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一 研究范围的界定
本书将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然而，不同时期高技术产业涵盖的范围都有所不同，因此对高技术产业范围进行界定显得十分必要。
国际上一般采用技术密集度（R&D经费强度或R&D人力强度）作为确定高技术产业的基本依据。198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第一次正式给出高技术产业的定义，用R&D经费强度（R&D经费占产值的比重）作为界定高技术产业的指标。OECD按照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2版（ISIC-Rev.2），并依据OECD比较典型的13个成员国80年代初的有关数据，将R&D经费强度明显较高的6类产业：航空航天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品制造业、专用科学仪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确定为高技术产业。
随着经济发展中知识和技术因素的急剧增长，产业R&D经费强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994年，OECD重新计算了制造业的R&D经费强度。选用R&D总经费（直接R&D经费+间接R&D经费）占总产值的比重、直接R&D经费占总产值的比重和直接R&D经费占增加值的比重三个指标，根据10个更为典型的成员国1973—1992年的数据，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航空航天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品制造业4类产业确定为高技术产业。
随着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3版（ISIC-Rev.3）的广泛使用，2001年OECD依照新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重新确定了高技术产业新的分类标准，根据13个成员国1991—1997年间的平均R&D经费强度（R&D经费占产值和增加值比重），将制造业中的航空航天制造业，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无线电、电视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精密和光学科学仪器制造业5类产业确定为高技术产业。
本书将《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所界定的高技术[65]产业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从细分行业层面，高技术产业包括化学药品制造业、中药材及中成药加工业、生物制品制造业、飞机制造及修理业、航天器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业、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业、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十七个细分行业。从地区层面来看，由于西藏和新疆缺失了大量数据，研究时未纳入样本，高技术产业的样本共涉及29个省区市。照《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标准分类，可将29个省区市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
这样界定的理由：一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所界定的高技术产业基本涵盖了OECD（2001年）和中国国家科技成果办公室所界定的高技术产业。二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为所界定的高技术产业提供了比较全面和连续数据，这样有利于本书实证研究的展开。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探究中国地方要素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
在揭示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术创新内在规律之前，需要知道我国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是怎样形成的。为了揭示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成因，本书在选择基于标杆分析方法的相对差距指数对中国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进行测算的基础上，从推动力、拉动力和环境催化力三个方面构建一个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探究中国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接着，运用省级层面的数据，考察晋升激励与寻租激励等推动因素、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等拉动因素、金融制度与法律制度等环境催化因素对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程度；并进一步地探讨制度环境通过晋升激励、财政激励与寻租激励等途径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机制。
（二）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要素市场扭曲如果能够影响产业技术创新，首先会影响技术创新行为（技术创新投入或研发投入）。为了考察要素市场扭曲（F）对技术创新行为（C）的影响，本书从理论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术创新投入机理入手，运用省级层面的数据实证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及企业差异，以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行为；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分位数估计方法探究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区域差异，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探究要素市场扭曲的这种抑制效应区域差异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三）研究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损害技术创新效率
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效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要素市场扭曲也会对技术创新过程产生影响，因而可能损害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为了考察要素市场扭曲（F）对技术创新过程（P）的影响，本书首先借助生产率误置模型的建模思路，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探讨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机理；接着，运用基于 DEA 的Malmquist指数，测算中国高技术产业省级层面的技术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并进一步探讨规模、外向度、技术密集度等企业特征是否改变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四）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技术创新产出
