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从《三国演义》三大战役书写看其战争观
王平[1]
摘要 《三国演义》中的三大战役即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对于魏、蜀、吴三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三国演义》对这三次战役的书写，继承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传统观念并有所发展，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将战争的胜败归结于人的努力，而不是天和神的旨意。认为战争胜负取决于用人是否得当以及有没有理性与谋略，意气用事与盲目冲动终会酿成大祸。
关键词 《三国演义》 官渡之战 赤壁之战 夷陵之战 战争观
《三国演义》以擅长战争描写而著称，其所写大小战役有数十个之多，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最为著名。官渡之战中，曹操战胜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战胜曹操，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根基；夷陵之战中，吴国陆逊火烧连营，大败刘备，蜀汉由盛转衰。这三次战役中曹魏与蜀汉均一胜一败，孙吴则取得了两胜的骄人战绩。认真分析《三国演义》对这三次战役的书写，特别是与《三国志》做些比较，便不难看出《三国演义》所表现出来的战争观。这一战争观一方面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传统观念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发展，即人的因素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一 战争的胜负与用人是否得当密切相关
建安元年（196），曹操将汉献帝挟持到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建安二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袁术并将其消灭。接着又消灭了吕布，利用张杨部内讧取得河内郡。从此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建安三年，袁绍击败公孙瓒，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从而与曹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袁绍的兵力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关于此次战役，据《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可知，袁绍多次拒绝田丰、沮授、许攸等谋士的谋略。如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2]。再如，田丰向袁绍提议克曹宜用持久战，“绍不从。丰恳谏，绍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3]。又如习凿齿《汉晋春秋》载，许攸说绍曰：“公无与操相攻也。急分诸军持之，而径从他道迎天子，则事立济矣。”袁绍又不从，曰：“吾要当先围取之。”[4]可见袁绍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采纳众多谋士的正确建议，只知一意孤行，妄想一战而胜。反观曹操则不然，《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曹操能够从谏如流，择善而从，他对荀攸、荀彧、贾诩等人的建议无不虚心接受。如曹操派兵救刘延，荀攸劝道：“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5]曹操从之。再如曹操担心缺少粮草，与荀彧商量，意欲撤兵还许昌。荀彧说：“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6]曹操从之。《三国演义》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叙写了袁绍、曹操两人在用人上的截然不同。
《三国演义》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初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写道：
却说袁绍兴兵，望官渡进发。夏侯惇发书告急。曹操起军七万，前往迎敌，留荀彧守许都。绍兵临发，田丰从狱中上书谏曰：“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逢纪谮曰：“主公兴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绍因怒，欲斩田丰。众官告免。绍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遂催军进发，旌旗遍野，刀剑如林。行至阳武，下定寨栅。沮授曰：“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绍怒曰：“田丰慢我军心，吾回日必斩之。汝安敢又如此！”叱左右：“将沮授锁禁军中，待吾破曹之后，与田丰一体治罪！”于是下令，将大军七十万，东西南北，周围安营，连络九十余里。[7]
田丰虽已入狱，但仍冒死苦谏。沮授则以粮草利害关系为据主张用缓兵之计拖垮对方。应当说，两位谋士的建议非常正确，但袁绍却宁肯偏信逢纪的谮言，三番五次地拒绝采纳正确意见，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再看曹操对谋士的态度。细作探知虚实，报至官渡。曹军新到，闻之皆惧。曹操与众谋士商议。荀攸曰：“绍军虽多，不足惧也。我军俱精锐之士，无不以一当十。但利在急战。若迁延日月，粮草不敷，事可忧矣。”操曰：“所言正合吾意。”[8]荀攸对战局的分析与沮授完全一致，曹操却能当即采纳。
在两军对战的第一回合中，袁绍采纳了审配“筑山射箭”的谋略，“十日之内，筑成土山五十余座，上立高橹，分拨弓弩手于其上射箭。曹军大惧，皆顶着遮箭牌守御。土山上一声梆子响处，箭下如雨。曹军皆蒙楯伏地，袁军呐喊而笑”[9]。这时曹操见军中慌乱，便问计于众谋士，并采纳了刘晔的建议，“连夜造发石车数百乘，分布营墙内，正对着土山上云梯。候弓箭手射箭时，营内一齐拽动石车，炮石飞空，往上乱打。人无躲处，弓箭手死者无数。袁军皆号其车为‘霹雳车’。由是袁军不敢登高射箭。审配又献一计：令军人用铁锹暗打地道，直透曹营内，号为‘掘子军’。曹兵望见袁军于山后掘土坑，报知曹操。操又问计于刘晔。晔曰：‘此袁军不能攻明而攻暗，发掘伏道，欲从地下透营而入耳。’操曰：‘何以御之？’晔曰：‘可绕营掘长堑，则彼伏道无用也。’操连夜差军掘堑。袁军掘伏道到堑边，果不能入，空费军力”[10]。由于袁绍和曹操分别听从了谋士的建议，所以双方各有胜负。
