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阎锡山实业救国思想比较研究
张謇，状元实业家，被誉为“轻工业之父”，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阎锡山，在近代中国统治山西38年之久，是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两人虽相差30岁，但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心，都提出并践行“实业救国”思想，所谓“实业救国”，即是通过发展农工商等实业来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从而振兴经济、挽救中国。张謇早在1895年夏所拟《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贸迁之资，有倍蓰之利”。(3)他认为强国之本在于工，而不是商。阎锡山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及中国古代素来强调“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即重视工业发展。鉴于此，本文着重对张謇和阎锡山“实业救国”思想在工业领域的内容作比较分析。
一、实业救国思想相同点分析
倡导践行实业，发展教育，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这是张謇与阎锡山的共识，尤其两人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方面的一些主张与做法有着相似的地方。
（一）实业思想缘由相似，实业践行均取得了傲人成绩
1912年，在南通师范学校建校十年之际，张謇回忆道：“自前清甲午中国师徒败衄，乙未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识蒙垢，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当是时，科举未停，民智未启，国家有文告而已，不暇谋也；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顾也。推原理端，乃不得不营实业。然謇一介穷儒，空弩蹶张，于何取济。南通固中外有名产棉最王之区也。会有议兴纺厂于通而谋及者，乃身任焉。”(4)这段凝练的话语，高度概括了张謇走上“实业救国”道路的缘由，张謇深知晚清政府腐败愚昧，虽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开展“洋务运动”，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并未真正重视和践行实业理念，国家发展步履维艰，外强侵略屡见不鲜，1895年4月，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直接刺激张謇走上了“以身试虎”“设厂自救”的实业之路，加之南通地区盛产优质棉花，张謇由此创办了大生纱厂。
与张謇主张实业救国的缘起相似，阎锡山也是在看到国家时运不济，“自强”刻不容缓的前提下，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1919年，阎锡山从“山西一隅之实业展览”入手，进而“振兴实业”。1931年，阎锡山由大连返回山西后，其日记记载：“造产增人为中国今日图存之要件，当有分年计划。”(5)他提出“造产救国”的口号，同时认为发展实业需分层次分重点推进。1932年2月，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主政山西、绥远，是年，德国《柏林通报》新闻记者蒲兰德采访阎锡山，问及“先生对中国过去作何感想，将来有何筹划？”，阎锡山答道：“中国过去是错用了心，使心向精神上用，致成贫弱之今日而自杀，将来应使心向物质上用，当可臻富强。”(6)阎锡山认为如今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因为没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解放生产力，发展实体经济。此时的他已深感发展实业迫在眉睫，于是阎锡山在1932年筹拟了西北实业计划，并于1933年8月建立了西北实业公司。
从张謇与阎锡山创办企业集团的思想缘由中，我们看到两人均认识到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中，只有发展实业、振兴经济、发达物质，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才能国富民强。此二人在实业践行方面也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张謇围绕大生纱厂这一核心，建成了农工商俱全的大生资本集团。据统计，1922年鼎盛时期的大生资本集团，共拥有大小企业近60家，总资本达到3 400余万元，(7)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阎锡山创办的西北实业公司形成了一个“大而全”的生产体系，1937年“七七事变”前，西北实业公司发展到顶峰，仅所辖工矿企业的数量已达33个，基建投资达3 000万元，全公司共有职员2 051人，工人18 597人(8)。这反映出二人实业救国思想主张的可行性和正确性。
（二）“实业”与“教育”相得益彰，均建立了初步完善的教育体系
张謇在倡导践行实业的同时，提出著名的“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救国主张，“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9)在他看来，教育是救国的根本，但实业是教育的基础，“然非先兴实业，则教育无所资以措手”，(10)因此，张謇所提倡的“实业救国”论，落脚点和根本点都在于发展教育、培植人才，而非实业本身。阎锡山同样认为，“实业”与“教育”如“实力”与“主义”，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分析日俄战争时，阎锡山感叹“中国尚有何路生存？然人未至死当求医，国未至亡当求救。从实力入手，前人未识未雨绸缪，时不我待。当从主义入手，主义胜实力可随主义而澎涨，主义须赖实力以保护，互相递进，相助益长，得机国或尚可救乎”，(11)从中可看出阎锡山对中国未来前景的担忧，同时他也提出解决之道，即“实力”与“主义”互相递进，挽救国家的主张，“实力”即发展物质、发展实业，“主义”即注重精神、发展教育，“实业”与“教育”应相助益长。