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最终体现在技术创新产出能力上，而要素市场扭曲也会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绩效，因而可能抑制技术创新产出。为了考察要素市场扭曲（F）对技术创新绩效（P）的影响，本书首先归纳和梳理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机理；接着，将要素市场扭曲纳入技术创新产出函数，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一个计量模型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分位数估计方法，考察在技术创新绩效不同分位数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进一步地，探讨要素市场扭曲对规模等特征不同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
（五）揭示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
只有把握了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产业技术创新的机制，才能更好地把握要素市场扭曲影响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内在规律。本书在FCPP 理论框架下，以前文研究为基础，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GMM估计相结合的方法，实证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如何通过资源误置效应等途径影响技术创新行为（研发投入）；接着，以理论分析为依据，验证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改变企业特征等途径影响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技术创新过程）的传导机制；进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究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产业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绩效）的途径和机制。
三 研究的特点
本书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起一个FCPP 分析框架来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既拓展了传统的产业组织SCP 分析范式，又为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还为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引入一条新思路，这丰富和发展了技术创新理论与要素市场理论。
（2）首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究了地方官员激励、外部拉动因素和制度环境因素在中国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是现有文献尚未涉及的领域。同时，相关研究结论也启发了要素市场扭曲的治理方向，即中央需要特别重视从财政和晋升激励的机制设计上以及反腐的制度建设上缓解地方官员对要素市场的干预行为，应该根据各地区制度环境现状，在改善法律与金融环境、明晰国有产权等方面做工作。
（3）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力投入的影响及企业差异，并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力投入的影响的区域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区域差异是否源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收入、产权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这是对已有研究的极大补充。
（4）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对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而且还验证了企业特征的适当改变能够规避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的抑制效应。这是现有文献尚未涉及的领域，丰富了创新效率的研究视角，是对现有研究的极大补充。
（5）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在技术创新绩效不同分位数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还探究了在规模、外向度、经济绩效和技术密集度等企业特征的适当变化能否规避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抑制效应，这丰富了技术创新绩效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是对技术创新领域既有研究成果的重要补充。
（6）首次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GMM估计相结合的方法，验证了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产出技术创新行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过程（技术创新效率）和技术创新绩效（技术创新产出）的途径和机制，进而揭示了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术创新的内在规律；这是现有研究尚未涉及的领域，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还为变量之间传导机制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经验证据。
[1]摘自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而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既源于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创新过程中创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促进创新投入的持续增长以及不断提高创新活动的绩效对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高技术产业作为利用高技术研发成果进行产品生产和服务的部门，技术创新是推动其发展的核心动力。所以，本书选择高技术产业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
