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CIA用纳粹当导盲犬
二战期间，美国和共产党同心协力对抗法西斯主义者。冷战期间，中情局则利用法西斯主义者打击共产党。爱国之士以美国之名进行这类任务。“要开铁路，就不能不引进些纳粹党人。”艾伦·杜勒斯话锋一转说道。
美军占领下的德国有200多万人漂泊流浪，无依无靠，其中很多人是刚从苏联控制区逃出来的难民。威斯纳派情报官直接深入到各难民营，吸收难民来从事他口中所说的任务：“鼓动反抗组织深入苏联，并提供联系地下组织的通道”。他主张，中情局必须“利用苏维埃世界的难民，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中情局局长的反对声中，威斯纳还是想把枪械和经费交给这些人。中情局的记录说，极有必要把苏联流亡人士“作为战争非常时期的后备部队”，尽管他们“各团体间在宗旨、理念和种族构成上有着极大的差异”。
威斯纳的命令促成中情局第一次准军事任务，也是多次让数千名外国特工从事死亡任务中的第一次。任务的全部经过一直到2005年中情局历史揭露后才首次曝光。
“这个法案谈得越少越好”
威斯纳的雄心在1949年一开始就碰到很大的障碍。中情局并没有获得法律授权对任何国家进行秘密行动。它既没有国会批准的合宪章程，也没有合法划拨的经费来执行这些任务。它仍然是在美国法律之外行动。
1949年2月初，中情局局长找乔治亚州民主党籍的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私下聊天。希伦科特提醒说，国会必须尽快通过认可中情局的正式立法并划拨经费。中情局已完全投入任务，亟需一个合法的掩护。希伦科特向参众两院若干议员吐露忧虑之后，在1949年提出《中央情报局法案》请他们审议。他们开了约半个小时的秘密会议斟酌该法案。
文森告诉同僚说：“我们不得不告诉众院，他们必须接受我们的判断。他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是我们不能回答的。”众院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籍资深委员杜威·肖特（密苏里州）也认为，公开讨论该法案是“超蠢”的事：“这法案我们谈得越少，对我们大家越好。”
1949年5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中央情报局法案》。法案一通过，国会便赋予中情局极为广泛的权力。十几年之后，谴责美国间谍的违宪罪行变成很时髦的事，但在《中央情报局法案》通过与国会监督意识复苏之间的25年里，中情局只被禁止在国内扮演像秘密警察的角色。该法赋予中情局极大的权力，只要国会在年度预算中提供经费，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军事小组委员会通过机密预算的途径，熟知如何合法授权进行机密行动的人都心知肚明。有位投赞成票的国会议员，在多年后成为美国总统时总结了国会的这个默契。就算是机密，也是合法的，尼克松如是说。
现在，中情局犹如脱缰野马：无需收据的经费——隐藏在五角大楼预算造假项目下无从追查的款项，等于是给了他们“无限特许”。
1949年《中央情报局法案》有个主要条款，允许该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每年让100名外籍间谍入境美国，并授予他们“永久居留权，尽管按照移民法或其他任何法律这都是不容许的”。杜鲁门签署1949年《中央情报局法案》使之正式生效的同一天，主管该局特别行动处的二星将军威拉德·怀曼告诉移民局官员有位叫米科拉·列别德的乌克兰人，“在欧洲为本局提供重大协助”。①中情局依据刚通过的新法案，将列别德偷运入境。
