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规划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

西方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早期思想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人本主义思潮倾向，到西方现代城市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对前人的超越。

1.早期思想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人本主义思潮

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关于田园城市的设想。按照霍华德的观点，田园城市应该建立在6000英亩土地的中心附近，用地为1000英亩。城市形状是圆形的，从中心到边缘为1240码（大约3/4英里）。6条壮丽的林荫大道从中心通向四周，把城市划分成6个相等的分区。中心是一块5.5英亩的圆形空间，布置成一个灌溉良好的魅力花园；花园的四周环绕着用地宽敞的大型公共建筑——市政厅、音乐演讲大厅、剧院、图书馆、展览馆、画廊和医院（霍华德，2010：13～14）。

格迪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创造了“城市学”（Urbanology）概念，是西方城市科学的奠基者。他强调区域规划和调查，周密地分析地域环境的潜力和限度，以及居住地布局形式与地方经济体系之间的影响关系。

2.西方现代城市主义的观点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作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的核心人物，其理论观点可以概括为：功能分区理论、公园中的高楼理论、宽大马路理论和由行列式大板楼组成的住宅小区理论。无疑，柯布西耶对于现代城市规划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大拆大建式的改造影响甚巨。

弗兰克·劳矣德·赖特（F.L.Wright，1869～1959）提出“广亩城市”的观点。强调建筑的自然属性，由实体转向空间，由静态转向动态的流动和连续的空间，强调建筑的有机性。

1933年《雅典宪章》主要是在柯布西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深刻地影响了城市规划，以及人们对公共空间理解。

3.后现代主义对前人的超越

社区宜居性城市理论提出新形势下城市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对人的关怀和对社会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简·雅各布斯对现代主义发起攻击，并揭示了城市活力和宜居性的秘密，自此社区宜居性理论便成为西方城市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之一。

新城市主义是现代主义的真正终结者，其代表人物为克里尔兄弟、安德列斯·杜安伊、彼得·卡尔索普等人。新城市主义的主要观点为：（1）适宜步行的邻里环境，大多数日常需求都在离家或者工作地点5～10分钟的步行环境内完成；（2）连通性。格网式相互连通的街道成网络结构分布，可以疏解交通。大多数街道都较窄，适宜步行。高质量的步行网络以及公共空间使得步行更舒适、愉快、有趣；（3）功能混合。商店、办公楼、公寓、住宅、娱乐、教育设施混合在一起，邻里、街道和建筑内部的功能混合；（4）多样化的住宅；（5）高质量的建筑和城市设计。强调美学和人的舒适感，创造一种区域感；（6）传统的邻里结构；（7）精明的交通体系。高效铁路网将城镇连接在一起。适宜步行的设计理念鼓励人们步行或大量使用自行车等作为日常交通工具；（8）可持续发展；（9）追求高生活质量。

1991年《阿瓦尼原则》（Ahwahnee Principle）的出台，标志着新城市主义的正式亮相，以前各种凌乱的观念、思潮和理论得到总结和整合，形成了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体系，新城市主义开始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迅速在美国传播。1996年，在总结、发展《阿瓦尼原则》的基础上，第四届新城市主义大会通过了《新城市主义宪章》（Charter of New Urbanism），标志着现代主义在美国的终结，也标志着新城市主义在美国的成熟。无疑，新城市主义是本文所强调的理论资源。[3]

美国精明增长理论体现了西方城市规划、建设的务实精神，以及多视角的管理方法和法治原则。无论何种城市规划决策，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多视角的管理方法意味着把城市看作是经济实体的城市、社会组织的城市、公共管理的城市、生态环境的城市，实现环境、生态、经济三方面公平均衡发展；法治原则，即城市规划、社区建设有法可依。

4.国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探讨

国内学者分别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地理学、公共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探讨了城市问题。