[4]熊彼特关于企业规模和市场力量促进创新的理论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巨大挑战。新古典经济学将自由竞争市场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市场结构，并通过静态分析证明完全竞争是一种福利最大化的制度。熊彼特批评了主流经济学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包含着的变化，认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效果应该以动态时间而不应以某时刻来衡量，要获得长期的福利最大化可能必须牺牲短期的效率。熊彼特还指出，企业拥有市场力量并没有消除竞争，而是出现了新的竞争方式。企业虽然通过创新在竞争中获得了有利地位，但其他企业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取代现有企业的地位，这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盖尔布莱什（Galbraith,1952,1956）进一步强调了企业规模在创新中的重要性，认为大企业是引致技术变化的最完整的工具，是技术创新的最有效的发明者和传播者。
[5]引出了与熊彼特密切相关的两个假说：（1）大企业比小企业承担着更大比例的创新份额；（2）市场力量与创新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熊彼特假说提出后，探究市场结构与创新激励关系的努力从未间断，涌现出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
[6]戴维斯（Davies,1989）指出，“这一结论可能会被看作一种模糊的断言，即正是由于可以首先赚到非正常利润，垄断企业才相对缺乏创新动力”。泰勒尔（Tirole,1988）认为，垄断者在采纳创新时是“自我替代”的，而竞争性企业通过创新变成垄断者。
[7]德姆赛茨指出，两个额外的问题会影响阿罗的分析：（1）假定创新者具有垄断势力，这使得它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对特许使用费实行差别定价；（2）阿罗忽视了两种市场在产量上的差异：虽然阿罗假定两个市场具有完全相同的需求和成本条件，但在垄断条件下的产出仍然会低于竞争条件下的产出。德姆赛茨认为分析时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事实：由于相对于竞争企业而言，垄断者的产量较少，因而其对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创新）的使用都会少一些。垄断对产出的限制影响可以通过使假定产业创新前产量相等的办法来消除。创新者将从垄断企业那里获得更多的回报，那么垄断条件下的创新激励将大于竞争条件下的创新激励。
[8]阿罗模型和德姆赛茨模型中包含着一些重要的隐含假设。它们忽略了创新过程中存在的竞争，在分析中没有包含研发成本，也忽视了研发项目的不确定性（Needham,1975）。在模型中包括竞争、不确定性、研发成本等要素后，众多学者对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关系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
[9]比较的内容包括不同的产业结构（垄断与竞争）和不同的产业需求弹性。他们证明，不论产业结构如何，产业需求曲线的弹性越大，创新激励也就越大。通过对竞争产业和垄断产业进行比较，他们还发现，卡米尔、斯卡瓦特（1970）还评价了德姆赛茨模型在政策方面的不当。克拉克（Clarke,1985）也认为，对于有关产业的垄断和分散化政策而言，阿罗使用的比较标准好像更为恰当。恩格（Ng,1971）指出，当两个产业的创新前产出和创新后产出都相等时，阿罗的主要结论仍然有效。
[10]这一类模型都涉及创新项目开始后不同因素对企业创新速度选择的影响（即创新时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将创新和模仿的报酬效应、研发成本函数、竞争激烈程度视为既定的外生变量。在决定最优研发进度和创新的推出日期时，企业会在因推迟创新所节约的成本与由于推迟而丧失的潜在获利的机会成本之间寻求平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考察模型中的某些确定参数（例如，以竞争的激烈程度作为市场结构的衡量指标）对研发速度以及资源配置的影响。
[11]卡米尔和斯卡瓦特模型详细阐述了每一个企业如何考虑到竞争对手的存在，并把市场不确定性整合进各自的研发活动中。
[12]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企业之间的策略互动可能会对行业内最终形成的均衡局面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博弈论模型考虑到市场结构的变化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它在政策方面更为适宜。
[13]非对称（所谓非对称是根据企业创新前和创新后的利润流对其做出区分）模型提出如下问题：哪种企业（现有企业、垄断者、潜在进入者）更有可能采用新技术？在什么情况下某种技术领先模式（行动-反应还是优势递增）更有可能出现？主要成果有：吉尔比特和纽伯雷（Gilbert&Newbery,1982）把企业区分为现有企业、垄断者与潜在进入者三种类型，当行业利润开始下降时，垄断者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来保持垄断地位，这可能导致“睡眠专利”的产生。范登粕格等（Fudenberg,1983）研究了多阶段专利竞争模型。格罗斯曼和夏皮罗（Grossman&Shapiro,1987）认为，市场领先者分配给研发活动的资源总是多于跟随者。克里梅兹（Clemenz,1992）的结论为，与社会最优水平相比，纯粹垄断和伯特兰寡头竞争对研发的投入都很少。马拿巴和奥森尼欧（Malerba&Orsenigo,1993,1995）将创新活动分为广化模式和深化模式。
[14]总的来说，理论模型是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下考察了技术创新的决定要素。因此，从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会因某一特定假设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差异，即模型的有用性依赖于研究人员所关注的特定假设。
[15]理论模型只有通过实证检验才能得到确认。正因如此，熊彼特假说不仅激发了创新理论模型的发展，而且触发了用统计数据和实证方法验证该假说的广泛研究。实证检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市场力量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实证文献中，通常又把创新分为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产出两个方面。
[16]由于这些研究采用的是企业层面的数据，忽视了企业的多产品特性，也掩盖了企业与企业下属经营单位（business unit）在生产经营活动上的差异，其研究结论也受到了质疑。
[17]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通过调研提供了经营单位数据，学者们利用这一数据集对规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做了更精细的分析（Scherer,1984; Cohen 和Klepper,1996）。
[18]亚当斯（1970）、李（2005）等认为市场力量与产业 R&D强度的关系取决于产业 R&D专用性程度，专用性程度高的产业中，市场集中度对R&D强度有显著负作用；专用性程度低的产业中，市场集中度表现出显著正作用。
[19]典型的模型结构包括R&D强度、广告强度和市场集中度三个方程。许多学者（Farber,1981; Connolly&Hirschey,1984; Levin&Reiss,1984; Lunn,1989）的分析表明，市场集中度对R&D强度有显著正影响，而R&D强度对市场集中度也有促进作用；而且市场集中度对技术落后产业的R&D强度有显著正影响，但对技术先进产业的R&D强度表现出负作用。
