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

在本书中，我们将会跨越辽阔的历史空间追索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全球“联结”的深化，直至形成今人所谓的“全球化”。第二个是欧洲势力（和后来的“西方”势力）通过帝国手段，在这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个是欧亚世界中其他各个国家与文化，面对欧洲扩张时所表现出的强韧生命力。20世纪时，世界变成一个半统合的庞大经济-政治体制，再没有哪个国家、社会、经济或文化能完全与世界舞台相隔绝，而上述三个因素，在这个全球世界的塑造过程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历史书写的题材不管多微小，主题多模糊，其目的都在于解释我们今日景况的形成。当然，史学家们经常反对彼此的观点，原因之一在于对何谓“现在”（历史的最终产物）持有不同意见。更麻烦的是，我们还会不断改变对当下的看法，配合纷至沓来的事件予以“更新”——如此一来，我们要从历史中探寻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但至少就眼前来说，大家普遍认为，我们所置身的时代，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与上一个世代（1980年前）大不相同。用通俗的话讲，我们用“全球化”这个无所不包的词来概括影响我们最深的时代特征。全球化是个有歧义的词语，它听来像是一个过程，但我们常用它来指称某种状态，即一段变革时期的终点。所有迹象均指出，世界变革（不同地区与不同大陆之间财富与生产力的分配变化）的步伐很可能会加快，至少在经济关系上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勾勒出“全球化世界”（全球化在现今达到的阶段）的一般特点。这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这段历史中，人们无法预测到的“现在”。

这些特征可简要归纳如下：

1.全球统一市场的出现：绝大部分的普遍实用产品，以及资本、信用及金融服务等领域，都出现了全球统一市场；

2.地理上或许相隔遥远，但国家（即使是弹丸小国）间的利益关系已超越地区限制，扩及全球，各地间互动密切；

3.全球性媒体已深入大部分文化体，我们几乎已经无法逃脱这些媒体所传达的商业和文化信息（特别是那些“品牌”文化语言传达的信息）；

4.大规模的迁徙和离散（不论是被迫离散还是自主迁移）创造的关系网络和连接，可以与19世纪欧洲人的迁移或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相匹敌；

5.“两极时代”（1945—1989年）告终，世界进入单一“超级大国”时代，这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国力之强为全球现代史上仅见；

6.中国、印度以制造业大国之姿，骤然重回世界舞台。两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大增，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均势格局，因此已经有人将其庞大人口带来的经济动员实力，与19世纪新世界大门的打开相提并论。

以上所列的六点，必然会引发一连串诘问。既是全球化的世界，为何会有一个国家获得超强的地位？中国、印度的经济复兴为何如此晚近才出现？西方诸国（现包括日本）为何在科技和生活水平上如此长期领先他国，直到晚近才有所变化？为何西方文化（科学、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产品大体上仍最受人追捧？为何各国的政治体制和其法律、规范，都反映了欧洲治国术的理念和实践，为何各国都按照欧洲模式划分领土？20世纪末期的全球化世界，并非全球市场的预期结果。我们也无法根据500年前世界的状态，推断出如今的景况。“现在”是漫长、混乱、常常充斥着暴力的历史产物，是运气突然逆转和意外失败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大家普遍深信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甚至上溯至帖木儿死时。

当然，关于世界史进程的解释与辩论，已有无数理论作品与历史著作问世。全球化的历史（和前史），向来具有争议。全球化的大部分特色似乎和欧洲（后来是西方）称霸全球密切相关，争议几乎无可避免，壁垒早已分明。最早设想全球化世界的人，以及19世纪30、40年代的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从亚当·斯密的观念中得到启发，推断全球自由贸易会将战争消弭于无形。如果每个国家都倚赖外国供货商和客户，如此构建起来的贸易依存网络将坚不可摧。动荡时期风光无限的好战贵族将会被淘汰。资产阶级所憧憬的代议制政体，将会通过商人和贸易传播到全世界。开明自利将把世界改造为人人都得利的世界。但卡尔·马克思戳破了这一派乐观的陈述。马克思认定，工业资本主义迟早会使市场上商品泛滥（他认为这很快就会发生）。这时，借由降低生产成本、把工资压到工人生存所需的成本之下，工业资本主义可以再苟活一阵子。一旦工人暴动（这必然会发生），资本主义会立刻瓦解，人民将当家做主。欧洲以外的世界将会陷入这一斗争中。欧洲资本主义者渴求市场，因此必然入侵亚洲（马克思以印度为例），摧毁其尚未步入现代的经济。英国兰开夏纺织业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印度的织工却因此被逼到绝境。印度的乡村体制和社会秩序正渐渐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兵士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这种破坏工作中难得的一点贡献，也是无心插柳，即促使亚洲出现社会革命，而没有这场社会革命（马克思如此暗示），世界其他地方也无法抵达其预想中的社会主义阶段。