主要研究成果有杨德昭的“住宅小区的消逝与新社区的崛起系列”专著，其中包括《新城市与新社区》《花园公寓》《社区的革命》。该丛书与国内很多专著、教材仍然介绍城市功能分区等现代主义观点截然不同，书中旗帜鲜明而又详细、全面地介绍了现代主义的灭亡和新城市主义、社区宜居性的理论与实践。在批判现代主义思潮基础上，明确反对把社区理解为“住宅小区”的规划思路，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新城市主义、适宜居住社区的几十个精品社区个案的设计与实施效果。

周进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规划与引导——塑造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一书高度关注城市规划在塑造使用者需要的城市公共空间上的作用，以如何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实施规划控制和引导以提高城市公共空间品质为研究主题。

蒋涤非的《城市形态活力论》中涉及的城市活力区域有城市中心区、城市交通枢纽、旧城区和公共空间，而且把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活力的研究重点。

胡宝哲的《营建宜居城市理论与实践》认为，城市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信息化、生态化、网络化时代，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该书是作者本人对国内外宜居城市环境营造理论和实践的总结。[4]

5.社会学相关文献

在社会学研究中，主要有社会资本理论和交往理论与本文讨论的社区公共空间相关。

社会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布迪厄、科尔曼、帕特南等。社会资本有两种研究取向：第一种是以格兰诺维特和伯特为代表的，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强调嵌入性，探讨关系强度（强关系、弱关系）、结构洞、网络位置与个体工具性行动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以布迪厄和科尔曼为代表的，强调互惠、信任与社会团结关系的研究。

布迪厄把社会资本理解成为那些实际的或者潜在的，与对某种持久网络的占有密切相关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一网络是一种众所周知的、体制化的网络，或者说是一种与某个团体的成员身份相联系的网络，它在集体拥有的资本方面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或者提供赢得各种声誉的“凭证”（布迪厄，2005：14）。布迪厄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预设了对社会交往活动的持续投入和交换的连续系列，在交换中认同感被不停地肯定和再肯定。

科尔曼（2005：19）的贡献在于将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美国，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使得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科尔曼从功能角度理解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是单一实体，而是由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体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促进了参加者（无论是个体还是法人参加者）的某些行动。然后科尔曼分别从结构的责任、预期和信用，信息渠道，准则与有效制裁方面阐述了社会资本所包含的具体内涵。

帕特南（2011：7-12）把社会资本理解成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他把社会资本区分为两类：连接性社会资本和粘合性社会资本，也就是兼容性社会资本和排他性社会资本。粘合性社会资本有助于加强特定的互惠原则和成员间的团结。例如以种族为特征区分的社会资本，可以为成员提供社会和心理方面的支持。相对而言，连接性社会资本可以产生更加广泛的互惠规则。

在他们的基础上，波茨（Alejandro Portes）做了一个严格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构成行动者的生产性资源（productive resource）的非正式组织领域，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来取得稀缺资源的能力。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吸取卡尔·波普的思想，将世界分为三类：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社会世界又可以区分为制度化（体系化）世界和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特点在于它的绝对明确性、总体化力量和背景知识的整体论，它是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经历、共同言说和共同行动的基础。社会世界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出发点，人们在生活世界中进行交往。

哈贝马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性行为、规范性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往行为。哈贝马斯强调的是交往行为，以及交往行为中言语的功能。交往行为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各自行动的工具，以便使人们能够在如何有效地协调自身的行为上达成一致；通过言语行为，人们达成共识。它是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综合与扬弃，所以就必然是合理性的行为。哈贝马斯认为，他的交往行为概念有四个功能：一是理解的功能，有助于把握知识；二是合作的功能，使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实现社会的目标；三是社会化功能，即能够使个体认同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从而有助于形成某种价值导向；四是社会转型功能，因为前三种功能的总目的就是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应有功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结构变迁和社会进化。也正因为此，哈贝马斯始终坚持认为“现代”仍然是一项“未竟事业”。[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