基于上述认识，张謇与阎锡山在兴办教育的方式、路径上极为相似，两人在普及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三个领域均做了许多实事。首先，在普及教育方面，1902年，张謇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并题校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目的是培养小学教师，普及教育义务，随之建成600所初等小学，10所高等小学，建立通海五属中学，民国前，南通地区已形成了初小、高小、中学相互衔接的完整的普及教育体系。阎锡山扩充了原有师范学校，添设可容纳24 000人的国民师范学校以及各种男女师范学校，编订出版国民学校课本，广设注音字母讲习所并颁发课本等，到1937年，山西省全省中学即由1919年16所发展到355所，师范学校由1所发展到17所，大学由1所发展到36所。其次，在职业教育方面，从1906年开始，张謇陆续在通师附设了农科、测绘、蚕桑、土科等实用学科(12)，民国以后，大规模兴办职业教育，先后创办了20多所职业学校；阎锡山向来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培养，不仅选拔现有技术人才派送省外国外学习考察，同时注重就地培养提高工作人员的技术能力，如“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冬季特设艺徒队，招收艺徒400余人”，(13)还兴办了5所中等技术教育学校。再次，社会教育方面。1905年，张謇兴建了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07年，兴办第一所聋哑学校，社会公益教育事业发展首屈一指，1906年，张謇当选为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对南通的师范教育与普及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十数年间张謇对周边地区和江苏全省的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阎锡山增设贫民学校7处，使贫民免费入学，同时推行早期的“义务教育”，要求自1918年起大多数孩子至少要进学校读书4年，到1923年，山西约有80万儿童接受了不同方式的初等教育，“使山西小学生的入学人数成功地巨增”。(14)这些做法为山西奠定教育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上可见，张謇与阎锡山在看待“实业”与“教育”的关系上，均认为二者应互相递进，在普及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三个教育领域也均有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路径基本相近。
二、两者思想不同点分析
张謇与阎锡山不同的人生经历，发展实业的具体时代和地域有所不同，这使得两人的实业救国思想各具特色，以下将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创办企业集团筹资方式和企业发展侧重点三个方面的不同，来比较论述张謇与阎锡山的实业救国思想。
（一）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张謇主张发展民营资本主义经济，阎锡山则主张发展“劳资合一”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张謇认为晚清洋务派创办的官营企业“名为提倡，实则沮之”，他深知这些官办企业内部腐败不堪、生产效率低，所以他不提倡“官办企业”；1903年，张謇受邀参加日本举办的“劝业博览会”，适逢日本明治维新，张謇十分认可伊藤博文颁布的相关经济政策；1906年，张謇提出“商自经营，官为保护，绅通官商之情”的“民办官助”的实业发展思路，(15)主张官民各司其职，国家要尽可能从各项“官业”中退出；民国初建，张謇在宣布就任农商总长时，仿行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官业处理”，指出“謇意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唯择一二大宗实业……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划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16)，可以看出张謇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主要倡导民间商人的力量，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希望中国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道路。张謇身体力行，不仅筹资建立大生资本集团，在就任农商总长期间，还公布法律总计20余种，涉及工矿业、商业、银行金融、农林牧副渔等各个实业领域，虽这些法律受历史条件限制，大多数未能付诸实施，但为今后中国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法治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阎锡山则认为：“‘私产制’有三罪：一为强盗罪，一为杀人罪，一为扰乱罪。三罪定案，经济革命始有劲。私产制度罔民之制度也……此‘私产’系指供生产之产，非生活之产，即指供生产之私人资本而言。去斯病，须变私人的资本生产为全民的资本生产。求均不能用按需分配，亦不能用按劳资分配，须用按劳分配，资由公给。”(17)阎锡山反对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认为这样会使劳动与享有相分离，有悖常理；也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按劳资分配”——“资私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扰乱市场、剥削劳动者、侵占国家资源等弊端较多；他认为介乎这二者之间的“劳资合一”——“按劳分配，资由公给”，即资公有，产部分公有、部分劳动者私有，这才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良策。这同时为阎锡山发展官僚资本主义铺垫了经济理论基础，在此思想主张的指导下，阎锡山为扩大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利用其统治特权对山西省内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很大的排挤与打击，当民族资本企业发生困难时，政府并没有扶持或鼓励，而是依靠金融投资，或者低价收购股票，以此操纵或吞并民营企业，达到最终垄断的目的。阎锡山先后把私人经营的太原电公司、太原晋丰面粉公司、华北制绒厂、太原德记、晋记卷烟厂等较大的轻工业工厂吞并为官僚资本所有。
其实，就这两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而言，并无优劣之分，它们是在不同时代条件和不同视角下所提出的不同解决方案，皆有其成立的理由。但不同的发展模式实质代表不同的资产阶级利益，亦会导致不同的资本筹资方式。
（二）创办企业集团资金筹集方式不同：张謇主张“绅领商办”，阎锡山主张“劳资合一”