中情局自己的档案却把列别德领导的乌克兰派系称为“恐怖组织”。列别德本人因1936年谋杀波兰内政部长入狱，3年后德军攻打波兰，他趁机越狱逃亡。他把纳粹视为理所当然的盟友。德军吸收他的手下成立了2个营队，其中一个就是令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念念不忘的“夜莺”营队——在喀尔巴阡山作战，战后仍留在乌克兰丛林。列别德在慕尼黑自称是乌克兰外交部长，并提供游击队员给中情局执行反莫斯科任务。
司法部认定他是屠杀乌克兰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战犯。艾伦·杜勒斯却亲笔致函联邦移民局局长，说列别德“对本局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且在“最为重要的行动上”予以协助。所有遣返的措施便戛然而止。②
中情局的乌克兰行动秘史指出，中情局“搜集苏联相关情报的方法不多，因此觉得有必要利用每一个机会，不管成功的几率有多渺茫或特工人员有多么难受。流亡团体即使前科累累，往往也是聊胜于无的唯一选择”。因此，“很多流亡团体残暴的战争记录，也随着他们在中情局的地位提升而日渐模糊”。到了1949年，只要是反斯大林的人，即使是畜生混账，美国都准备与之合作。列别德就符合这种要求。
我们不想碰它
莱因哈德·盖伦将军也是此类人物。③
二战期间盖伦担任希特勒军事情报局首长时，就曾试图从东部战线刺探苏联情报。为人倨傲又狡猾的他，信誓旦旦地说他有个“优秀的德国人”情报网，可以在俄罗斯战线后方帮美国侦察。
盖伦说道：“我一开始就为以下信念所驱使：东西方对决势难避免，每一个德国人都有义务尽一己之力，德国的立场是要完成她所肩负的责任，共同捍卫西方基督教文明。若要保护西方文化……（美国就需要）最优秀的德国人作为合作者。”他提供的为美国情报网效力的团体，是“杰出的德国国民，很优秀的德国人，意识形态上也站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一边”。
陆军方面虽然很大方地资助盖伦组织的行动，却无法控制该组织，屡次想把它交给中情局。赫尔姆斯手下的情报官坚决反对，其中一位就表示很反感与“有纳粹前科的党卫军（SS）成员”组成的情报网合作。另一位情报官则警告：“美国情报机关好像是有钱的瞎子，用纳粹军情局当导盲犬。唯一的问题是这条狗链太长了。”赫尔姆斯自己也表达了合理的疑虑：“毫无疑问，俄罗斯人也知道这项行动。”
当时在中情局总部主管德国业务的希契尔说：“我们不想碰它，这毫无道德与伦理可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安全。”
然而，在陆军不断施压之下，中情局还是在1949年7月接收盖伦组织。盖伦在慕尼黑郊外一幢曾为纳粹总部的屋子里，欢迎好几十位知名战犯加入他的圈子。正如赫尔姆斯和希契尔所担心的，东德和苏联情报机关早已渗入盖伦组织的最高层，直到盖伦组织变成西德的国家情报组织很久之后，最厉害的卧底间谍才浮出水面。盖伦长年主管反间谍行动的手下，竟一直在为莫斯科工作。中情局驻慕尼黑的年轻情报官史提夫·坦纳指出，盖伦说服美国情报官员自己可以执行对付苏联权力核心的任务。坦纳回忆：“这种事对我们而言实在是太难了，不试一下的是白痴。”④
我们不会无动于衷
坦纳是陆军情报老手，刚从耶鲁大学毕业，1947年受雇于赫尔姆斯，是中情局第一批宣誓就职的200名情报官之一。他在慕尼黑的工作是吸收工作人员，为美国搜集铁幕后的情报。
从苏联到东欧，每一个主要国家都至少有一个流亡团体，向中情局驻慕黑尼和法兰克福工作站求援。坦纳视为具有间谍潜质的一些东欧人，曾与德国一起反俄，其中某些“有法西斯背景，想通过帮助美国人来挽救自己事业”。坦纳表示他很留意这些人，他说，“对俄罗斯人深恶痛绝的”非俄罗斯人，“会自动站在我们这一边”。从苏联外围各共和国逃出来的人，大抵会夸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他说：“这些流亡团体的主要目的是让美国政府相信他们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协助美国政府的能力，以便取得某种形式的支持。”
