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擦鞋童》

Shoeshine

当《擦鞋童》在1947年公映的时候，我是独自一个人看的这场电影，当时刚和恋人吵过架，心乱如麻，有一种说不出的绝望。当我走出电影院时，眼泪哗哗地流，这时我听到一个女学生正在向男朋友发脾气抱怨：“这片子有什么好看的？！”我走到大街上，一直在莫名其妙地哭，不知道自己的眼泪是为银幕上的悲剧而流还是对自己感到绝望，也可能是因为别人不能感受到《擦鞋童》这部电影的人性光辉而让我感到自己格格不入吧。如果人们看了《擦鞋童》都没有感觉，那么他们还能对什么有感觉？我对那两个问题少年有很强烈的认同感，我倒并不可怜或者讨厌那个给差评的观众，而是对一切都感到了绝望……事后我才知道，那个和我吵架的男人当天晚上也去看了这场电影，他走出影院的时候同样泪流满面。但是我们的眼泪——为彼此流的眼泪和为《擦鞋童》流的眼泪，并没能让我们的爱情延绵长久。正如《擦鞋童》所表现的那样，生活相较于信口开河的结局是多么的复杂多变。

《擦鞋童》在当初就没有按照一部浪漫的电影或者一部剧情片的模式来加以构思，它是一件少有的艺术作品，它源自纷繁复杂的人生体验，有一种棱角尚未磨平的粗粝；它保留了人世间的混乱感和不可预知性——这恰恰是大多数电影已经丧失的特性。詹姆斯·艾吉[66]看过电影的第一反应是：“《擦鞋童》是你所能看到的最美丽动人并且令人鼓舞的电影。”几个月之后他又收回了自己的话，他在文章中写道，这部电影不是一件艺术作品，因为它并没有全部完成，而“至多是一件艺术品的草稿”。我觉得他应该相信自己最初的直觉反应：《擦鞋童》之伟大就在于我们对人类情感所做出的那种反应——没有过分渲染也没有掺和进其他的东西（其他什么东西呢？一种模式？或者也许是一种结构？），这种东西也不可能被归入什么结构。我们感受到一些更加赤裸的东西，一些从银幕上倾泻而出的东西。

奥逊·威尔斯在1960年对这部电影赞赏有加，他说：“在操控摄影机方面，我认为没人能比得上我。但是德西卡能做的我却做不到。最近我又看了一遍《擦鞋童》，我感觉摄影机不见了，银幕也不见了，剩下的只有生活本身……”

当《擦鞋童》登陆美国时，《生活》杂志刊文说：“这部新的意大利电影将震撼全世界……美国的观众会感到他们的胸口挨了一拳。”可是没有几个美国观众感到当胸挨了一拳。也许他们都跟那个女学生一样，应该真的让他们窝胸挨一拳他们才会觉得疼。抑或该用更善良的态度看待人性，也许他们惧怕电影带给他们的那种疼痛。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擦鞋童》这部电影——这是一部空前伟大也空前出名的电影——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看过这部电影？在意大利也没什么人去看它。德西卡曾说：“《擦鞋童》是制片人的灾难。制作费虽然不过一百万里拉，但是它上映的时候正好赶上意大利影院重新上映一批美国电影，结果这部电影鲜有人问津……”[67]在美国，广告上说它是一部“抗议社会”的影片，人们没准儿是因为这个都躲着不看它——这有点儿像《哈姆雷特》的广告，非说那是一部研究政治权力之争的电影。

《擦鞋童》用一种美妙而又简单的方式让我们心中的崇高感油然而生，这种情况一般在电影中很少见，如果想要找到一个能与之相比的作品，我们恐怕还得将目光延伸至电影领域之外——如果莫扎特写一部关于贫困的歌剧，可能会有这样的凄美。切萨雷·扎瓦蒂尼[68]在他的文章中说，《擦鞋童》作为一部抗议社会的影片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它让我们在抒情的诗意中深度了解那两个孩子[69]被社会所背弃、被彼此所背弃以及被自己所背弃的根源和过程。那两个擦鞋童，都年龄尚小，在战后罗马麻木不仁的环境里仍能坚守友谊并心怀梦想；然而当他们因为黑市交易锒铛入狱后，软弱和私心却把他们给毁了。研究纯真的人如何堕落，这个课题颇具悲剧色彩，它能唤起我们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人道。

KPFA电台重映，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