[20]鲍恩德等（1984）运用美国1976年2582个企业数据和4553个专利数据，研究发现，小企业占有4.3%的销售收入份额、3.8%的R&D支出份额，却拥有5.7%的专利份额。
[21]帕卫特、罗布森和陶恩生德（1987）的研究表明，创新也存在着显著的部门差异，小企业在机械、设备制造业中是主要创新者，而大企业在饮食、化工、电子以及军事设备产业中占据主要地位。
[22]如弗雷曼和索伊特（1997）研究发现，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依赖于不同的产业和市场条件。而克拉福特（1989）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对新产品销售收入份额有不显著正影响。
[23]胡（2001）运用的1995年北京市海淀区813个高科技企业横截面数据，设立了包括生产函数、私人R&D投入和政府R&D投入的联立方程模型。在私人R&D投入方程中，解释变量包括销售收入、政府R&D、利润、外贸进出口权、产品质量评价以及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和产业虚拟变量。
[24]周黎安和罗凯（2005）运用中国1985—1997年30个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对企业规模与专利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认为，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关系要以一定的企业治理结构为条件，单纯的规模化和集团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
[25]吴延兵（2007）运用的是1993—2002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产业面板数据和2002年四位数制造产业横截面数据两个样本，研究还发现，界定清晰的产权结构有利于激励技术创新和提高创新效率，不具有排他性的模糊的产权结构对技术创新和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
[26]白俊红（2011）运用的是1995—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创新产出，研发资本存量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创新投入，通过建立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及产权结构等因素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27]张杰等（2014）一文的研究结论还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即现阶段通过继续推进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减少垄断来提升市场竞争化程度是促进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性制度措施。
[28]聂辉华等（2008）利用2001—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构成的面板数据，运用Tobit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因素。以研发密度衡量创新活动，我们发现企业的创新与规模、市场竞争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一定程度的规模和市场竞争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多的创新活动，并且这种相对优势伴随企业规模变大而更加显著；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较低，私营企业的创新效率较高。我们特别区分了市场势力和市场集中度，发现后者可能不适合作为衡量市场竞争程度的指标。
[29]高良谋和李宇（2009）认为，基于分区处理的多周期倒 U关系动态模型解释了大、小企业相互转化过程中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动态连续关系，为大、小企业共存以保持产业技术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30]张莉和李绍东（2016）还发现，企业规模对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创新变量中只有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人力资本投入相对于研发经费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31]杰弗逊等（2004）利用中国1997—1999年5451个大中型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了R&D支出、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决定因素。在R&D支出方程中，以R&D支出强度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规模（用销售收入表示）、二厂商集中度、利润、企业类型和产业类型虚拟变量为解释变量。研究还发现，当在模型中加入产业虚拟变量后，各种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R&D支出强度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32]孙早等（2016）一文的政策含义是，在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适当提升企业规模和增强企业控制市场的力量有助于企业创新，但前提是应当避免在国内市场上过度强化国有特别是中央控股企业的垄断地位，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效应。
[33]还有少数文献关注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就业（康志勇，2012）、产业结构演进（郑振雄和刘艳彬，2012）、投资行为（冼国明和石庆芳，2013）和财富转移（张曙光和程炼，2012）等的影响。
[34]要素价格扭曲所导致的寻租活动的后果之一是，寻租活动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等实体投资活动产生转移效应和挤出效应，进而导致该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动力下降（Murphy等，1993；张杰等，2011a）。
[35]各级政府出于积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目的而对部分关键要素市场的控制所形成的要素市场扭曲，事实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虽然对要素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有利于政府将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竞争筹码，从而为当地GDP 增长、就业岗位创造以及社会安定提供良好发展机会，但是会迫使经济发展依赖于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而偏离企业所在地区的禀赋条件，这种情形下，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不能被改变（张杰等，2011b）。