华盛顿没有给出指导方针，坦纳就自己制定：想获得中情局支持的流亡团体，必须是在本土成立的，不是在慕尼黑咖啡屋临时拼凑的，而且必须与母国的反苏团体有所联系，还不能和纳粹有亲密合作关系，以免自毁名誉。1948年12月，经过长时间的评估，坦纳觉得已找到一批值得中情局支持的乌克兰人。该组织自称“解放乌克兰最高议会”，在慕尼黑有政治代表。坦纳回报总部：最高议会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没问题。
1949年春夏之际，坦纳一直在准备任用乌克兰人向铁幕渗透。这些人几个月前才带着从乌克兰地下组织得到的情报（写在薄纸片上，塞进衬衣内再缝合）翻越喀尔巴阡山出来。这些纸片代表的意义就是，这是一个强大反抗组织，可以提供乌克兰局势的相关情报及苏联攻击西欧的警讯。总部对它更是寄予厚望，中情局相信，“这个组织的存在，可能与美苏公开冲突的进程密切相关”。
坦纳雇用了一组铤而走险的匈牙利机组人员，他们几个月前刚劫持一架匈牙利商用飞机飞到慕尼黑。中情局特别行动处处长怀曼将军在7月26日正式批准执行任务后，坦纳督导他们接受摩尔斯电码和武器的训练，打算空降其中的2人回他们本国，以便中情局可以联系上游击队。可是，驻慕尼黑的中情局人员，都没有空降特工到敌后的经验。坦纳好不容易才找到1个人。“有位塞尔维亚裔美国籍同僚，曾在二战期间空降南斯拉夫。他教我的手下如何跳伞和着陆。太疯狂了！身上别着卡宾枪怎么还能在着地冲击时，向后翻个跟斗？”殊不知，战情局就是靠这种行动一炮而红的。
坦纳提醒大家不要怀有太大期望：“我们深知他们身在乌克兰西部的山林里，说他们知道斯大林的想法或重大的政治议题，其实是不太靠得住的。但起码他们可以取得一些文件、随身夹、衣服和鞋子。”为了在苏联内部成立一个真正的间谍网，中情局必须向他们提供一些伪装的元素：在苏联生活的日常琐事。坦纳说，就算没有取得很重要的情报，这次行动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向斯大林表示，我们不会毫无作为的。这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的工作完全无法深入到他的国家。”
1949年9月5日，坦纳的手下搭上因劫机投奔慕尼黑的匈牙利人驾驶的C-47运输机启程。他们唱着军歌深夜奔向喀尔巴阡山，在利沃夫城附近着陆。美国情报员深入苏联了。
2005年解密的中情局史简明扼要地提到后续情况：“苏联人立即歼灭我方特工。”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尽管如此，这次行动依旧在中情局总部引起热烈反响。威斯纳着手拟定多项计划，分派手下到处吸收反对派人士组建的网络，成立由美国扶植的反抗军，同时向白宫发出预警说，苏联即将发动军事攻击。中情局从空中和陆路派出的几十名乌克兰特工，几乎全军覆没。苏联情报官员先是利用这些俘虏传回假情报：一切顺利，请增援枪械、经费和人员，然后再杀掉他们。中情局史写道：“经过5年失败的任务之后，中情局中断此种做法。”
中情局史的结论是：“本局利用乌克兰特工渗透铁幕的努力，终究酿成了不幸与悲剧。”
威斯纳并不气馁，依旧在全欧展开新的准军事冒险。
1949年10月，中情局特工首次飞进乌克兰4个星期之后，威斯纳与英国联手把反抗军送进欧洲最贫穷，也最孤立的共产国家阿尔巴尼亚。他将这荒芜的巴尔干不毛之地，视为由罗马与雅典两地流亡保皇党和下层勤皇派组成反抗军的沃土。一艘从马耳他开出的船只，载着9名阿尔巴尼亚人前去执行第一次突击任务。其中3人当即被杀害，秘密警察全力追捕另外6人。威斯纳没有时间，也没有意识去反省，反而把更多的阿尔巴尼亚新手运到慕尼黑接受跳伞训练，再把他们交给拥有机场、机队和波兰飞行员的雅典工作站。