张謇开始筹资创办大生纱厂时，有鉴于洋务派创办的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中的种种弊病，提出“奉设通厂之始，听商自便，官为保护，是为商办”(18)的主张，于是主要召集东南沿海一带商人合办，但由于当时社会风气未开，人们甚至不知“工厂”为何物，加之受上海几个纱厂连年亏损的影响，张謇屡屡遭到拒绝，经费难筹，“完全商办”的思想主张难以实现。1896年，继任湖广总督刘坤一将张之洞曾从外国洋行购买的纱机贱价出卖给张謇，这批锈迹斑斑的“官机”折价50万两作为大生纱厂股金。1897年，盛宣怀受张之洞、刘坤一提议与张謇协作，“各领机二十五万，各认集股二十五万”，张謇认识到“绅领商办”集股筹资方式的合理可行性，但依然不主张让官股控制企业。是年，张謇开始动工建造厂基，1899年，大生纱厂正式开车。坎坷万难的筹资建厂历程反映了近代中国发展民族工业的无奈与艰涩，张謇曾感慨办厂经历“千磨百折、忍侮蒙讥”，(19)幸运的是，而后几年大生纺织公司盈利丰厚，为张謇后续建立产业链，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虽有政府的支持，但大多数资本来自绅商。
然而，阎锡山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病的方法主要有二，“各得所值，各得所需，劳资合一……商公办，工包制，发行购货纸币，废止金银代值纸币，公办对外贸易，统制汇兑”，(20)即，第一主张资公有，应废除私人资本建厂；第二主张同时统一币制，规范金融市场。西北实业公司的筹资过程将上述“官僚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辛亥革命后，以阎锡山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接收了清王朝遗留下来的官办企业，并将其中一些企业加以改组和扩大。1919年，阎锡山成立山西省银行，开设铜元局，回收制钱，改铸铜元，至1924年铜元局停办时，仅此一项即获利二百多万元（银币），这为建设西北实业公司积累了雄厚的资金。除此之外，借口“节制资本”，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实行吞并，对劳动人民进行直接压榨剥削和各种巧立名目的豪夺，以扩大资本。可以看出，西北实业公司的产生不是山西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阎锡山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集聚资金促其发展的官僚企业。
（三）发展工业实体的侧重点不同：张謇立足发展轻工业，阎锡山则高度重视重工业的发展
1913年，时任北京民国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发表的《实业政见书》明确宣布，“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而棉犹为先……今日国际易大宗，输入品以棉为最。……查近十年中海关贸易册，棉输入额多至一万八千余万。此乃海关估价，核之市价，近且及倍……欲赢此数万万，当用何法？则唯有并力注重输入额最高之物，为捍卫图存之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21)张謇看到了国外纺织行业对我国纺织市场的充斥，为挽回遭受损失的利源，出于保护国内市场的需求，加之江苏通州、海门一带盛产优质棉花，手工纺织业素来发达，张謇首先创办了大生纱厂，而后探索出了一条以棉纺业为龙头，垦盐、植棉、纺纱、织布、销售环环相套，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相结合，农工商一体化协调发展地方经济之路。但总体来看，张謇创办的企业以及在外地参与投资的企业，大多生产轻工业产品，重工业所涉领域大多为轻工业服务，所占比例较低。
与“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22)不同，“山西遍地煤铁，尤非修筑铁路不能期产物之发达……山西煤多铁多，应成为工业区，尤其是应成为煤炭工业的工业区，故煤炭工业实为山西今日当务之急”(23)。结合山西的矿产资源优势，阎锡山认为在工业领域发展煤炭工业、交通等重工业是“当务之急”。同时，“列强各国不得不以武力为经济侵略后盾之今日，尤其是半殖民地的我国，更非一切政治皆军事化，不足以图存。人之亡我迫于眉睫，我之自卫刻不容缓，非有多数急先锋冲破无敌国外患二千年大一统之梦寐，警醒国人，不易成功”。(24)在阎锡山看来，无论是抵御列强的侵扰，还是维护社会稳定，军事化的道路也势在必行。1915年，阎锡山见袁世凯时，曾阐述道：“所谓完全之物质，极重要者厥为二事：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作为发展国防力量之一的军械制造，阎锡山认为切不可忽视。基于此，西北实业公司，实质上是一个以重工业为主体，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所产产品主要服务于阎锡山军事事业的发展，同时，西北实业公司也生产社会用品与民用品，这仅是辅助产业，以服务于重工业、解决人民生计为主要目的。
不论是张謇的“棉铁主义，而棉优先”的以轻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方案，还是阎锡山建立的以军事工业为主的企业集团，都是从实际出发，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造就了不同的产业体系。
三、两者思想同异原因分析
综上分析，张謇和阎锡山在工业领域的实业救国思想以及教育救国思想，既有相似之处，同时又各显特色，究其各自思想主张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一）实业救国思想部分趋同的原因
第一，所处的时代大背景相同，是二人萌生实业救国思想，实业践行艰难的客观原因。一方面，两者实业救国思想的缘起，两大实业集团发展的历程特点，皆受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较大影响。首先，为争夺原料产地与市场，这些国家加紧对中国这一古老民族的掠夺，为“自强”以救亡图存，张謇和阎锡山萌发了“实业救国”的念头。其次，通观张謇与阎锡山的实业发展过程，其成败均与国际局势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便为大生纱厂的发展提供了黄金时段，一战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国外棉纱充斥国内市场，同时国内棉纱行业恶性竞争，在内忧外患下，大生集团债务累累，1925年大生的债务增至906.9万两，占资产总额的65.7%(25)。是年7月，上海四大银行全面接管了大生企业。阎锡山领导的西北实业公司，1933年建厂后发展极为迅速，但“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太原，西北制造厂由日军军方接管，劫走各种机器设备4 098部，价值高达220余万元，6 000余间厂房中的3 900余间被夷为平地，西北实业公司元气大伤、损失惨重。后来随着阎锡山政权的崩溃，西北实业公司逐渐陷入绝境。可看出近代中国主权的不独立，亦导致经济的不独立，实体经济对外界抵抗力不足。
