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道德的基础是社会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以及行为模式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以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发展为研究视角，对国内外研究成果做以下梳理。

（一）国内研究现状

1.美德界说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学者们试图以“道德”为参照对象，从“道德”与“美德”的比较关系中界定、明晰美德概念。就具体内涵的界定，代表性观点如下：

其一，内在规范说。王海明教授从美德与道德的关系范畴出发，界定“美德”概念。“美德与道德，都是一种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道德是外在的规范，是未转化为个体内在心理和道德人格的社会规范；而美德则是内在规范，是已经转化为个体内在心理和道德人格的社会规范。”[5]同时，他认为美德有两种境界：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当一个人把美德作为追求利益的手段，不是为美德自身而是为利己而追求美德，便是一种美德他律境界；因为美德不断带来快乐和利益，逐渐使得个人日趋爱好美德，为了美德而追求美德、欲求美德，美德由手段转化为目的，便由美德他律升华至美德的自律境界。但无论如何，从发生学的维度考察，美德的自律境界都不会是一个人最初的道德需要，定然历经把美德作为手段的美德他律阶段，美德自律从发生过程讲，建基于美德他律要求之上。[6]

其二，“美”的道德形象说。学者徐少锦从审美视角界定美德：“道德美即善美或美的道德。指能引起人们愉悦情感或美感的道德形象，换言之，就是具有审美价值的道德形象。在本质上，真善美的统一是其前提，但不是善的内容与美德形式的简单联结，而是一种道德美学化和审美道德化的高超境界。”[7]显然，学者徐少锦等的独特视角，打破了就道德论美德或就美德论道德的狭隘运思，基于真善美相统一的轨道，紧贴形象文字的特点切入问题的主题，在这一点上相通于亚里士多德的“状态好”的审美意蕴，是中国人研究美德概念的独特运思。

其三，优秀道德品质说。王华认为如果把美德仅看作古今一以贯之的在当代仍发挥着积极影响作用的那些德目，范围似乎过于狭窄，但如果把美德看作是优秀道德品质、精神、气节、情感、礼仪的总和，范围又过于宽泛。对美德下一个比较简单且易于把握的定义是必要的：“美德就是美好的道德，它是一定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推崇并尽力奉行的优秀道德品质的总和。”[8]

其四，美好德性德行综合说。许建良认为“美德是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德行，这些行为不仅是与基本生活紧密相连的最为普遍的生活准则，而且是人的生命原动力的流淌，受到人们普遍的赞美。美德作为优雅的德性，是静态上的关照；在动态的层面，美德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审美的结晶，两者的整合，才是完整的美德。”[9]基于美德的词语学意义审视，他认为美德之所以美，一是受到人们的普遍赞美，二是大众推崇的、社会最为需要的道德行为。就美德与道德的定位而言，他认为不存在美德高于道德的理由，美德和道德是统一的。唐凯麟认为，美德是对优良的道德行为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做出肯定性评价的概念，但认为美德的道德层次和道德价值高于一般道德。“美德”不仅表示某行为符合道德要求，更表示其道德价值充分体现了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理想。[10]又如栾传大强调美德是一种良好行动。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行动。[11]

无论把美德本身界定为道德规范、道德形象、道德品质或者道德行为，中国学者大都不乏道德与美德比较的视野。他们大多肯定道德是美德的基础与原因，美德相对于道德具有自律性特征，即是说追求美德不是为着外在的荣誉或利益，而是为着美德的内在利益，为着美德本身而追求美德。吴宓认为道德高于风俗习惯，美德高于道德，美德是一人之本性，众人之所同具；[12]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把现在人们所说的比较高的道德独立出来称之为美德，更合乎逻辑……美德是只允许表彰，只允许鼓励，不应该因为没有达到某种理想的程度就对他进行舆论的谴责”[13]；“道德是基础的，美德是超越的，或者说美德是提高的”，“美德即是对道德卓越追求”[14]。美德的外延比道德小，美德的本质在于“美”，在于其典范性。[15]康宇博士把道德区分为常德、美德、圣德三个层次，认为美德是代表主体的道德理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普遍和永恒价值的德性。[16]由此，美德在整个伦理道德体系中便处于较高层次，具有基于现实基础上的理想性特征，在伦理生活中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同与遵奉。

2.关于中华传统美德概说

关于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内容。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化方针的提出，使得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进行中外学术与文化交流。美国学者麦金太尔《追寻美德》一书的出版和译介，在伦理学界引起对“美德”的重新关注和广泛讨论。此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使用“中华传统美德”的概念，并从不同的视角概括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与主旨内容。较有影响的观点如下：

其一，从对传统道德“精华”与“糟粕”两分的基础上，以体现“精华”部分的德目概括传统美德所指。罗国杰先生认为，传统美德由基本美德、职业美德、家庭美德和文明礼仪四部分组成。其中基本美德涉及仁爱、中和、诚信、正义、节制等十八个德目。[17]王泽应认为“传统美德是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是传统道德中那些比较好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集体之间以及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关系的本质要求的传统道德原则、规范、范畴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其中以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为核心。[18]肖群忠认为“传统美德是指传统道德中那些以时代标准衡量，在今天仍有价值的合理成分和精华内容。而传统道德一般指我国先哲创造的（以1912年前儒家道德为核心）并在历史长河中为老百姓践行的道德。”[19]颜毓杰认为传统道德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反动性的传统道德、二重性的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传统美德包括公忠爱国，国而忘家；仁爱无私、助人为乐；诚实守信、诚恳老实；严己宽人、谦虚礼貌；敬重父母、孝慈统一；勤学求索、勤俭节约；刚直、勇敢。[20]

