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若不是有许多人的参与、合作与慷慨贡献，本书就不可能问世。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出现在了正文的叙述里，在后文中，我会花适量篇幅向他们致敬，并解释他们不可或缺的独特贡献。同时，我还要感谢帮助推进本项目的所有朋友和同事。不过，请允许我首先感谢给予我支持和建议的剑桥大学的同事们，尤其是洛兰·盖尔斯索普教授，他是社区、性别与社会公正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很自豪能加入该中心。除此之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学术合作者——犯罪学研究所的卡洛琳·兰斯凯博士。

我同样要感谢哈佛大学的同事们，尤其是威廉·詹姆斯心理学教授兼群际关系实验室主任詹姆士·斯达纽斯先生，是他为我提供了访问研究的机会。感谢同在14楼办公的隔壁邻居玛瑞斯卡·卡帕迈尔教授，以及盛情邀请我在其开创性的道德认知实验室做研究报告的乔舒亚·格林教授。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海地、中亚、伦敦、纽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司法协会人权委员会工作的同人。尤其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朱迪思·勒威易和萨布丽娜·阿瓦基安，还有司法协会人权委员会主席柯斯蒂·布赖姆洛，以及与我并肩反抗女性生殖器割礼（FGM）的欣兰·塞缪尔。

不过，还有一点我必须补充：在我为写作本书而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我采访、追踪、咨询、折磨过无数人，还曾与许多人争论和同行，其中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出现在了正文中。另外，上面未提及的其他一些通信对象、同行、学术同人和参与者，对我的想法和研究方法亦有启发，因此也在正文中出现。

本书末尾附上我能列出的全部名单。然而，考虑到这项调查的特殊性，有些人以真名出现，而其他一些人不得不采用化名。有时候，我不得不改写某些明显可辨的特征和特定的情境，以便保护当事人——既是保护他们的隐私，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保护他们（或身边人）的人身安全。

他们当中，有些人经历过或仍将面临相当大的风险，有些人受到过生命威胁，有些人被伤害过，还有少数人冒着巨大的风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能对他人有所帮助，这同样是我的心愿，也是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

有些人踏上了危险的征程，穿越常有危险分子出没的危险地带，这堪称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而又不为人知的旅途。而另一些人则返回危险国家或地区，即便那是被国际机构认定为高危、不稳定的地方。所以在此我明确告诉读者，在必要的地方，我会像欧文·亚隆在《爱情刽子手》中所写的那样，努力创造出一种无法穿透的“伪装”。

如亚隆在书中所言，某些情况下，保护当事人身份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所谓的“象征性替代”，或者用他的话说，是将一个人的背景或身份“嫁接”到另一个人身上。巴拉克·奥巴马在《我父亲的梦想》中就采用这种方法处理了某些人物。在做类似的删改时，我努力保留了奥利弗·萨克斯在《错把妻子当帽子》中所说的“他们生活中的基本‘感觉’”。所有这样的处理，都是为了确保所涉人物的隐私和个人安全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因此，本书涵盖各种类型的素材，从披露真实细节的具名叙述，到不得不虚构的叙述，再到那些已经过融合或拼贴的叙述。

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我采取的方案是创造连接性素材，并努力开创一种不同的写作方式，将虚构与非虚构元素融合在一起。基于保密性或敏感性的原因，全书从头到尾的对话部分都经过了必要的编辑。有些对话经过了修改，或是在回忆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来，或是由于长度所限进行了压缩或改写，或是为了保证行文连贯性而从背景事件中演绎出来。

我会试着传达不同口音和说话方式的感觉。我与当事人在讨论中常常使用到不止一种语言，而我通常（但并不总是）将对话简化成单一语种。在当事人描述与第三方的对话或场景时，我努力本着整体叙述的精神，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这些场景。

由于叙述上存在缺环，或者出于保密性和安全性的原因，在有些地方我不得不寻找替代性内容。我的方法论源自约翰·伯兰特那本影响深远的《午夜善恶花园》，即将“严格的非虚构性”与“忠实于人物和事件核心走向”所建构的元素相结合。但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做法必须同时运用到调查能力和想象力，约翰·勒卡雷（在另一种语境下）将其简洁地描述为“融合经验与想象力”的实践。

因此，本书的某些部分就必然是依托于最可靠的现有证据而做出的虚构再想象。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即保护当事人的个人安全或隐私。非科学性叙述基于的都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描述。这些叙述既不属于新闻报道，也不属于官方调查。否则，这将是一本全然不同的书，也许会很有趣，但全然不同。现在这本书包含的叙述，表现了人们如何思考和谈论自己的生活，并试图展现这些生活的面貌。在这样的调查中，被提升至中心位置的是奥利弗·萨克斯在《觉醒》中所称的“这些人所处的生存环境”，它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图像、观点……以及想象的运动”。因此，我尝试探索一种不同类型的书，将科学与叙事、非虚构与虚构元素融为一体。

这不是探讨认识论（或其他任何问题）的专著，但需要表明的是，过去30年里的两个重要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和华康德（包括与后者宝贵的通信，尤其涉及我在剑桥的研究），以及他们倡导的积极的、沉浸式的主题研究，深刻影响了我的方法论。此外还要指出，我赞同批判学派的观点，认为社会力量以及对个人和社会的社会性建构都极其重要。但我同样相信，在这些已然错综复杂的过程之外，还存在其他超出或与之复杂交织的东西。本书试图探索（但并不自诩能解决）这种纠葛。简而言之：先天和后天都很重要。

我们的行为不取决于生物学或环境，也不取决于遗传或社会学习，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并且，我们在任何情况下的社会学习机制都可能是由进化塑造的。这本书的方法论和道德立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去甚远，事实上可谓截然对立。进化是事实，而不是价值。因此，这本书旨在服务于哲学家彼得·辛格清晰阐述过的一个项目：纠正进步论者对达尔文思想的解释力。书中偶尔会出现完全依赖二手资料的人物小传，对于这种情况，所有引用的原始材料都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书中出现的一些思想实验或假设是完全虚构的，除非文中提到了启发它们的特定案例或事件。

这本书基于一项始于九年前、扩展至四大洲的研究，同时也基于我作为人权律师超过25年的实践经验。书中采取的所有保护措施都依照当事人的意愿。我感激他们所有人，尤其我在国外的那几个月里，在每一个令人震惊和大开眼界的日子里，感激他们的陪伴。他们过去是、现在仍是这本书的心脏和脉搏。

德克斯特·迪亚斯御用大律师
2017年1月于伦敦/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