆是不同意曹爽令柤中吏民回还本地。仅凭此条记载恐难判断袁准非亲司马党。袁准于曹魏时的官位不详，入晋后于晋武帝泰始年间为给事中，官位并不高。不过袁侃与袁准兄弟二人，一人“在废兴之间，人之所趣务者，常谦退不为也”；另一人“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都未曾积极追求政治利益，因而官位不高。

[23]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第10-12页。

[24] 徐大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第2-3页。

[25]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84-89页。

[26] 王晓毅：《司马懿与曹魏政治》，《文史哲》1998年第6期，第87-95页，收入氏著《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第127-148页。

[27] 王晓毅：《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第20-28页，收入氏著《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第209-230页。关于西晋前期党争问题，可参看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册，1969年3月，第87-125页；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

[28] 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第1-36页。

[29] 参看〔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0] 周天游：《〈后汉书〉说略》，见李学勤主编《经史说略·二十五说略》，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第67-70页；瞿林东、李珍：《范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宋志英：《司马彪〈续汉书〉考辨》，《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25-32页。

[31] 〔日〕渡边义浩：《司马彪の修史》，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第45期，2006，第23-43页。

[32] 宋志英：《司马彪〈续汉书〉考辨》，《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25-32页。

[33] 黄威：《〈庄子〉“杂篇”形成及其透露出的信息考辨》，《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8卷第3期，第557-559页。

[34] 黄华珍：《庄子音义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4页。

[35]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7-54页；参看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页。

[36] 王永平：《曹爽、司马懿之争真相考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52-58页；王永平：《世族势力之复兴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58-62页。

[37] 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第3-11页；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第78-82页。

[38] 朱子彦：《曹魏政权内两大政治集团的产生与竞争》，《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9卷第4期，第95-98页。

[39] 马植杰：《论汉末魏普（晋）之际世族地主势力的消长与曹魏政权的兴亡》，《史学月刊》1965年5月号，第20-26页；马植杰：《论司马懿杀曹爽事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8卷第2期，第78-84页；郑欣、杨希珍：《论司马懿》，《史学月刊》1981年第6期，第16-23页。

[40]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362页。

[41] 王晓毅：《正始党争与高平陵政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74-83页。

[42] 柳春新：《“正始党争”探赜》，收入氏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第151-173页。

[43] 刘显叔：《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野》，《史学汇刊》1978年10月总第9期，第17-46页。

[44] 周一良：《曹氏司马氏之斗争》，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6-37页。

[45] 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1980年第10卷第7期，第271-292页。

[46] 仇鹿鸣：《魏晋嬗代史事探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05-115页。

[47] 李志民、柳春藩：《关于司马懿曹爽之争的评价问题》，《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第14-18页。

[48] 朱子彦：《论司马昭》，《史林》1987年第2期，第7-14页。

[49] 孟祥才：《论曹爽之败》，《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20-24页。

[50] 徐德嶙：《三国史讲话》，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第107页。

[51] 钱穆：《国史大纲》第4编《魏晋南北朝之部》第12章《长期分裂之开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第220页；何兹全：《三国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209-229页；杨耀坤：《有关司马懿政变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89-98页；王永平：《曹爽、司马懿之争真相考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52-58页。

[52] 赵昆生：《门阀政治与司马氏的称帝道路》，《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第79-83页。

[53] 赵昆生：《魏末政治与司马氏的称帝道路》，《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3-59页。

[54] 柳春新：《论魏晋禅代》，《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9卷第6期，第54-57页；参看同氏《司马氏“作家门”的历史考察》，收入氏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174-207页。

[55] 仇鹿鸣：《魏晋嬗代史事探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05-115页。

[56] 陶贤都：《魏晋禅代异同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69-74页。

[57] 曹寻真：《浅析魏晋王朝禅让的不同》，《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7卷第2期，第88-91页。

[58] 张军：《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2卷第4期，第42-47页。

[59] 黄岭、赵昆生：《魏晋更替中的社会批判研究》，《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0卷第4期，第33-38页。

[60] 付开镜：《司马懿父子的卑劣人格：晋王朝松软的立国根基》，《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24卷第6期，第29-33页；付开镜：《司马懿的恩仇观及其复仇行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8卷第6期，第45-48页。

[61] 傅鹏：《司马懿务实之精要》，《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4卷第2期，第41-44页。

[62] 仇鹿鸣：《魏晋嬗代史事探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05-115页。

[63] 朱子彦：《论司马昭》，《史林》1987年第2期，第7-14页；朱子彦：《三国后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昭》，《孝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6卷第4期，第42-49页。

[64] 胡阿祥：《司马氏晋国号考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221、321、421、521、621页。

[65] 参看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212-214页；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117页。

[66] 尚志迈：《晋武帝与太康之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83-88页。

[67] 唐明礼、张国强：《试论晋武帝司马炎》，《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0卷第2期，第53-61页。