曹军坚守官渡，军力渐乏，粮草不继。当曹操面临两难选择时，他首先想到的还是求教于谋士，于是派人赴许昌问计于荀彧。荀彧认为：“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11]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曹操部将徐晃捉住袁绍细作，得知袁将韩猛将运粮前来接济。曹操又采纳了荀攸之计，派徐晃截住韩猛，放火焚烧了粮车。
官渡之战有一关键人物，便是谋士许攸。曹操派往许昌措办粮草的使者被袁军捉住，许攸见到使者所赍曹操催粮书信后，向袁绍建议偷袭许昌。袁绍却说：“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计也。”[12]恰在此时，审配来信说许攸在冀州时，滥受民间财物，纵令子侄辈多科税，今已收其子侄下狱矣。袁绍“见书大怒曰：‘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本当斩首，今权且寄头在项！可速退出，今后不许相见。’许攸出，仰天叹曰：‘忠言逆耳，竖子不足与谋！吾子侄已遭审配之害，吾何颜复见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剑自刎。左右夺剑劝曰：‘公何轻生至此！袁绍不纳直言，后必为曹操所擒。公既与曹公有旧，何不弃暗投明？’只这两句言语，点醒许攸，于是许攸径投曹操。后人有诗叹曰：‘本初豪气盖中华，官渡相持枉叹嗟。若使许攸谋见用，山河争得属曹家？’”[13]
再看曹操如何对待许攸。“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不能择主，屈身袁绍，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见故人。愿赐收录。’操曰：‘子远肯来，吾事济矣。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14]许攸献上火烧乌巢粮草辎重之计，虽然张辽对此尚有疑虑，但曹操对许攸此计深信不疑，立即采纳。
反观袁绍一方，沮授虽被袁绍拘禁在军中，连夜告诫袁绍：“乌巢屯粮之所，不可不提备。宜速遣精兵猛将，于间道山路巡哨，免为曹操所算。”袁绍不仅不听，反而怒叱曰：“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众！”“因叱监者曰：‘吾令汝拘囚之，何敢放出！’遂命斩监者，别唤人监押沮授。授出，掩泪叹曰：‘我军亡在旦夕，我尸骸不知落何处也！’后人有诗叹曰：‘逆耳忠言反见仇，独夫袁绍少机谋。乌巢粮尽根基拔，犹欲区区守冀州。’”[15]
当曹操大获全胜后，于袁绍“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16]
可见官渡之战曹操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取得战略性胜利，刘晔、荀攸、许攸三人功不可没：刘晔的霹雳车之计，荀攸的轻兵袭白马之计，许攸的乌巢烧粮之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关键在于曹操深谙用人之道，虚心采纳谋士建议，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兵不在多，而在用人是否得当，谋士一计，足可敌万人之师。
二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人而不在天
《三国演义》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将战争的胜败归结于人的努力，而不是天和神的旨意。决定三分鼎足局势的赤壁之战，如果按历史的本来面貌，曹军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瘟疫的蔓延。[17]裴松之在研究当时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得出了比较中肯的结论，他说：“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18]然而，《三国演义》对这场瘟疫却只字未提，从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到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道，关云长义释曹操”，整整八回全部用来描写这场战役，目的就在于突出人的巨大威力。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离间计、连环计、苦肉计、诈降计、借东风……引导战争发展、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天，也不是神。其中关键人物是诸葛亮和周瑜。
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写曹操发兵东吴，威逼利诱孙权。孙权派鲁肃游说刘备共破曹操，这一切均在诸葛亮的掌控之中，他与刘备一唱一和，让鲁肃主动邀请他前往东吴。孔明曰：“事急矣，请奉命一行。”[19]刘备方才许诺。鲁肃遂别了刘备、刘琦，与孔明登舟，往柴桑郡来。诸葛亮深知此次东吴之行首先要说服东吴君臣坚定共抗曹操的决心，他洞悉东吴君臣上上下下每一个人的心理，并能对症下药。他只要略加观察，便可以把握住每一个人的性情、气质等个性心理特征，分别采取不同的心理战术。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中，诸葛亮清醒地认识到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服孙权。面对张昭的发难，他慷慨陈词，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随后虞翻、步骘、薛综、陆绩、严峻、程德枢等先后与诸葛亮辩难，或被诸葛亮说得“默然无语”，或被诸葛亮反驳得“满面羞惭，不能对答”，或一时语塞，或“低头丧气”。“众人见孔明对答如流，尽皆失色。”[20]
