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俄国各个阶层对中国人种植活动的态度
帝俄时代，如何看待中国人在远东地区的种植活动问题上，俄国各个阶层的态度不一致。整体上看，官方对中国人在远东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一般民众则看到了中国人在远东种植领域的贡献。
对中国人的种植活动的看法，翁特尔别格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一定程度代表了俄官方态度。П.Ф.翁特尔别格批评道：中国佃户和朝鲜佃户的野蛮垦殖方式损害了作为农民的道德声誉。中国人、朝鲜人不当行为掩盖了他们善于经营、爱劳动的优点。[49]否定了中国人、朝鲜人在远东农业开发中的贡献。同时翁特尔别格也意识到在远东劳动力不足的背景下，中国人是不可替代的，“在本区经济生活的某些领域中缺少异族劳动力还不行”，并提出限制中国人的条件，“到了本区的俄国工人总数增加到可以不使用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时候，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就大为简单了”。[50]
纳达罗夫“有条件”地承认中国人在远东农业发展中的贡献，“条件”为远东劳动力不足。“将来随着乌苏里地区俄罗斯农业人口以及一部分工业人口的增加，这种好处就会自然而然地不复存在。”关于中国人在远东农业发展中的贡献，纳达罗夫总结出两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南乌苏里边区其他较大的居民点，靠蛮子才能获得食物和菜蔬；蛮子是廉价而又优秀的雇工。不论要多少这类雇工，随时都可雇到。”[51]纳达罗夫骨子里是排斥中国人的。“乌苏里地区应该具有纯俄国的面貌，我们丝毫也不欢迎乌苏里地区的蛮子居民。蛮子离开乌苏里地区愈快，该地区的俄罗斯化也就愈迅速。”“只要乌苏里地区还有蛮子居民，就必须尽可能厉害地剥削他们。”[52]
对中国人评价低与个别中国人的不法行为有关。个别中国人的不法行为在种植领域的一个表现是种植罂粟。滨海州的奥尔金斯克（Ольгинск）县中国人种植罂粟面积较大。据统计，1906年，滨海州罂粟播种面积是200俄亩，其中奥尔金斯克县有80俄亩，占滨海州全部种植面积的40%;1910年，滨海州罂粟播种面积是306俄亩，其中奥尔金斯克县有120俄亩，占全省播种面积的32.8%。那时滨海州罂粟提取物——鸦片的主要流向是中国。据不完全统计，1897年，滨海州销往中国的鸦片达200普特。[53]由于罂粟种植和鸦片走私的高额利润，因而承租用于种植罂粟的耕地租金要高于其他用途耕地许多，最高时达1俄亩100卢布。
那时一些俄国人不认同中国人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认为耗费的人力太多，而且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因而提出对中国人承租土地进行限制。最令人费解的是，俄国人将远东俄国人的懒惰归咎于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承租土地行助长了俄国农民的懒惰，教会了俄国农民、哥萨克“不劳而获”。俄国地理学会会员、20世纪初曾考察过乌苏里的 В.К.阿尔谢尼耶夫（Арсеньев）就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他建议只能允许中国人以雇工身份，而不是佃户身份参与远东农业生产。[54]
与翁特尔别格、纳达罗夫等人在种植领域排斥中国人相反的是，当时一些远东官员比较清醒，认识到完全禁止中国人参与远东拓殖事业并不现实。如阿穆尔州官员Е.Д.兰金（Ланкин）就认为：远东农业生产和劳动力市场如此糟糕的背景下，农业生产中完全取消黄种人做不到。[55]
帝俄时代，远东一般民众对中国人在远东种植领域的活动的态度有别于官方的，这可以从发表于《阿穆尔边区报》（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的一篇评论中看出来。这篇评论发表的背景是“庚子俄难”。关于俄国对“原著满洲人”采取的措施，《阿穆尔边区报》评论道：“当前对‘原著满洲人’土地的初步处理意见是拨给哥萨克……我希望当局能用另一种思维来指导该问题的解决。众所周知，哥萨克是在军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是很好的拓殖者，分给他们的土地会变成空闲地。这无论是对哥萨克，还是对边区而言都没有好处……在满洲庄稼人灵巧双手的劳作下，这片土地已经成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粮仓，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粮食和蔬菜是由他们供应的。这片土地拨给哥萨克支配的后果会是粮食种植和果蔬栽培的萎缩，城市会失去食品供应基地。没有满洲人蔬菜价格至少会上涨1倍。随着种植业的凋敝，蔬菜价格会涨至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总之，该问题如何解决对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居民很重要。鉴于此，市自治机构应该迅速向当局提出适当的、合理的申请。”[56]
[1].Ларин А.Г.,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Москва:Муравей,2003.C.18.
[2].丁进军：《宣统年间华侨经商及佣工史料》,《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3].《中俄边界条约集》（内部资料），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1页。
[4].《中俄边界条约集》（内部资料），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8页。
[6].薛衔天：《关于江东六十四屯的屯数、屯名和居民人数问题的几点资料》,《黑河学刊》编辑部：《瑷珲历史论文集》，黑河地区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1984年版，第215页。
[7].А.П.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三卷，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师生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4页。
[8].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М.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1867－1869 гг.Москва:ОГИЗ,1947.С.230.
[10].А.П.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1、183页。
[11].Полнер Т.И.,Приамурье.Факты,Цифры,Наблюдения.Москва: Гор.тип.,1909.С.852.
[12].孙蓉图修，徐希廉纂：《瑷珲县志》卷八《武事志》，成文出版社1920年版，第11页。
[14].转引自邹继伟：《清末民初俄罗斯政府对江东六十四屯管理的尝试》,《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2期。
[17].转引自邹继伟《清末民初俄罗斯政府对江东六十四屯管理的尝试》,《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2期。
[19].孙蓉图修，徐希廉纂：《瑷珲县志》卷八《武事志》,1920年，第11页。
[20].孙蓉图修，徐希廉纂：《瑷珲县志》卷八《武事志》，第28页。
[21].黑龙江省江东六十四屯问题调查组：《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前前后后——七十三位老人访问记》,《学习与探索》创刊号。
[23].除极少数村屯外，江东六十四屯多数村屯都是三个或两个民族混居的，因而所说的“汉族人村屯”“满族人村屯”“达斡尔族人村屯”是以人口占多的民族命名的。
[29].伊凡·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页。
[30].伊凡·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14页。
[31].参见松里公孝《1884年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的创建与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构》,《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2期。
[32].П.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6—118页。
[35].П.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3页。
[36].Комов А.Жёлтая раса и рабочий вопросв Амурской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Сибирские вопросы.1909.№32.
[37].Комов А.Жёлтая раса и рабочий вопросв Амурской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Сибирские вопросы.1909.№32.
[41].Нестерова Е.И.Китайский старшина Лигуй: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C.149.
[42].伊凡·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页。
[45].П.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年》，第135页。
[46].П.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年》，第135—136页。
[47].聂丽·米兹、德米特里·安洽：《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胡昊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
[4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黑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委员会：《黑河文史资料第八辑·旅俄华侨史料选》，黑河市政协委员会1991年版，第76页。
[50].П.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1—122页。
[51].伊凡·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6页。
[52].伊凡·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119页。
[54].Арсеньев В.К.,Китайцы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Москва:КРАФТ.2004.С.245－246.
[56].Мыслышали из достоверного источника,Амурской край.1900.30июля（12авг）.№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