另一方面，国内各阶级矛盾错综复杂，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腐败、军事失利、经济落后、外交无能，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封建社会的余毒一直阻碍资本主义的进步。张謇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感慨：“集股之效，茫茫之如捕风。”(26)阎锡山在第十九次纪念周讲述“经济建设之难关”时指出，“此时欲实行经济建设，难关层层，若不打破，即无从着手”。(27)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发展资本主义的艰辛，但两人都认识到应摒弃封建社会“以农为本，抑制工商”的传统思想，披荆斩棘，大力发展实业，挽救民族于危难。
第二，强烈的家国情怀是两人发展实业的内在驱动力。首先，张謇与阎锡山均具有抵御外寇，保卫中华的爱国情感。张謇在1895年夏所拟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深入阐述了发展实业与抵御外辱的关系，“救穷之法惟实业”，“中国人数之多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28)，发展实业，尤其是“工艺”，不但可富国养民，也可抵抗外侮，挽救中国逐渐脱离内忧外患，国富民强。阎锡山在日记中曾明确记载，“不爱国是国家第一罪人”(29)，在筹办山西省第一次实业展览会时，感叹道，“……今日之状况，实业不振亦积矣！……人民已陷于危机，国家将沦于破产”。(30)此二人均主张创办实业，抵制外来经济侵略。除此之外，阎锡山为抵抗日寇，1936年9月组织成立牺盟会，并在日记中写道“牺牲救国是我们全国人民今日应抱的决心，尤其是我们站在第一线的晋绥人民更应有的决心”(31)，西北实业公司为晋绥军事集团抵抗日帝侵略提供了武器支撑。
其次，两人均热爱自己的家乡。张謇始终秉持“村落主义”即“以一地之效”(32)，“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33)。民国后，张謇陆续在南通建立了盲哑学校、贫民学校、气象台、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公共体育场、公用医院、残废院、育婴堂、养老院等慈善机构和公众场所。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先生对张謇的城市设计和改造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34)。张謇将家乡南通打造成中国近现代一个模范城市。阎锡山对土生土长的山西亦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特别强调“盖凡一国家之人民，其衣食行住，务须努力自造自用，不仰给于外族而自足”(35)，在“自造”“自用”“自足”的“三自”方针引领下，西北实业公司从军需到民用，各种物品，几乎均可制造。20世纪30年代，阎锡山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在山西建起了初具规模的经济、交通、国防和金融体系，他的作为在复兴山西经济、改变山西落后状况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有国才有家”，家国情怀的强烈驱动，加之民族危亡的外在“压迫”，张謇和阎锡山皆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们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和深刻的民族责任心。
（二）实业救国思想各显特色的原因
第一，所处地域、时代小背景不同，这是造成两人践行实业救国思想不同路径的客观原因。江苏南通盛产的棉花，质地优良，纤维密集，长江三角洲一带水运发达，对外开放较早，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大，张謇综合分析南通环境，创办了以轻工业为主的大生资本集团。张謇在经济方面的活跃时期集中于辛亥革命前后，受晚清“清流派”、维新派影响较大，其实业救国思想比较符合资本主义正常的发展路径。《中国实业志·山西省》曾记载“矿物质蕴藏极丰，盐铁之饶，自古而然，煤有无量藏之称”，(36)山西丰富的煤铁和廉价的劳动力为阎锡山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提供了资源支持。山西地理位置特殊，“表里山河”“易守难攻”，抗日战争前期，虽军阀混战不息，但山西较为稳定，阎锡山迎来了山西经济的鼎盛时期，但为平衡各利益集团在山西省的关系，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阎锡山不得不加强军备，所以阎锡山的“实业救国”思想倾向于革命，发展军火工业。
第二，教育与仕途等人生经历不同，是造成两人在实业救国思想主张有些不同之处的主观原因。首先，教育经历不同。张謇15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场上26年的蹉跎终于获得了大魁天下的殊荣”，41岁中状元，漫长的科举之路，张謇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为人耿直、不畏权贵、恪守原则，一生反对暴力革命。而阎锡山却认为，“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加入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37)阎锡山并不认可科举考试制度。1901年，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03年6月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主要接受军事教育，加之受父亲阎书堂经营钱铺等影响，所以阎锡山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颇有建树。其次，两人访日年份虽相同，但日本之行对他们的启发点却不同。1903年，张謇在日本70天的时间里，先后参观访问了神户、大阪、长崎、东京等处的35个教育文化机构和30多个农工商企业单位，得出“就所知者评其次第：则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的结论，张謇关注的是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的路径和模式。同一年，阎锡山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10月阎锡山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决心进行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军校，深刻感受到了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他关注更多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即如何进行革命和发展军事。再次，仕途经历不同。张謇获状元后，继而担任清政府翰林院编修。1904年至辛亥革命前，担任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投身于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毋宁纳全族于共和主义之中”，(38)张謇认识到须走共和道路，但他始终反对暴力革命，竭力将平稳过渡的方式向各地推广。国民政府期间，他先后担任实业总长、两淮盐政总理及农商总长等职，从张謇的仕途经历可看出张謇不固步自封，但其政治主张均围绕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实业”思想展开。阎锡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他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纵观阎锡山的事业经历，主要围绕军事、革命、地方政权展开，所以他发展实业必然也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大力拥护巩固地方官僚政权。