“舌战群儒”之后便是“智激孙权”。他看到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便知道“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说。等他问时，用言激之便了”。于是他故意夸大曹军的兵力，又劝孙权“量力而处之”，北面事曹。“孙权听了孔明此言，不觉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 此一激将法果然奏效，当鲁肃告诉孙权诸葛亮有破曹良策时，孙权“回嗔作喜”，“再请孔明叙话”。诸葛亮乘机说道：“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也。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惟将军裁之。”孙权大悦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商议起兵，共灭曹操！”但张昭、顾雍等主降派出面阻挠，孙权又陷入犹豫不决之中。[21]
这时年轻气盛的周瑜成为又一关键人物，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写周瑜刚从鄱阳回到柴桑郡，张昭、顾雍、张纮、步骘、诸葛瑾、吕范等主降派，程普、黄盖、韩当、吕蒙、甘宁等主战派，便分别前来游说。周瑜不置可否，只是冷笑而已。鲁肃陪诸葛亮来见周瑜，周瑜口口声声“决计请降”，与鲁肃争论得面红耳赤，诸葛亮在一旁只是“袖手冷笑”。鲁肃本来希望诸葛亮说服周瑜与曹军决战，不料诸葛亮却同意周瑜降曹，并说只要将大乔小乔两位女子送给曹操，即可让曹操退兵。“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单于屡侵疆界，汉天子许以公主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乔是孙伯符将军主妇，小乔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状，曰：‘亮实不知。失口乱言，死罪！死罪！’瑜曰：‘吾与老贼誓不两立！’”由此下定决心与曹操决一死战。[22]
所谓《铜雀台赋》“揽二乔于东南”云云，是诸葛亮利用“桥”“乔”谐音以激怒周瑜，并不见于史传，《三国演义》以此充分展示了诸葛亮的聪明才智。诸葛亮能够深入人的内心，分析、把握人的内心活动，有条不紊地向东吴君臣展开心理进攻，终于建成并迅速巩固了“吴蜀联合，共击曹操”的局面，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赤壁之战中最能显示诸葛亮聪明才智的恐怕要数“草船借箭”和“借东风”了。“草船借箭”在《魏略》中记在了孙权身上[23]，《三国志平话》中记在了周瑜身上，而且都是偶然的巧合。《三国演义》不仅将借箭之功移植到了诸葛亮身上，而且将巧合改变成了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周瑜以十天之内监造十万支箭来刁难诸葛亮，不料诸葛亮早已成竹在胸。你看他从容镇定、按部就班、不慌不忙，仅三天时间就“借”来了十万余支箭，谁能不佩服他那超人的智慧呢？而且诸葛亮的行动有着充分的科学根据，绝非凭着侥幸。他对迷惑不解的鲁肃说道：“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24]
“借东风”一事，诸葛亮颇有近妖之嫌，但细心的作者早已做了前后呼应。当庞统向曹操献了连环计之后，程昱担心难防火攻，曹操说道：“凡用火攻，必藉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25]后来曹寨忽然吹起了东南风，实际上正是诸葛亮“借”来的风。程昱又提醒曹操，曹操笑曰：“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26]这就清楚地表明，诸葛亮的“祭风”不过是较好地掌握了自然规律而已。
这位神机妙算、决战决胜的诸葛亮，在《三国志》《晋书·宣帝纪》等史书中，不过是一个才智平平的人；在《三国志平话》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被奉为了神仙。《平话》称“诸葛亮本是一神仙”，《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详尽地叙述了诸葛亮寻仙学道之事。对此，《三国演义》用寥寥数笔一带而过，明确肯定诸葛亮是一位具有超人智慧和谋略的“大贤”。
另一位关键人物周瑜亦非等闲之辈，他“姿质风流，仪容秀丽”，与孙策同年，以兄事策。他发现曹操水军都督是“久居江东，谙习水战”的蔡瑁、张允二人，便巧施离间计除掉了二人。曹操派蔡和、蔡中诈降东吴，借以刺探军情，周瑜将计就计，随后接连安排了“苦肉计”“诈降计”“连环计”，使曹操一步步陷入其计谋之中。最终在诸葛亮的协助下，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
三 战争胜负取决于理性与谋略，切忌意气与冲动
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蜀汉刘备对东吴发动的大规模战役，关于这次战役，《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了陆逊如何审时度势、沉着应战。“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刘备果然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陆逊对众人说：“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随后陆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27]
陆逊准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局势，针对刘备“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的布局，陆逊已经胸有成竹。因此当诸将认为“攻备当在初……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时，陆逊则果断地说：“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靡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28]陆逊凭借谋略取得了此次战役的胜利。
《三国演义》则反复叙写了刘备、关羽等人的意气用事，以至于招来了一次次的危机。第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战沔水，关云长败走麦城”，写关羽腹背受敌，“进退无路，谓赵累曰：‘目今前有吴兵，后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累曰：‘昔吕蒙在陆口时，尝致书君侯，两家约好，共诛操贼，今却助操而袭我，是背盟也。君侯暂驻军于此，可差人遗书吕蒙责之，看彼如何对答。’关公从其言，遂修书遣使赴荆州来”。[29]
吕蒙在荆州讲究策略，传下号令，凡有随关公出征的将士之家，不许吴兵搅扰，按月给与粮米；有患病者，遣医治疗。将士之家感其恩惠。关羽使至，吕蒙出郭迎接入城，以宾礼相待。“使者呈书与蒙。蒙看毕，谓来使曰：‘蒙昔日与关将军结好，乃一己之私见；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烦使者回报将军，善言致意。’遂设宴款待，送归馆驿安歇。于是随征将士之家，皆来问信；有附家书者，有口传音信者，皆言家门无恙，衣食不缺。”小说写道：