他们刚降落到阿尔巴尼亚，就落在秘密警察手中。任务每失败一次，规划就多几分仓促，训练也比较随便。而阿尔巴尼亚人越是孤注一掷，被捕就范的几率也越高。幸存的特务成为阶下囚，他们发回雅典工作站的情报自然也由掳获他们的人控制。
在罗马处理阿尔巴尼亚业务的中情局官员约翰·哈特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⑤中情局花了好几年才搞清楚，苏联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德国的各个训练营早就被渗透了，罗马、雅典和伦敦的阿尔巴尼亚流亡社群无不充斥着叛徒。何况，在中情局总部负责秘密行动安全和防范双面间谍的安格尔顿，每次行动都会与他在英国情报机关最好的朋友商量：此人即是苏联间谍金·菲尔比，时任伦敦和中情局之间的联络官。
菲尔比替莫斯科工作的地方，就在五角大楼内靠近参联会会议室的一间安全室里。他和安格尔顿的交情是用杜松子酒的冰吻和威士忌的热拥建立起来。菲尔比是个罕见的大酒仙，每天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喝酒。安格尔顿也不遑多让，“中情局酒王”可是经过一番激烈竞争才拿下的头衔。在前后1年多的时间里，安格尔顿在酒桌上将每一位特工空降阿尔巴尼亚的地点，一五一十地告诉菲尔比，尽管任务接二连三失败，特工接连丧生，空降任务还是持续了4年之久，总计约有200名中情局外籍特工丧生，而美国政府内几乎无人知晓。这是一件最为机密的事。
事过境迁之后，安格尔顿晋升为反间谍主管，一干就是20年。酒还是照喝，但他的脑袋却越来越糊涂，收文篮也变成一个大黑洞。安格尔顿对中情局反苏的每一次行动和每一位官员都有一番评断，最后竟然认定苏联有个控制美国人世界观的大阴谋，只有他知道这项骗局的深奥。于是，他把中情局的反莫斯科任务带进了黑暗的迷宫。
十足的坏点子
1950年初，威斯纳下令对铁幕展开新攻势。这项任务落在另一位驻慕尼黑的耶鲁校友肩上，这位新人名叫比尔·科芬，是个反共狂热分子。
科芬谈到自己在中情局的岁月时说道：“虽然结果往往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但结果却是唯一能用来检视手段的东西。”
科芬通过家族关系进入中情局，即由他的连襟，也就是威斯纳的东欧行动情报官林赛吸收来的。他在2005年回忆道：“我一进中情局就对他们说：‘我不想做谍报工作，我想做的是地下政治工作。’问题是，俄罗斯人会搞地下组织吗？对我来说，当时这种想法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科芬在二战最后两年里，负责美军跟苏联司令官之间的联络事宜，战后曾参与强制遣返苏联军人的无情行动。为此一直背负着很大的罪恶感，这也影响了他加入中情局的决定。
科芬说：“我见识过斯大林把希特勒当童子军耍的手段，所以我反苏，却也很亲俄。”
威斯纳把钱投在“社会连带主义者”⑥身上，这是一个在欧洲仅次于希特勒的极右派俄罗斯人组织。中情局里像科芬这样懂俄语，可以和他们合作的情报官，可谓屈指可数。中情局和社会连带主义者先是将传单偷运到东德俄军兵营里，接着用气球飘送数千份宣传小册子，然后派出4人空降任务小组搭乘没有标志的飞机，向东飞到莫斯科远郊。社会连带主义工作人员一个个飘向俄罗斯，却一个个遭到追索、逮捕和杀害。中情局又一次把自己的特工送到秘密警察手里。
科芬退出中情局多年后说道：“这是个十足的坏点子。”他后来成为科芬牧师，也是耶鲁大学的校牧，20世纪60年代最热心的反战人士之一。“我们在施展美国力量上还相当幼稚。”大约过了10年之久，中情局才承认，“协助流亡人士，以备战事发生时可以联手出击，或是在苏联内部搞革命，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上世纪50年代，中情局把好几百名外籍特务派到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和波罗的海3国去送死。他们的生命结局都没有记录，没有保留报告书，也没有人因失败受罚。他们的任务被视为与美国生死攸关的大事。就在1949年9月坦纳手下展开首次空降任务前几小时，从阿拉斯加基地起飞的空军人员就已侦测到大气层里有辐射痕迹。不料分析结果尚未出炉，中情局就在9月2日自信满满地宣称，苏联起码还得再过4年才能造出原子武器。⑦