[36]要素价格扭曲的主要成因可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为了获得“GDP 锦标赛”竞争的胜出而积极展开招商引资竞争，在拼投资的竞赛中，地方政府经常将压低的地方工业用地价格作为重要的招商引资的筹码之一（靳涛，2008；张杰等，2011b）。
[37]张杰等（2011b）一文还探究了中国的内部失衡是否也为外资企业提供了“特殊”的出口优势，即外资企业是否利用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阶段的制度或政策的失衡，获得了出口优势。该文还进一步探讨了在当今全球新贸易与分工格局下，这种源于中国内部制度或政策的失衡所产生的“租”或者说是扭曲收益，是否为中国本土的出口企业所获得。
[38]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出口奇迹离不开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中国企业将国内“生产要素应得”通过低价出口形式转移给了国外消费者；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优化的同时，更应注意贸易利益分配。
[39]冼国明和程娅昊（2013）一文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存在严重要素价格扭曲，不同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差异化较大。劳动力价格扭曲现象普遍存在，经济发展以牺牲劳动力价格市场化为代价。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行业资本价格相对较低，而私营企业比重较大的行业则资金成本较高。能源、原材料相关行业以及外资企业比重较大的行业中间品价格偏低。
[40]耿伟（2013）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多元化水平呈上升趋势，特别是持续出口的企业；本土企业多元化水平高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多元化水平最高；47%—50%的企业仅出口1—3种产品，48%—57%的企业仅对1—3个贸易伙伴出口，56%—62%的企业贸易关系系数小于10,这说明中国企业多元化水平还有较大上升空间。
[41]因本书核心内容由戴魁早和刘友金（2015a,2015b,2016a,2016b）以及戴魁早（2016）修改和补充形成，所以文献未综述这些研究成果。具体文献包括论文《要素市场扭曲与创新效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分析》载《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产业经济》2016年第12期全文转载）（戴魁早和刘友金，2016a）、论文《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创新绩效》载《世界经济》2016年第11期（人大复印资料《产业经济》2017年第1期全文转载）（戴魁早和刘友金，2016b）、论文《要素市场扭曲、区域差异与R&D投入：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与门槛模型的经验证据》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戴魁早和刘友金，2015a）、《要素市场扭曲的研发效应及企业差异：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载《科学研究》2015年第11期（戴魁早和刘友金，2015b）、论文《地方官员激励、制度环境与要素市场扭曲：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年第8期（戴魁早，2016）。
[42]关于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其他主题研究还有很多，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运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测算。由于方法和数据的不同，这些研究的测算结果不尽相同。如朱有为和徐康宁（2006）、李邃等（2010）、李向东等（2011）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考察期内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效率整体偏低，但其时间演变基本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良好态势（李向东等，2011）；而且各省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东部高于西部，西部又高于中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的较好结合（李邃等，2010）。而官建成和陈凯华（2009）则综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松弛测度模型和临界效率测度模型，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规模状态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虽然中国高技术产业纯技术效率在逐年改善，但规模效益较差，规模效率逐年削弱，且生产规模处于最优状态的份额仅占38%。成力为等（2011）利用了三阶段DEA-Windows方法测度了高技术产业的相对效率差异，研究发现，创新效率主要受制于低配置效率，而且内外资部门创新效率的差别主要在配置效率上，创新研发效率的差别主要在规模效率上，研发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差异不显著。二是评价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宋河发和穆荣平，2009；徐玲和武凤钗，2011），苟仲文（2006）从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机制入手，定性地探讨了创新体系中技术创新、产业链创新、产业集聚创新、应用创新和政策创新五方面创新内容的形成机理；研究认为，高技术产业这五个方面的创新是创新体系中不同运行机制互相作用的结果，从而形成了高技术产业完整的创新体系。
[43]该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培育高技术产业集群，发挥人才、资金的推动作用和利用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于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44]赵娜和王博（2016）认为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技术更新换代及其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都将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研究结论对改革和完善当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45]区域差异具体体现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制度环境改善对技术创新效率提高的贡献度差异明显，分别是19.5%、11.8%和23.4%；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指数中，非国有经济发展仅在西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产品市场发育只对东部地区产生了促进作用，而要素市场发育则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虽然政府与市场关系、法律制度环境对各地区技术创新效率都有着积极促进作用，但影响大小也有着明显的差别（戴魁早，2015）。