使者辞别吕蒙，蒙亲送出城。使者回见关公，具道吕蒙之语，并说：“荆州城中，君侯宝眷并诸将家属，俱各无恙，供给不缺。”公大怒曰：“此奸贼之计也！我生不能杀此贼，死必杀之，以雪吾恨！”喝退使者。使者出寨，众将皆来探问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吕蒙极其恩恤，并将书信传送各将。各将欣喜，皆无战心。[30]
在吕蒙已经赢得人心的情况下，关羽仍然凭借意气率兵取荆州，显然很难取胜。正如小说所写，“关公遥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土兵，呼兄唤弟，觅子寻爷，喊声不住。军心尽变，皆应声而去”。[31]关羽被困麦城，刘封、孟达见死不救，这时，东吴派诸葛瑾前来游说，表示“吴侯欲与君侯结秦晋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汉室，别无他意”。关羽断然拒绝，虽然得到孙权“真忠臣也”的赞美，但正如诸葛瑾所言，关羽确实有些执迷不悟了，[32]从而导致了败走麦城，父子二人被执。即使此时，孙权仍好言相劝：“孤久慕将军盛德，欲结秦晋之好，何相弃耶？公平昔自以为天下无敌，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将军今日还服孙权否？”结果遭到关公厉声痛骂：“碧眼小儿，紫髯鼠辈！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扶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耶！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33]这种意气固然令人钦佩，但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结果关公父子皆遇害。
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出于兄弟之情，决定为关羽报仇，挥兵攻打东吴孙权，这就彻底违背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小说第八十一回的回目“急兄仇张飞遇害，雪弟恨先主兴兵”，已经非常明确地点出了刘备兴兵的动机。然后以赵云进谏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赵云说：“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先主曰：‘孙权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马忠皆有切齿之仇：啖其肉而灭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云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先主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遂不听赵云之谏，下令起兵伐吴。”[34]
第八十三回 “战猇亭先主得仇人，守江口书生拜大将”开头便写老将军黄忠已是75岁高龄，但他闻听刘备说他老迈无用，便一时冲动，要与东吴交锋，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切足以使刘备怒气冲天，决心与东吴血战到底：
此时先主威声大震，江南之人尽皆胆裂，日夜号哭。韩当、周泰大惊，急奏吴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杀了马忠，去归蜀帝，亦被蜀帝杀了。孙权心怯，遂聚文武商议。步骘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吕蒙、潘璋、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数人皆亡，独有范疆、张达二人，现在东吴。何不擒此二人，并张飞首级，遣使送还，交与荆州，送归夫人，上表求和，再会前情，共图灭魏，则蜀兵自退矣。”权从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贮飞首，绑缚范疆、张达，囚于槛车之内，令程秉为使，赍国书望猇亭而来。[35]
刘备杀了范疆、张达二人，仍怒气不息，定要灭吴。马良奏曰：“仇人尽戮，其恨可雪矣。吴大夫程秉到此，欲还荆州，送回夫人，永结盟好，共图灭魏，伏候圣旨。”这应当说是上策，但刘备怒曰：“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今若与之连和，是负二弟当日之盟矣。今先灭吴，次灭魏。”“便欲斩来使，以绝吴情。多官苦告方免。”[36]《三国演义》反复渲染刘备坚持意气用事，表明了作者对指挥战争切忌冲动的态度。
孙权见求和不成，这才力排众议，任命陆逊为总指挥率军应战。陆逊虽然被人视为“一介书生”“黄口孺子”，却没有丝毫的书呆子气，对书本上的兵法，绝不机械照搬。“次日，陆逊传下号令，教诸将各处关防，牢守隘口，不许轻敌。众皆笑其懦，不肯坚守。”韩当等将军急于出兵作战，陆逊再次命令“汝等只各守隘口，牢把险要，不许妄动，如违令者皆斩”。[37]刘备误以为陆逊的沉稳是懦弱，“自猇亭布列军马，直至川口，接连七百里，前后四十营寨，昼则旌旗蔽日，夜则火光耀天”。“亲领前军，攻打诸处关津隘口。”陆逊认为刘备举兵东下，连胜十余阵，锐气正盛，因此只宜乘高守险，不可轻出，出则不利。同时奖励将士，广布守御之策，以观其变。“今彼驰骋于平原广野之间，正自得志；我坚守不出，彼求战不得，必移屯于山林树木间。吾当以奇计胜之。”[38]
刘备果然中计，“遂命各营，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涧；待过夏到秋，并力进兵。冯习遂奉旨，将诸寨皆移于林木阴密之处”[39]。诸葛亮听到这一消息后，便叹曰：“汉朝气数休矣！”指出：“包原隰险阻而结营，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又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拒敌乎？祸不远矣！陆逊拒守不出，正为此也。”[40]