3天后，杜鲁门昭告世人斯大林已拥有原子弹。9月29日，中情局科学情报主管报告，他的办公室里没有可以追踪莫斯科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才，无法完成任务。他在报告中说，中情局对苏联原子武器的侦察工作，从各方面看都“几乎彻底失败”。中情局间谍拿不到苏联原子弹有关的任何科学或技术资料，分析人员只好凭空揣测。他警告说，这次失败已让美国面临“毁灭性的后果”。五角大楼急忙下令让中情局在莫斯科安插工作人员，伺机偷取红军的军事计划。赫尔姆斯回忆：“那年头想要吸收或管理这些消息灵通的人士，简直如同派遣常驻间谍到火星一样不可能。”
接着，在1950年7月25日，美国毫无预兆地遭遇了犹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般的奇袭。
本章注释
①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和乌克兰人之间有着“一触即发”的危险关系，利用他们来搜集苏联的军事情报与战后派驻德国的苏联间谍的相关资料。他们在慕尼黑聘用的第一批乌克兰人里面，有位叫迈伦·马维耶科的，在二战期间当过德国特工，战后变成杀人犯和伪造货币者。不久便有人怀疑他是莫斯科卧底间谍，后来他果然向苏联投诚，疑惧成真。
②列别德入境美国之后，中情局仍和乌克兰人维持业务关系。中情局在20世纪50年代帮列别德在纽约开了一家出版社。他一直活到亲眼见证苏联垮台以及乌克兰可以自由规划自己的前途。
③艾伦·杜勒斯对盖伦风波定过调：“谍报圈里鲜有的大主教般的要角，他能站在我们这一边就已胜过一切了。再说，你也用不着邀他加入自家的俱乐部。”美国吸收纳粹间谍的论点，约翰·博克上尉早在1945年夏天就已了然于胸。从纳粹投降那天起就到处找纳粹间谍的老手博克说：“如果我们真想要获得苏联情报，现在正是理想时机。”结果，他找到了盖伦将军，并把这位德国将领视为“金矿”。两人一致认为，一场新的对苏战争很快就会来临，两国应在对反共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当时美军驻欧洲的情报首长埃德温·赛伯特准将深信其言，于是决定聘请盖伦和他手下的间谍，赛伯特不久出任中情局助理局长，专门负责秘密行动，他唯恐上司会反对此项决定，故未向上司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明。盖伦获得希伯特首肯后带着6名手下，搭乘未来中情局局长史密斯将军的私人飞机直奔华盛顿。这几名德国人在华盛顿外的亨特堡秘密军事设施内接受10个月的调查和询问后，返回德国从事反俄工作。美国情报官员和希特勒洗心革面的间谍的长期伙伴关系于是展开。
④已于1970年退休的坦纳，接受作者访谈时，以第三人称描述先前未曾有人提及的中情局支持乌克兰反抗军的内幕：
坦纳发现只有一个团体符合标准，即“解放乌克兰最高议会”（UHVR）。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俄罗斯流亡团体符合资格。UHVR不仅有陆路信差可联系喀尔巴阡山的乌克兰反抗军，更可透过各路信使、天主教神职人员、偶然的过客和逃亡者，从乌克兰取得一些报告。
UHVR和中情局的主要利益显然完全吻合：双方都急于与“敌后”的反抗军总部取得无线电联络。华盛顿决策要员所批准的方案，战时就已在法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运作得很好。
