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与意义

一、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全面领导，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对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职能作出的新的论断，也是总结近几十年来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经验教训得出的必然结论，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于我们党更加理直气壮地发挥执政党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施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提供了最新的权威依据，对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因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党建引领缺位导致基层社会治理失灵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在城镇化进程、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收入分配、消费方式等很多领域都出现了一些积极的重要转折点，社会治理形势出现根本性好转，已基本建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但同时，受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们对主观感受和价值追求的重视、网络社会的兴起以及新型社会风险的增加等因素影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和党组织建设仍面临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现象以及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政治功能不强、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等方面。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一旦缺位，就容易导致基层政权被黑恶组织控制以及治理失灵、失控、失效等乱象。例如，山东泰安新泰市一对母子纠集多名家族成员和前科劣迹人员暴力控制当地青云社区、胡家沟村等基层组织长达8年之久，攫取非法经济利益2亿余元；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塘雅镇塘二村党支部原书记黄加昆是村里“一霸手”，他的一句口头禅是“谁敢告我，就让谁死”，时常逞凶斗狠、强拿强要，甚至利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干扰基层组织选举，村民们怒不敢言；等等。通过上述治理失灵的教训可见，以往突出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忽略、虚化政治工作尤其是党建工作的错误思路和举措，正是导致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基层政权软化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动党建工作成为当前巡视巡察重要内容之一的客观因素。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优势，促进“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才能有效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难点问题。

二、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一）凝聚基层治理合力以提升治理效能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是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条红线，是实现基层社会善治的关键钥匙。社会治理纷繁复杂，国家在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社会参与的多元社会力量通过自我增能而实现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有为”协同，而党的领导始终是根本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以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基层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首先，必须统一思想认识，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凝聚党员群众的“主心骨”；其次，充分发挥好乡镇（街道）党（工）委、村（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的组织引领作用，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折不扣执行党的决议，全面落实党的决策部署，让党员干部成为助推社会发展的“领头羊”；最后，广泛动员群众，让乡贤、“五老”人员、律师、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各界力量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切实凝聚起基层治理的有效合力，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二）助推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实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题，集中研究了国家制度建设完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顶层设计、全面部署，是新时代推进“中国之治”的根本遵循。“中国之治”，即扎根中华土壤、符合中国国情、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中国治理体制和中国治理道路，具有政治性、人民性、整体性、创新性、系统性五大特征：一是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二是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三是立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这一有机整体，协调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四是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水平；五是按照系统性原则和方式，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简言之，“中国之治”其实就是用本土话语讲好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故事。近年来，也涌现出了很多社会治理创新的故事样本，例如浙江杭州“最多跑一次”矛盾化解机制、山东济宁“平安周例会”制度、重庆永川乡贤评理堂等。这些特征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相契合，通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党组织作用以凝聚基层治理合力，更有助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石。

三、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可行性

（一）各类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提供了制度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国家层面研究修订、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旨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状况。2017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并具体区分了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村、社区党组织，国有企业党委（党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等。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明确了党的性质和地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等法规政策中，都明确提出要坚决拥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纪律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将党建工作实绩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对在党的建设、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严肃问责，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和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这些法规政策为把党的领导、党建引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各环节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撑。

（二）各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探索提供了经验样本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执行越有力，治理能力越有效。各地在贯彻落实党内法规过程中的创新探索，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广泛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样本。具体而言，在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方面，浙江省诸暨市精心打造了“红枫”党建品牌，成为加强党群交流、发扬“枫桥经验”、创建基层治理浓缩样板区的一面旗帜；在互联网党建方面，武汉市斗鱼直播首创全国“网红党支部”，力争直播到哪里，党建就推进到哪里；在镇街党建方面，北京市创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着力解决基层“难作为”，激发基层“能作为”；在社区党建方面，重庆市南川区灌坝社区以政治、自治、德治、法治“四治”融合为抓手，创建幸福和谐的“明星小区”；在楼宇党建方面，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创新“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实处”，迈出打造“超级楼宇”党建的新步伐；在国企党建方面，重庆城投路桥公司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四层次企业文化体系，获得重庆市首批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在两新党建方面，河北省秦皇岛市积极探索实施“红领工程”，通过建立建强党组织书记、党建指导员、党建顾问、党建特派员四支队伍，有效破解了非公党建领域缺乏专职党务工作人员、“无人办事”的难题；在乡村党建方面，四川省成都市战旗村在党建引领下，与社会组织一起开展协同治理，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基层党建工作正逐渐从注重数量扩张向强化质量效能、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标准化管理、从封闭分散模式向有机融合模式、从问题导向向需求导向和价值导向转变，努力打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