[46]需要说明的是，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因素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出。文献检索结果显示，本土技术溢出（魏守华等，2009）、人力投入和资本投入（支燕，2009）、产权结构（戴魁早和刘友金，2013a,2013b,2013c；李广瑜等，2016）、企业绩效（姚公安和李琪，2009）、市场结构（余泳泽，2009；戴魁早和刘友金，2013a,2013b,2013c；李广瑜等，2016）以及企业知识基础（刘岩和蔡虹，2011）等都是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此外，李培楠等（2014）基于2007—2012年中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和 BP 神经网络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技术开发阶段，内部资金、外部技术以及人力资本中研发人员比重对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中研发人员数量和政府支持对产业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在成果转化阶段，人力资本对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外部技术对产业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内部资金对产业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关系，政府支持对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U型”关系。
[47]扭曲不仅存在于欠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存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扭曲理论是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被认为是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发展（Jones,1971）。
[48]学者们不断探索寻找一个能够综合测度上述三方面要素市场扭曲的方法。近些年来，斯可卡（Skoorka,2000）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对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好地进行了测度。斯可卡建立模型的思路主要包括两类方法：一是非参数化的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二是参数化随机前沿分析法。前者无须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有助于避免函数形式设定偏误。而后者在测度过程中无须进行过多假设，并且经济含义更加丰富。这些方法主要从效果角度来衡量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基本思路是着眼于一国最优的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与实际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PPF）之间的差距。
[49]事实上，产品市场上仍存在政府定价的产品。按照2001年7月4日公布的《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政府定价的产品有13种（类），包括重要的中央储备物资，国家专营的烟叶、食盐和民用爆破器材，部分化肥，部分重要药品，教材，天然气，中央直属及跨省水利工程供水，电力，军品，重要交通运输，邮政基本业务，电信基本业务和重要专业服务。
[50]张杰等（2011a,2011b）认为要素市场扭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土地要素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出于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的目的，一方面，在商业用地上，政府以很低的价格征购过来再以很贵的价格卖出去，利润一部分被各级流通环节赚取，另一部分则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土地价格被扭曲；另一方面，在工业用地上，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部资金，人为地压低土地价格。土地价格被压低也就意味着资本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2004年以前，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还普遍实行零地价、税收、各种投资准入等各种优惠行政政策安排。（2）在资本要素方面，金融市场化改革和资本书开放严重滞后，中国仍然具有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征，普遍存在利率管制、政府干预信贷决策和资本书管制等；根据黄益平（2009）测算，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迄今刚刚走了大概40%的路程，远远滞后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3）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由农村到城市的永久迁移仍然存在很多政策层面的限制（如户籍制度和各种城乡就业、公共服务歧视政策），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的分离与分割状态造成了中国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严重扭曲。
[51]从要素价格扭曲的成因来看：资本要素市场方面，内在动因也是地方政府追求GDP 增长。地方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驱动模式，因此，适当地控制资本的价格和资本的分配权，既可以作为对能够创造更多GDP企业的扶持手段，又可以在地区间招商引资的竞争中作为吸引投资的手段。劳动力要素市场方面，对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力的价格实现管制和限制，可以有助于地方政府通过获取劳动力价值的“剪刀差”，获得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以及低劳动力成本的企业竞争优势；同时，在中国存在地区间市场分割的前提下，低成本的劳动力有助于企业通过获得劳动力成本的出口比较优势，获得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这也可带来当地GDP 的快速增长（张杰等，2011a,2011b；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
[52]张曙光和程炼（2010）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的原因及其对财富转移的影响，认为除了体制的惯性外，要素市场的管制很大程度上是“增长”和“稳定”两大经济政策导向的产物；低廉的生产要素扩大了其使用者的利益，不但有助于刺激投资，扩大生产，而且还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另外，通过对要素价格的管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由经济过热导致的物价上涨。因此，“以增长为竞争”的地方政府普遍存在通过管制要素价格来推动经济短期增长的动机。