马克思断言，全球经济诞生自欧洲的需求。列宁认定资本主义依赖于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并预言资本主义会在全球殖民地人民的起义中倒下。马克思-列宁这种半历史、半预言式的说法，似乎道出世界史的真相。20世纪20年代起，这说法对知识界影响甚大。根据这一观点，欧洲的经济扩张乃是其成功统治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并未创造出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所预言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反而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割裂。以欧洲（及其美国后代）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地区，越来越富有，但地球其他地区却因为其殖民或半殖民的附属地位，越来越贫穷。资本主义者的财富和欧洲帝国主义的强权联手缔造了极不公平的交易。在非西方世界里，“自由”贸易被用来摧毁传统手工业，阻碍工业增长，把地方经济困锁在只能生产廉价原料的阶段。此外，这些商品原料的价格将会长期低于当地人用其换取的工业制成品（即使相差没那么多，结论也是一样的），贫穷和依赖只会日益恶化并延续下去，除非催生出贫穷与依赖的那个“世界体制”被暴力摧毁。

这种观点从悲观角度看待全球化的动力与意义（但当时尚无全球化这个词），有时会对其主张的革命结果坚信不疑。在20世纪大部分时候，这一观点比那些认为经济彻底全球化的结果即是“现代化”（例如复制的西方社会结构）的乐观主张更有市场。两种观点都无疑断定，欧洲（或西方）是历史变迁的唯一真正源头。两方都运用了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的惊人洞见（和对韦伯更为惊人的研究成果）。韦伯着迷于欧洲独特的、不同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轨迹。马克思侧重于打破欧洲封建社会，构建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韦伯则寻找使欧洲“与众不同”的制度与信念模式。资本主义在欧亚世界之外也有出现，但只有欧洲过渡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从而称雄于世界。韦伯的核心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需要积极而合乎理性的精神。儒家（理性但不积极）、伊斯兰教（积极但不理性）、印度教（不积极且不理性），都不利于实现这一关键的精神结合。“从亚洲非知识分子阶层神秘的宗教虔诚所发展出的道路，没有一条能够通向对生活合乎理性、有条不紊的掌控。”而欧洲的新教却在无意间创造了让这种突破成为可能的关键心理要素（与配套制度）。

韦伯主张欧洲的独特性须从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质复合体来解释，随着他的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及之后引发热潮（且被译为多种语言），对于这一主张的诠释作品也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欧洲的富强乃是来自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掠夺，而在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观点失之粗陋的人看来，韦伯的主张就特别合他们的胃口。韦伯的观点促使人们去寻找让欧洲转而走向生产投资和技术革新的关键因素。这个主张似乎正好印证了一个大家普遍秉持的观点（在韦伯出生前许久就已出现的理念），即欧洲社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活力，其他伟大文化再怎么灿烂辉煌，都缺乏物质进步的核心要素。事实上，在这个中心议题里，韦伯派的观点和马克思的“世界体制”主张（其支持者视之为理所当然）之间，其实没有差异。不论动机好坏，欧洲都让原本僵滞的世界焕发了生机。

这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史论述，为何在更晚近时遭到抨击，原因不难理解。1945年后欧洲各个殖民帝国迅速瓦解，许多新国家次第诞生。每个新国家都需要一个以自身进程为论述核心的历史，以及带领人民反抗欧洲文化傲慢的民族英雄。在新的“民族主义”史学家笔下，欧洲人的统治（或影响）乃是不公与压迫。欧洲人的干预不仅没有让停滞不前的地区进步，反倒阻挡了已经开始前进的社会及文化态势。20世纪70、80年代，“庶民历史”（subaltern history）深入探究了前殖民时代的许多社会结构，展现了那些激烈反抗外来统治的复杂农民社群的形象。由于外来者试图以笨拙甚至粗暴的方式强行施加殖民“体制”，这些农民的生活逐渐无以为继。“去殖民化历史”则使各个社会、种族、宗教与文化群体从阴影中走出来。以往关于殖民地的传统叙事——以暗沉的本土（local）背景凸显欧洲人的历史角色——如今看起来就像是某种固定的图像，对复杂现实的描绘过于粗糙且疏漏甚多。被殖民地区民众（包括老师、作家、商人、小农、移民，以及少数族群等等）的抱负与事业，也被叙述或记录下来。欧洲人向来自认是那些“停滞不前的世界”里唯一“积极进取”的角色，但那些世界如今逐渐被认为是充满生机的。在这种新观点下，欧洲人不再是昂扬自信的宰制角色，反而常常被专注自身事务的本地人击败、利用，或是被完全忽视。

早在这之前便有史学家主张，即使是被殖民的民族也有值得研究的独立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年轻的荷兰史学家范洛伊尔（J.C.van Leur，1908—1942年）就谴责欧洲人撰写的印度尼西亚史只会从“船只甲板、要塞护墙、贸易所的高顶长廊”等角度来讲述，仿佛没有欧洲人在场，或是没有欧洲人的挑战，那里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范洛伊尔死于战场，他的看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广为人知。但他的著作极大丰富了对“欧洲中心的世界史”的批判。针对欧洲人在16世纪经海路抵达亚洲、重塑亚洲贸易经济这一叙事，他在著作中予以驳斥，并指出连接中国、日本、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以及东非的庞大海上贸易是由亚洲人开创的，欧洲人后来才进入其中。“全球”经济早已存在，根本不必等欧洲商人前来播撒火种。如果说全球经济的合流是现代世界历史的重大主题，那么亚洲人（与其他非欧洲人）所扮演的角色，绝不可忽视。事实上，我们不能再把“全球化”（更广义的全球化）仅仅视为欧洲人的工作。