随后9个月里，2名密使在坦纳监督下接受无线电操作、编译密码、跳伞和打靶训练，让他们能够自卫。在1949年9月5日夜间，他们空降利沃夫附近山区。这次空降和1951年的第二次空降虽建立起无线电联系通道，却没有取得石破天惊的情报。最后两次任务肯定毁在：安格尔顿向菲尔比做了简报，以及密使小组不幸被苏联秘密警察的“迎宾小组”当场逮捕。
对苏联境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人士而言，1949年的第一次空降使他们士气大振，不免造成过分的期待。到1953年年中，苏联已有效遏制武装叛军反抗。
战后四大失误和若干重大的愚蠢行为，一直在坦纳心中挥之不去。
第一，二战结束时同盟国强制遣返苏联公民，当他们发现自己将被交还俄罗斯时，很多人选择自杀以了残生。那些被遣送回国的人还没到苏联本土，就在东欧各地被情报机关的行刑队枪决或绞死。
第二，中情局慕尼黑基地人员的掩护身份，被1949年美国陆军的1本电话簿暴露：没有单位名称的姓名全是中情局人员。陆军此举等于是在他们的姓名旁边标上星形记号。
第三，二战结束后由于不再需要其服务，跳伞专家和教练们离开战情局，由此产生2个后果：一位战时曾空降到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裔美国教练，训练身上背着4英尺长卡宾枪的密使着陆后向后翻滚。1949年9月那次空降任务，华盛顿被建议使用的货机降落伞和货架不对，搭载1 400磅装备的老货架一着陆便撞得粉碎。
第四，最要命的是，安格尔顿向苏联安排在英国情报机关的卧底菲尔比透露了REDSOX计划（即向前苏联和铁幕后方渗透的全盘行动）。
⑤1976年，已退休的哈特再度奉召，出马弥补安格尔顿担任反情报主管时对中情局所造成的伤害。威斯纳选中迈克尔·伯克来训练阿尔巴尼亚人。后来出任纽约洋基队总裁的伯克是战情局老手，与中情局签下年薪1.5万美元的特工聘约后，派驻到慕尼黑，在市内劳工住宅区一处安全屋里会见阿尔巴尼亚政治人物。伯克写道：“全场最年轻的我，又代表年轻富裕的美国，立刻受到他们瞩目。”他认为自己和这些流亡人士已彼此了解，殊不知阿尔巴尼亚看待事情的方式与他大不相同。在德国替中情局吸收人员的阿尔巴尼亚保皇党人雷西说道：“为我们策划这些任务的美国人，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和他们的心态一无所知。”这项行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彻底破坏，因此人人都猜得出惨败的最深根源何在。安格尔顿的好友麦卡格得出结论：“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社群已被意大利人和共产党彻底渗透，所以在我看来，俄罗斯人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当局就是从这里获得情报的。”
⑥英国社会学理论流派，认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构成休戚相关社会的基础。后来波兰的团结工会就采用这个名称。
⑦全文为：“预期苏联可能制造出原子弹的时间，最快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最可能是1953年年中。”主持科学情报处（OSI）的中情局助理局长威拉德·马赫尔给希伦科特局长的报告则认为，中情局在苏联原子武器方面的研究“几乎是彻底失败”，谍报人员“完全无法”搜集苏联原子弹有关的科学与技术情报，分析人员则诉诸“地质推论”，根据苏联开采铀矿的能力进行猜测……
中情局内部史家罗伯塔·纳普女士指出，在1949年9月，“对苏联完成原子弹研制的时间估计，官方版本就有三个：1958年、1955年、1950年至1953年，结果全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