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建设时期曲折发展中的党章

一、九大、十大党章——党章发展中的曲折

九大和十大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召开的，在九大和十大上制定的党章，通篇充斥着“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表明了党章的严重倒退，但即使如此，这两部党章也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我们党的建设状况的真实反映。它们反映了在那个时间段，我们党的建设正在遭受严重挫折，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大批高级领导干部都遭到了残酷的批斗，有些甚至被迫害致死。邓小平就曾经指出：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个党章。党员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符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28]

1956年的八大党章中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任期规定为每届五年，本来党的九大应该在1961年召开。但是后来事实表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艰辛探索的历程中，囿于种种因素，党的九大没能按时召开。直到1969年4月，九大才得以召开。而1969年九大的召开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在党的九大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一部完全背离了八大党章中所提出的正确纲领的党章，全文仅有6章12条，它也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适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内容上，九大党章鲜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八大时就已经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党员条件上，拿掉了党员权利义务和入党预备期，把八大党章关于党员十项义务的规定改为“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五项条件；在组织原则上，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条文，党的组织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废除了八大党章有关党纪的许多正确规定，取消了监察委员会，虽然规定了党员违反党纪要给予处分，但缺乏具体的内容及程序规定；等等。可见，党的九大制定的党章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的相关制度和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给一些投机分子乱中夺权以可乘之机，导致绝大多数党员的正当权益不仅得不到保障，反而遭到践踏，也给党的建设埋下重大隐患，带来严重危害。的确，九大党章是九大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错误方针在党的建设上的体现。1973年的十大党章相对于九大党章，仅有个别词句表述上的调整，基本上延续了九大党章中的“左”的错误规定，甚至在某些方面的错误还有所发展。如规定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由党的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给予纪律处分，这在某种程度上给大量冤假错案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也给党内政治生活带来严重后果。[29]

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制定的这两部党章，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适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集中反映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所受到的严重破坏，也是我们党章发展史上的严重倒退。

二、十一大党章——在徘徊中前进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党今后的工作方针，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等一系列工作已经势在必行。

在局势逐步稳定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出席十一大的代表共有1510人，代表全国3500万党员。在党的十一大上，由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做政治报告，叶剑英做修改党章的报告。这次大会总结了揭批“四人帮”的初步成果，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提出了到20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大会修改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是后来习惯上所称的十一大党章。这是我们党在过渡和徘徊时期修改的党章，也是见证我们党从错误和混乱开始走向正确道路的一部党章。

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叶剑英阐述：“根据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党章修改草案对十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的一段，做了修改和补充。‘总纲’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30]在这里，实际上他明确提出要坚持毛泽东的建党学说。

十一大党章包括总纲和5章19条，在结构上恢复了七大时将党章总纲和条文分列的做法。条文部分的5章依次是：党员、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党的基层组织。今天，我们来回顾十一大党章的文本，不难发现，一方面，相较“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两部党章，它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它又未能彻底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仍然坚持了“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左”的错误，因此，它也带有明显的两重性。

我们先来看看十一大党章的进步性。这主要是从这部党章做出的一些正确规定来谈的。这些规定一方面是基于对过去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九大、十大党章进行拨乱反正的成果。具体来说，十一大党章恢复了七大党章将总纲和条文分列的做法，且在总纲中明确提出了要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任务。在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上也恢复了七大党章写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十一大党章还恢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要求。例如在总纲中增写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内容，强调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调了党的纪律和严格遵守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要求。将“要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写进了党章；首次在党章中规定了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系统阐述了党的三大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谋取特权；还提出了党员的八项要求，重新恢复了党员预备期制度；明确规定了在县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重新增设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等。这些规定都说明了十一大党章在我们的党章发展史上是具有进步的意义和色彩的。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局限性。就是说在十一大党章中仍有许多错误的地方。例如这部党章仍然沿用了九大和十大党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肯定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而且继续使用具有特定含义的“五十字建党大纲”来概括党的性质和建党目标；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大篇幅突出强调毛泽东的个人作用；仍然没有规定党员的权利，只是增加了党员的具体要求；关于党的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产生程序和领导体制的规定上，也存在严重缺陷，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纪律检查工作，这使得纪委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严重影响。这些规定都反映了十一大党章也是一部存在严重缺陷的党章。这些缺陷也成为后来党内思想上继续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很显然，十一大党章的两重性离不开当时党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大召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也遇到了严重阻碍。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党的十一大上不仅没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这些情况自然都反映到当时的党章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