正如诸葛亮所预言，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陆逊却始终保持着清醒，他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料定曹兵会乘机追袭，立即率军凯旋。在整个战役中，陆逊沉着冷静，善于正确分析敌情，大胆后退诱敌，集中兵力，后发制人，击其疲惫，巧用火攻，终于由防御转入反攻，体现了高超的谋略与理性。刘备“以怒兴师”，意气用事，恃强冒进，犯了兵家之大忌。《三国演义》在奉刘备为正统的前提下，却能让陆逊的才略胜过刘备，虽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但也足以见出《三国演义》非常重视理性与谋略，而否定了在战争中的意气与冲动。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41]魏蜀吴三国各自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不同实力，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袁绍等其他军事势力因三者皆无优势，所以很快便被消灭。《三国演义》所表现的战争观一方面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传统观念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发展，即人的因素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责任编辑：车振华）
[1]王平，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小说。
[2]（晋）陈寿：《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中华书局，2000，第148页。
[3]（晋）陈寿：《三国志·魏书·袁绍传》，第151页。
[4]（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第14页。
[5]（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13-14页。
[6]（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14页。
[7]（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第300页。
[8]（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00页。
[9]（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01页。
[10]（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01-302页。
[11]（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02页。
[12]（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03页。
[13]（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03-304页。
[14]（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04页。
[15]（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05-306页。
[16]（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08页。
[17]参见（晋）陈寿《三国志》之《武帝纪》《先主传》《吴主传》《周瑜传》《郭嘉传》。
[18]（晋）陈寿：《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松之注，第248页。
[19]（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35页。
[20]（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39-443页。
[21]（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43-446页。
[22]（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49-453页。
[23]（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第828页。
[24]（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73-474页。
[25]（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93-494页。
[26]（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506页。
[27]（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第995页。
[28]（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第995页。
[29]（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79页。
[30]（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79页。
[31]（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80页。
[32]（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82页。
[33]（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86页。
[34]（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822页。
[35]（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845-846页。
[36]（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846页。
[37]（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848页。
[38]（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849页。
[39]（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849页。
[40]（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855页。
[41]陈戍国点校《孟子·公孙丑下》，岳麓书社，1991，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