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文化可以架起桥梁，亦能搭建不可逾越的障碍。选择哪种情形，大多取决于决策者所处的社会语境，哪怕决策者的有意识程度或许不同。这类决定很能影响人们对那些被认为“不一样的人”所采取的态度，比如，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族群或者种姓（caste）。尤其是在冲突事件中，强调差异的趋势会增加。障碍是由一些象征建构起来的，这些象征表明社会距离日益具有重要的象征符号，搭建起障碍。一种常见的选择是，寻求彼此回避的策略；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以等级序列式语言来表达差异。

不过，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符号，也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获得新的含义（Elwert，1997）。对它们的阐释有所变化，也有一种发展出新含义的趋势。在这一语境下，四个问题特别引人入胜。首先，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在社会变迁的哪类情形下——比如，族群动员处于哪个阶段——那些精心挑选的象征符号会越发被用于影响公众舆论；其次，哪些象征符号特别容易遭到政治对手的挑战，这是值得注意的；再次，以分析国家主体社会成员使用的文化资源作为背景，则有利于研究上述问题；最后，我们应该考察不同层面上的公共空间——地方的，国家的，全球的。

因此，族群是一个复杂问题。在族群动员之时，如果活动家及其追随者们要表达他们的不满，要公开展示自己的愿景和计划，他们可以选择很多可用的文化元素和宗教元素。属于特别“适合于”公共展示的那些元素是宗教符号，仪式和习俗，经由公共节庆活动而记住的历史事件，以及那些被宣称为“国家宝藏”的元素，如语言、服饰或者风俗。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被强调为正面价值，或者可能经历“换值”（transvaluation）——也就是说，得到了在某一特定语境下被视为负面的含义。后者尤其会出现于这样的时刻：那些曾经被用来形成国家统一核心、属于主导群体的文化元素，在族群动员阶段被少数族群强调成压迫的象征。相应的例子不难发现：如果一个社会在公共空间中不得不使用一种被预先确定的“全民”语言，同时少数族群的语言则被系统地忽视，族群活动家们选择语言政治与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族群争执，这一场景出现的概率就会提高。其他的争夺领域，包括将政治权力仪式化的全国性节假日（Pfaff-Czarnecka，1998）。在“应对的政治”（politics of reaction）（Hirschman，1992）中，这是一个经常被采用的模式，被用来引导族群动员对抗国家象征符号：“族群的”针对“国家的”，“多样性”针对“一体性”，“平等”针对“等级”，“寻根”运动针对“外来的”文化影响。^[2]下文，我将从这一立场出发，考察尼泊尔的族群化进程，在这一语境下，尤其是人们对于少数族群融入等级式国家结构中的历史进程做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