过去20年，范洛伊尔的创见得到进一步阐扬。全球流动规模的扩大、离散人数的增加、跨国旅行的便捷、大部分国家权力的受限，以及工业国家分布（特别是在亚洲）的新态势，已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想从过去知道的东西。至少就眼前来说，撰写民族史和国别史的重要性，似乎已经远不如探究当前世界变动的根源、商品与观念的频繁交流、混杂的文化，以及多变的身份认同。新的全球史已应运而生，其主题包括区域研究或海洋研究、长距离贸易、商人网络、漂泊学者的足迹，以及种种信仰与崇拜在不同文化与大陆之间的传播。从这个层面来看，欧洲与亚洲的差异（传统世界史叙事的核心假设）其实没那么显著。反倒在传统叙事中欧洲与亚洲的分流渐成定局之时，一连串“关联”——包括商业与文化上的联系——把现代初期欧亚世界的许多地区连接起来。全球性帝国的观念、新兴的“旅行文化”、千禧年末世论的谣言和幻想，流传在从西班牙到孟加拉湾之间的广袤空间之中。就社会与文化变迁而言，位于亚洲或欧洲的具体哪个地区，远不如毗邻欧亚贸易干道或是位于干旱地带（使远道而来的旅客可以不必穿越森林、丛林或沼泽地）重要。

在“全球物质进步史”这个新领域著书立说的史学家，关注重点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一如范洛伊尔所指出的，在达·伽马1498年抵达印度后，欧洲人震醒了昏昏欲睡的亚洲这种轻率论断实际上扭曲了事实。达·伽马抵达时，亚洲已具备密集的商业网络，将东非海岸与南海之间的港口和制造商连接起来。亚洲商人并非消极接受欧洲人的入主，任由欧洲人摆布。不管亚洲人的政府有哪些缺点，都绝非欧洲人虚构的那样，是掠夺成性、借由苛捐杂税和无理由没收私人财产来打压贸易与农业的暴君统治。亚洲不同地区都存在市场经济，而且其中的产业分工、贸易专业化和城市发展（亚当·斯密所谓的增长标志）都与欧洲的情形相似。特别是在中国，商业贸易的规模、信用体系的成熟、技术的发展运用，以及庞大的产业体量（尤其是纺织业），都显示出这些地区在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活跃程度，比同时代的欧洲经济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在1800年之前，真正引人注目之处，不是欧、亚之间经济形势的强烈反差，而是欧、亚世界的“惊人相似”，那时的欧洲和亚洲某些地区至少在理论上都具备大步跃进工业时代的能力。

与此同时，欧洲在世界史论述中担负的中心角色，受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群体挑战。受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爱德华·萨义德启发而兴起的知识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谴责那些欧洲人论述亚洲历史、民族学、文化的经典著作都是些“东方主义者”的幻想。根据萨义德的说法，欧洲人的叙述存在不可饶恕的疏漏，一是将刻板化的特质（几乎全是贬义的）不假思索地套在亚洲人身上，一是不断将亚洲社会描写为懒散、腐败或退化的，与生机勃勃、昂扬自信且进步的欧洲社会截然相反。大量批判性著作随之涌现，开始检视各种向欧洲大众灌输西方以外世界形象的作品内容及其语言形式。这些著作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如果欧洲人的报道（不论属实或虚构）服务于欧洲霸权扩张这一最终目标，即使是在不经意间为之服务，那么这些报道也只是反映了欧洲人自身的恐惧和执迷，毫无历史价值。欧洲与非欧洲的比较研究本身就是过度妥协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有些作家的确如此主张），历史本身就是一项异化的工作，它将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强塞进欧洲（或是为欧洲）捏造的观念和范畴之中。

没有多少有识之士能够接受由这种后现代极端思想推导出的结论：一切事物都是不可知的，人们的探究皆是徒然。但大多数人可以接受另一种相对更宽容的观点，即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描述，需要非常仔细地解读。萨义德派的批判就是这种重大革新的内容之一，他们努力将欧洲“去中心化”，乃至将欧洲“地方化”。欧洲人对其他文化、其他民族的描述，再怎么全面或具说服力，都不该再被视为“权威说法”。欧洲不该再被视为变革的枢纽，或影响非西方世界被动文明的力量。或许，最重要的是，欧洲迈向现代世界之路，不该再被视为自然道路或是“标准”道路，也不该再被视为衡量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变迁的标准。欧洲人已打造出自己的现代性，但世上还有其他现代性，而且为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