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选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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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决定性的十年

疫情后的思考

本书是在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之前写的。事实上,我们只完成了计划为期一年的巡回售书活动的前三站,就各自匆匆赶回哥斯达黎加和英国开始居家隔离了。从那时起,我们惊讶地发现这本书中许多描述反乌托邦和理想社会的内容突然变得明朗起来,并彼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引导人们谨慎选择未来生活,而不至于茫然失措。

这十年刚刚开始,我们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无论是孤独、恐惧、悲伤、兴奋、希望还是感激,我们都要适应这种高度敏感的状态——两个相互矛盾的现实在争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其中一个现实是人们的健康和福祉所依赖的全球公共资源——森林、海洋、河流、土壤和空气——在不断地被消耗和退化。我们看到,虽然人们的活动正在改变大气层的化学成分,使地球升温,以致将地球的生态系统推向崩溃边缘,但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人们仍在无节制地开采和燃烧化石燃料。这十年从最初开始就不顺利,新冠疫情、学校停课和工作场所封锁暂时转移了人们对长期挑战的注意力。然而,事态依然严峻,长期挑战仍然存在。虽然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明显减少,但同时这一年也打破了纪录,成为地球上最热的一年。

虽然许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程度,甚至有些人选择对其视而不见,但现在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物种灭绝、超级风暴、热浪、干旱、火灾及其为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经济损失,都已然成为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根源,使数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和人权暴行日益加重。人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独立存在的,但实际上它们相互关联。

人们不能对痛苦充耳不闻或视而不见。或者说,如果人们依然不思悔改,那么人类就可能会走向灭亡。人们依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对自然栖息地的逐渐破坏与我们能否确保后代子孙的健康和安全、继续生存、居住在海岸线地区、保护家园的完整性之间的联系。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但我们仍然需要面对。我们如果不勇敢面对,就无法理解许多人无法摆脱这种绝望的心情。

已做的努力

同样地,我们必须勇敢地坚定信念:尽管现实如此,但我们确实要反省自己,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得益于令人震惊的科学数据,以及各行各业对做出改变的迫切需求,现在社区、公司、城市甚至国家政府都在积极应对气候和地球危机。我们依然记得,某个星期五上午10点,一个12岁的女孩和她的朋友们举着一个地球被红色火焰笼罩的手绘标志,在华盛顿特区第16大街游行。我们依然记得,在英国伦敦,身着黑衣、头戴警用防暴头盔的成年示威者在皮卡迪利广场组成了一条人链,阻断了交通,而英国石油公司总部门前的人行道上也聚集着众多游行示威者。我们依然记得,在韩国首尔,街上挤满了背着五颜六色的书包的小学生,他们手举用英文写着“气候罢工”的横幅,来吸引媒体的注意。我们依然记得,在泰国曼谷,数百名青少年学生走上了街头,他们态度坚决,心情沉重,跟随在抗议领袖身后,这个领袖是个11岁的女孩,手中举着写有“海平面上升,我们要抗议”的牌子。

从印度寻求独立到美国的民权运动,公众的反抗往往在不公正的统治让人忍无可忍时爆发,现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正是如此。新冠疫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令人无法接受的代际不公平,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不友好已经打开了抗议的闸门。通过网络或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年轻人、不断变化的客户和股东要求、诉讼、抵制、投票的选民等发起的抗议正把气候行动和意识推向新的高度。此外,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使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法变得更具吸引力,有力促进了政策制定者思考和进一步实施符合人们需求的政治和系统变革。

2015年12月,世界各国政府历史性地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多数政府以创纪录的时间将其批准生效。《巴黎协定》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统一战略,如今世界上各个大国已经计划将其能源系统完全过渡到可再生能源,包括中国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拜登总统在上任第一天就宣布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将气候问题作为其政府议程的重中之重,并承诺在2050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同时还有超过一千家巨头公司已做出净零排放承诺。一些公司和政府计划争取在2050年前达到这一目标,而实际上一些公司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石油天然气公司不得不在之前无法想象的时限内重新考虑未来发展,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造成的需求低迷,以及替代方案风险迅速减小且越来越有竞争力。大多数主要投资者认为,煤炭投资已然不合时宜,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利用最便宜的新型能源——太阳能和风能来进行发电。高碳投资正在向低碳投资转型。人们正坚定地走在彻底改变生产和消费能源的方式的发展道路上,这种改变尽管才刚刚开始,但已经对工业、运输和农业部门产生了深远影响。

许多人认为,这种转型姗姗来迟,而且考虑到危机的规模,应对危机的目标、指标未能得到有效、逐级的设定。毕竟,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起,我们就意识到了发生气候变化的可能性,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地球化学家查尔斯·基林检测到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逐年上升时,这种可能性被进一步确定了。Charles Keeling, “The Concentration and Isotopic Abundances of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Tellus 12, no.2(1960): 200–203,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111/j.2153-3490.1960.tb01300.x.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记录了1958年以来的全球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值,并更新了基林曲线:https://scripps.ucsd.edu/programs/keelingcurve/。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New York:Mariner Books,1962)第一次把人类行为对环境的破坏影响公之于世,引发了全球气候运动。1963年,卡森参加参议员小组委员会并提交政策建议。关于这本书的影响,参见Eliza Griswold, “How ‘Silent Spring’ Ignite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21 September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09/23/magazine/how-silent-spring-ignited-the environmental-movement.html。大多数政府还在对是否采取应对措施犹豫不决时,环保人士和气候活动家已经在努力推动实施必要的应对措施,直至全球各国积极采取措施,迅速推动解决方案的制订。变化通常是逐渐产生进而爆发的过程,而人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同样也是如此。全球各国“突然”一致采取气候行动方案,这是迄今为止最激动人心的经济转型。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现实——反乌托邦的现实和可再生的现实——以及它们各自的潜在发展趋势正在齐头并进,不过目前大多数人更认同第一个发展趋势。如果把这两种现实想象成图表上的时间线,我们相信此时此刻,即这关键十年的开始就是我们最终到达十字路口的时候。此刻,人们保护和恢复全球公共资源的觉醒意识逐渐超越了破坏速度。正是这两种意识的觉醒促成了这种独特地令人兴奋而倍感荣幸、令人困惑而又振奋的时刻。

此刻,我们要为自己想要的未来做出改变,而且现在我们身后有无数人在支持我们。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社会和政治上的成功,拥有所需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技术,拥有必要的资本,并且知道最有效的政策。因此,我们一定可以做出我们所需要做出的巨大改变。

转折点

当我们站在未来,回首这十年时,就像历史学家看待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或数字革命一样,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我们(在理性、科学、技术和人文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有机会利用大自然赐予的一切,彼此互助实现独立,并有意识地直接改变发展道路的转折点。

这是一个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这种下降可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改善人们的健康,提高能源和食品安全,使人们能呼吸更清洁的空气,并促进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的发展。这是人们最终意识到我们足够热爱生命、自己和其他人来拯救自己的时刻。

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一个愤怒,另一个乐观。我们的脑子里嗡嗡作响,为仍然可以实现的事情而感到兴奋。我们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面对面前的两个现实,并通过强乐观思维,为实现我们所需的变革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已经写了一整章的篇幅来阐述如何保持强乐观思维)。

如何在一颗欣欣向荣的星球上实现每个人的福祉,将是这本书中最感人的一章,也是我们共同书写这一令人振奋的篇章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