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经由差异的身份认同：毛里塔尼亚先前奴隶的社会整合

乌尔斯·彼得·鲁夫（Urs Peter Ruf）

奴隶与主人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魔力。通常，人们会普遍把奴隶—主人理解为最古老的人剥削人之形式。“蓄奴”（slavery）作为一种制度早已被废止，但该词令人联想到的内容不会就此消失。相反，所谓的历史距离使奴隶制看起来更加奇异。“蓄奴”是非人性的极致，是彻底制度化剥削的表达形式；对于任何将自身视为现代社会一分子的社会而言，“蓄奴”这一概念都蕴含着一种本质性的含义：它描述了自身的对立面。从这一视角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的强依附形式经常被拿来与“蓄奴”相提并论。非人的生活条件与经济剥削和人身依附系统地组合在一起——这些在全球化的时代并没有进入灭绝的进程，人权群体尤其会讲那些让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的例子，被谴责为“蓄奴”的现代形式以及如同“蓄奴”一样的情形。^[1]在媒体这样来理解“蓄奴”的背景下，考虑到媒体报道的语境重构，任何关于我们时代继续存在着“蓄奴”情况的报道都是具有爆炸性的材料。按照众多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说法，对人和生命进行买卖、没有人身自由等行为在某些国家仍是当下的事实，而非来自遥远的往昔。

苏丹和毛里塔尼亚位于这类指责的核心。不过，这二者有所不同。苏丹政府明确受到谴责：苏丹政府在造成国家分裂的内战中，就算实际上并没有把掠人为奴当作一种恐怖手段来使用，它至少容忍了将该国南部地区的居民（尤其是女人和儿童）变为奴隶的行为。^[2] 受害者与作恶者的角色似乎也泾渭分明：掠夺成性的讲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的军人和民兵，在这个国家的南部掠夺和绑架人口，作为受害者的当地居民是本土宗教信奉者和基督徒。

在毛里塔尼亚，奴隶和主人之间的界线并不太符合这一阐释类型。几个世纪以来，西萨赫勒（the Western Sahel）地区几乎完全被伊斯兰化。因此，北方的、讲阿拉伯语的非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分界线贯穿现代的毛里塔尼亚，因此这条分界线不能被当成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的分界线。这不是一个恰切的例子以证明预设中伊斯兰教的好战特性，至少在西欧的语境中，人们对毛里塔尼亚奴隶制问题的兴趣远不如对苏丹。^[3]

那么，对毛里塔尼亚持续蓄奴的指控背后到底是什么呢？从历史和当下入手来勾勒这一情况，正是本文的目的之一。我也会考察，在毛里塔尼亚社会内划出严格的社会边界，是如何推进了社会整合以及身份认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