张謇与阎锡山的实业救国的思想与行动，不仅加快了南通市、山西省的近代化步伐，对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进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当今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关键期，张謇与阎锡山在工业和教育方面有关“实业救国”思想的对比研究，可为我国发展实体经济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
(1) 高策，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
(2) 刘欣，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3) 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4) 张謇：《南通师范学校十年度支略序》，《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5) 《阎锡山日记全编》，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6) 《阎锡山日记全编》，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7) 《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8页。
(8) 景占魁：《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9) 张謇：《张謇年谱》，《张謇全集》第3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10) 张謇：《恳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张謇全集》第3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页。
(11) 《阎锡山日记全编》，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12) 《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1913年第3期。
(13) 景占魁：《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14) ［美］唐纳·G.季林：《阎锡山研究》，黑龙江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15) 张謇：《答南皮尚书条陈兴商务、改厘捐、开银行、用人才、变习气要旨》，《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16) 张謇：《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页。
(17) 《阎锡山日记全编》，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18) 张謇：《为纱厂致南洋刘督部函》，《张謇全集》第3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19) 张謇：《厂约》，《张謇全集》第3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20) 《阎锡山日记全编》，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21) 张謇：《实业政见宣言书》，《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22) 张謇：《厂约》，《张謇全集》第3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23) 《阎锡山日记全编》，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296页。
(24) 《阎锡山日记全编》，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298页。
(25) 《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页。
(26) 张謇：《厂约》，《张謇全集》第3卷，第18页。
(27) 《阎锡山日记全编》，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
(28) 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29) 《阎锡山日记全编》，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288页。
(30) 阎文彬：《山西工业发展概述》，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第16页。
(31) 《阎锡山日记全编》，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页。
(32) 张謇：《致袁世凯函》，《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页。
(33) 张謇：《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7页。
(34) 吴良镛：《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35) 《西北实业公报发刊词》，载《山西实业公报》第1期，民国21年版。
(36)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6年，第6页。
(37) 《阎锡山回忆录》，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38) 张謇：《劝告铁将军函》，《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