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成果

从1840年开始，中国先后出现了地主阶级改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梁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形形色色的主义。但是，这些主义都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寻找新的救国方案。 正当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使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然而以之作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一个由浅到深、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一个由少数人认识到形成全党共识的发展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当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领导人。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探索中形成了我们党的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毛泽东思想。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1921—1949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应该怎样进行革命？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所以事实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实现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说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

从共产党的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共产党还不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在此期间，共产党主要的错误是教条化，体现在一切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或者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的一些个别结论、只言片语来指导革命。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其争取解放的道路就是通过发动城市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城市中心论”的理论渊源。在实践上，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这次尝试是通过在中心城市举行起义进行的，同样，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一条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道路的道路。 而这条革命道路也是通过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取得全国政权，然后涉及农村而获得成功的，即走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道路，这是城市中心论的实践榜样。 因此，共产党在一大通过的决议为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即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并于1922年到1923年，领导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次罢工斗争的高潮，虽然也取得了几次胜利，但最终还是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军阀镇压了。这次的教训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理论还不适合中国国情，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中国共产党开始与孙中山联合领导的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阵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但大革命也失败了，这又使得共产党人在思考：中国革命以工人运动为中心走不通，为什么同资产阶级联盟也走不通，要继续革命，必须探索新道路。于是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标志着党的工作中心有所转变，但这种转变明显的带有被动应变的色彩，还不是理智的自觉的选择，因为这次会议仍然确定以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基本工作，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主要目标仍然还是夺取城市，结果是三大起义受挫。当秋收起义受挫，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现时，毛泽东便当机立断地率领部队开向井冈山，在此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实践证明，一条是仿照俄国十月革命进行城市暴动的革命道路，一条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两条道路都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但是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呢？显然，我们看到选择后者取得了成功。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当时尽管世界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领世界潮流，但中国仍属于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地区发展又极不平衡，而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但却有上千年的中国农村战争历史传统的深刻烙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正是在正确地判断当时国际形势和中国近代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按照中国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力量和前途进行了新的解读，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源于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经过延安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2.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探索（1949—195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取得了一些主要成就：军事上用非常短的时间消灭了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政治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外交上废除了外国的各种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明确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认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经济上迅速恢复了被破坏的国民经济；国防上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提出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一化”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三改”就是逐步实现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一化三改”，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这为后来的发展乃至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最根本的政治基础和制度基础。

总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奠基和探索阶段，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关系的理论，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标志性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来源。

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初步探索（1956—1976年）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当时苏共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作了一个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毛泽东对此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要“以苏为鉴”寻求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1956年春至1957年春，是共产党最初全面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年，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有的认识成为后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生长点。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出发点是要突破苏联经验，探寻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这种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左”倾错误注定是失败的。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挫折，党内的意见分歧扩大，在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错误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加之从50年代末开始，国际环境逐步恶化，特别是在苏联霸权主义冲突中，中苏关系的恶化，既妨碍了我们认清战争与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转换，又妨碍了我们对国内阶级斗争的正确估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我们最后抛弃了党的八大正确路线，一步步走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道路上，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尽管“文化大革命”是在反对苏联个人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但是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其实，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弊端，并且把这些弊端推向极端。这充分暴露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和体制的弊端，从而推动共产党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推动共产党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要标志就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一系列党的重大创新理论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这个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1.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20年的停滞和徘徊，尤其是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之后，认真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汲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首要问题来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探索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在总结历史经验，把握时代主题的基础上，邓小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历史经验，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全面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也开始起步，并及时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初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全面改革逐步展开，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也逐步形成。根据实践经验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阐述了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成果，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任务、动力、条件、步骤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等问题，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形成科学体系。党的十五大正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归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主要为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称为“邓小平理论”。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推进阶段，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

2.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还将进一步发展。旧的平衡打破之后新的平衡尚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之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与此同时，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浮漂，特别是腐败问题。 再加上我们党正进入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 在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江泽民同志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因为进入新的世纪，我们的国际环境是机遇大于挑战。在二十世纪的百年历史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既有辉煌，也有严重挫折。我们一定要吸取苏共解体的教训，必须始终不渝地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党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只有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以保持先进性，才能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潮流、新趋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化解风险，因势利导，更好地巩固、加强和发展我们的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3.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21世纪，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口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总量高峰）相继来临的压力；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加速整体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的右侧逆转：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巨大压力；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并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加之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规模趋于扩大，手段趋于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势在必行。

对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明确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从而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科学发展观紧密地围绕着两条基础主线：一是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存在。同时，我们必须把人的发展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的胁迫等联系在一起。其实质就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协同进化。二是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通过舆论引导、伦理规范、道德感召等人类意识的觉醒，更要通过法制约束、社会有序、文化导向等人类活动的有效组织，去逐步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代与代之间关系）的调适与公正。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协调。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

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这个目标如期实现了，当前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今天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实现强起来，已经为时不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飞跃。

第一，首次提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的新论断，对道路地位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话中首次提出的“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这个新论断，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经验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中国道路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与内在特质，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形态。

第二，首次从历史纬度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真理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阐述了今天我们党为何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把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划分为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并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的新论述，实际上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规律。他深刻指出：“我之所以要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源头讲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讲起，就是要说明，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后他得出了这个极其重要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首次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既定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内在关系。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他认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中去认识，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第四，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新理念，表明我们党在道路上更加坚定、理论上更加成熟、制度上更加完善、文化上更加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形成了一系列紧密联系又相互贯通的关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理论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源于我们党对科学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源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实践，源于我们党对自身优势和世界大势的科学把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坚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就是为了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就是为了使之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奋勇前行的动力、坚持理想的定力、众志成城的合力。

第五，首次科学阐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澄清了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模糊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委班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立场和鲜明态度，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看，五年来我们党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进一步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