[68] 戴晓刚：《晋武帝用人初探》，《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1卷第5期，第119-121页。

[69] 郑欣：《司马氏集团的改革政策》，《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8-12页。

[70] 郝虹：《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东岳论丛》2001年第1期，第44-47页。

[71] 郝虹：《从曹氏三代人对儒学的态度看魏晋儒学的衰落》，《管子学刊》2005年第4期，第98页注。

[72] 黄少英：《魏晋礼法之士的“德行”观》，《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第45-51页。

[73] 李振兴：《王肃之经学》，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丛书，1980。

[74] 刘运好：《王肃行状与著述考论》，《文献》2002年第2期，第45-52页。

[75] 那薇：《〈孔子家语〉中儒道兼综的倾向》，《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65-69页。

[76] 龚杰：《简论汉魏的郑学与王学》，《人文杂志》1989年第1期，第44-46页。

[77] 任怀国：《试论王肃的经学贡献》，《管子学刊》2005年第1期，第70-73页。

[78] 王继训：《论郑玄、王肃对汉末儒学的改造与创新》，《济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7卷第1期，第78-82页。

[79] 秦跃宇：《王肃儒道兼治与玄学发微》，《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6卷第5期，第10-14页。

[80] 乐胜奎：《王肃礼学初探》，《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第53-59页。

[81] 李传军：《〈孔子家语·致思篇〉研究》，《岱宗学刊》2000年第4期，第44-47页。

[82] 郝虹：《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东岳论丛》2001年第22卷第1期，第44-47页。

[83] 任怀国：《试论王肃的经学贡献》，《管子学刊》2005年第1期，第70-73页。

[84] 李传军：《魏晋禅代与“郑王之争”——政权更迭与儒学因应关系的一个历史考察》，《孔子研究》2005年第2期，第78-85页。

[85] 郝桂敏：《王肃对郑玄〈诗〉学的反动、原因及学术史意义》，《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第174-178页。

[86] 乐胜奎：《王肃易学刍议》，《周易研究》2002年第4期，第66-70页。

[87] 古桥纪宏：《魏晋礼制与经学》，引自〔日〕桥本秀美《论郑王礼说异同》，《北大史学》第1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3、4页。

[88]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105-106页。

[89]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60-64页。

[90] 李学勤：《新发现简帛与汉初学术史的若干问题》，《烟台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9-14页；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见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543页；王志平：《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145-152页。

[91] 李振兴：《王肃之经学》，第20-21页。

[92] 李传军：《〈孔子家语〉辨疑》，《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第76-83页。

[93] 郝虹：《王肃经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王晓毅，2001；郝虹：《魏晋儒学新论——以王肃和“王学”为讨论的中心》，第214-229页。

[94] 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14-18页。

[95] 宁镇疆：《〈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章题与今本〈家语〉之比较》，《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第9-17页。

[96] 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72-107页。

[97] 高新民、朱允校编《傅玄〈傅子〉校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刘治立：《〈傅子〉评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98] 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99] 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100]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林东海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76-85页。

[101] 施光明：《傅玄治国思想述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80-86页。

[102] 陈见微：《“尊其道非惟尊其书”思想的杰作——试析傅玄的经济思想》，《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95-97页。

[103] 穆焕堂：《浅议傅玄的道德教育思想》，《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5卷第2期，第83-85页。

[104] 刘治立：《〈管子〉对〈傅子〉的影响》，《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8卷第3期，第53-58页；刘治立：《傅玄的以“德”治国思想》，《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59-60页；刘治立：《傅玄魏征合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9卷第3期，第72-74页。

[105] 李清凌：《通儒达道政乃升平——论傅玄的政治思想》，《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年第28卷第2期，第75-80页。

[106] 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范忠信、何鹏勘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第128页。

[107]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林东海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80页。

[108] 陈见微：《试析傅玄、杨泉思想之异同》，《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1、2期合刊，第35页；陈见微：《试论傅玄的哲学思想》，《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8卷第2期，第9-13页。

[109] 辛志凤：《傅玄及其〈傅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3期，第47-50页。

[110] 张蓓蓓：《〈傅子〉探赜》，收入氏著《魏晋学术人物新研》，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第91-154页。

[111] 高贤栋：《贾充新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6卷第6期，第19-21页。

[112] 汪奎：《贾充：专制体制下矛盾冲突的悲剧个体》，《许昌师院学报》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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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洪廷彦：《试论杜预的“左传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2期，第65-71页。

[121] 陈启云：《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第153页。

[122] 刘静夫：《颍川荀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个案研究之一》，《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63页。

[123] 吕宽庆：《荀彧父子的政治取向与汉魏局势变动关系之研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6卷第2期，第4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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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刘伟航：《三国伦理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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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131页。

[148] 徐元诰撰《国语集解·晋语八第十四》，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421-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