[53]自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并初步奠定创新理论基础以来，随着技术创新理论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对创新的概念和含义也不断进行着深入研究。虽然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甚至还存在许多争论，但是技术创新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形成共识。
[54]熊彼特比较全面地界定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创新的内涵，认为经济体系中的创新是由生产者主导，通过上述五个途径改进生产方式的行为。其论述主要有两点：其一，创新的主体是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尤其是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即技术创新不仅仅是科学家、技术人员的任务。其二，创新的实质是将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不仅是反映科学技术的变革的技术创新，还包括企业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
[55]索罗（Solow,1941）提出技术创新成立必备的两个条件：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以罗默（Romer）为代表的内生增长学者将创新与技术进步归结为既有制度框架下，私人追求利润的结果。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是由经济活动参与者根据市场情况内在决定的，尽管并非所有创新都完全是市场直接推动的，但市场是影响创新的最终或关键性决定力量。Enos（1962）认为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这些行为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的保证、组织建立、制订计划、招用工人和开辟市场等。
[56]曼斯菲尔德（1968）的技术创新概念应该包括新思想创造、研发与问题解决、商业应用三个环节，前两个环节属于技术范畴，指产品技术功能上的改进，第三个环节要求技术创新必须与商业应用相结合。
[57]技术创新也被定义为技术变革的集合，包括新的或改进的产品、过程或服务引入市场，以及模仿和不需要引入新技术知识的改进（Myers和Marquis,1969,1976）。
[58]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如下观点：技术创新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始创、演进和开发；技术创新是科技成果的首次商业化应用；技术创新包括发明构思、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和商业应用等各个环节；技术创新泛指从创新思想的形成，到向市场推出适销产品的完整过程；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并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技术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或者表现在企业、产业的生产函数的某种变动。
[59]技术创新对创新技术的范畴是有所限定的，这与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有所区别，而非技术性创新活动不能列入其中。人们对于技术性和非技术性的认识并非完全一致，导致对技术创新概念和定义出现不同观点。
[60]大多数从事技术创新研究的西方学者主张将增量性改进与技术创新区别开来，指出应该将其完全排除在技术创新范畴之外。他们认为，非产品和工艺上的改进不能算作技术创新，尽管与技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但也仅仅属于组织和管理上的某些变化。其他一些学者和政府机构则较多从实用角度出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在技术创新界定中应放宽有关技术变化强度的要求，既然增量改进属于技术上的一定变化，显然也应当纳入技术创新的范畴。
[61]技术创新最终必须通过实现市场成功表现出来，但这一成功是指商业赢利，或是市场份额，抑或是技术优势，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
[62]对于经济学家，主要侧重于技术变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试图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他们一般从以下三个环节进行研究和表述，即从技术发明到运用，从新产品出现到扩散，从生产到获得市场利润。对于技术专家，主要侧重于科技进步对物质性生产力的影响，并努力探究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他们一般也从三个环节来进行研究和表述，即从技术的获取与掌握到扩散与渗透，从商业化到创造利润，从建立新的生产体系到产业结构发生变革。
[63]研究与发展（R&D）活动，指为增加知识的总量（其中包括增加人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工作。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创造性；具有新颖性；运用科学方法；产生新的知识或创造新的应用。在上述条件中，创造性和新颖性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的决定因素，产生新的知识或创造新的应用是创造性的具体体现，运用科学方法则是所有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点。而研究水平、任务的来源（国家或省级）和研究中所采用的技术，均不是构成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的基本要素。按活动类型，可以把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统称为科学研究。
[6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都将R&D定义为：为了增加包括人、文化和社会知识在内的知识总量，并且利用这些知识总量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是创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工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R&D的定义是，研究与开发是在一个系统的基础上的创造性工作，目的在于丰富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库，并利用这一知识进行新的发明。
[65]中国国家科技成果办公室对高技术的定义：高技术是指建立在综合科学研究基础上，处于当代科技前沿，对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文明和增强国家实力起先导作用的新技术群。而高技术对国家整体实力的影响是通过高技术产业化的途径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