其二，从传统道德历史流变的角度，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德目”概括传统美德全貌。张锡勤基于历史还原和分析方法，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是一个多层面的矛盾复合体，精华部分仍是滋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源头活水。他认为孝、忠、友悌、仁、恕、智、勇、诚、信、廉、耻、谦、让、谨慎、勤俭、公正、宽厚、贵和、知报、中庸、自强等德目，集中反映了中华传统美德的全貌。[21]樊浩认为中华传统美德就是“在自觉的或习俗的道德规范中那些为大部分人所接受并奉行的、对民族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具有必然性、合理性的”，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挥着影响作用的那些德目。[22]他从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的历史沿革及其民族性内涵出发，概括出十个具有代表性的条目：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

其三，基于德行论的思考维度，或侧重德行表现或侧重传统美德自身特性进行分组或分类界定。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2012）针对人们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不同领域，侧重人们的德行表现概括了13种：勤劳勇敢、厚德载物；勇于探索、务实求真；胸怀天下、公忠为国；民族和睦、四海一家；酷爱自由、勇于斗争；励精图治、济世安民；廉洁奉公、清正严明；忠于职守、敬业乐业；以教兴国、正风敦俗；家庭和睦、孝慈友恭；以道交友、以友进德；乐群贵和、尊礼重义；德量涵养、躬行践履。[23]陈来先生从古代德性体系总体出发，概括了性情之德（齐、圣、广、渊、宽、肃、明、允）、道德之德（仁、义、勇、让、固、信、礼）、伦理之德（孝、慈、悌、敬、爱、友、忠）、理智之德（智、咨、询、度、诹、谋）。[24]

其四，基于传统道德具有的思维整体性特点，立足处理人与自身、人与家庭、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然的逻辑顺序，以道德范畴为维度进行分组概括。张立文先生概括六个范畴群：人心德目群（爱、耻、善、毅、诚等）、家庭德目群（孝、悌、慈、敬、俭等）、人际德目群（仁、义、礼、信、恕等）、社会德目群（忠、廉、公、洁、勇等）、世界德目群（和、合、强、美等）、自然德目群（顺、道、和等）。[25]

其五，从培育中小学生中华传统美德的角度出发，依据中小学德育大纲提出的德育目标，采取正向与逆向探索相结合的方法，提炼出12个德目：立志勤学、爱国爱民、天下为公、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友爱、诚实守信、勤劳节俭、谦虚礼貌、律己宽人、求索攻坚、整洁健身。[26]

总之，传统美德是一种优秀道德理念、道德规范，还是良好的品质或良好的行动或者规范、德性、品质的综合，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之间稍有分歧，强调重点有所不同，但中国学者大都倾向于从道德规范视角以具体德目来表述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虽然关于德目的分类方法、分类依据、表述形式上有所不同，侧重内容也存在差异性，但仁、义、礼、孝、忠、信、和、敬、耻，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传统美德。

关于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特征。中华传统美德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不同于其他道德形态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独有伦理属性。王殿卿从传统道德的整体特征进行总结，认为传统美德的本质特征是：以集体为本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信念是传统美德的灵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传统美德规范的核心。[27]张锡勤从与西方道德相比较的视野，总结了三点特征：家族本位主义、较强的政治性、非宗教性。[28]杨秀香从伦理思想角度切入，认为传统美德具有五个特征：“仁者爱人”的人道倾向、家国本位的群体意识、辨人性善恶重精神生活、“为政以德”的德治主义、修身教化达圣贤之道。[29]赵炎才从历史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概括了四个方面：理论形态方面为总体适应与具体时代并存；基本架构方面为经典纲常与世俗规范互动；发展模式方面为内涵传承与主体创新统一；价值理念方面为浪漫理想与浓厚致用相结合。[30]王华从美德整体性特征出发，认为美德具有典范性、共同性、人民性、传统性、客观性、层次性等特征。[31]

关于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问题，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现代化是与传统的完全割裂或剥离，还是在扬弃基础上的批判继承，在此问题上，大多数国家都选择向传统回归，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中萃取现代化的能量。“中国”学者基于不同视角论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其一，基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陈先达认为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应从广阔的视角具体分析。向西方国家宣传中国传统美德，有利于改变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历来西重东轻的局面；对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儒家美德发挥重要的道德教化作用，能应对东亚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年轻一代的道德问题；在社会主义中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32]

其二，基于挺立文化自信的视角，王泽应肯定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价值。他认为，文化自信的根基与源泉在于伦理精神自信，只有加大力度培育伦理精神自信并以伦理精神自信推进挺立文化自信，才会使政治经济建树和文化建树获得强韧的精神依傍，产生“尊德行而道问学”的妙用。[33]

其三，基于儒家文化圈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王殿卿认为儒家传统美德是东方各国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力量。从东亚各国的实践看，赋予传统美德以现代化的理解和阐释，它不仅没有成为现代科技进步和经济腾飞的桎梏，而且成为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强大凝聚力和内驱力。[34]

其四，基于中华传统美德是文化软实力的视角，肖群忠认为传统美德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个人都有重要时代价值。从国家维度，传统美德是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从社会维度，传统美德是人际和谐、人民幸福的可靠保证；从个人维度，传统美德是安身立命、养生防病的丰厚滋养。[35]

其五，基于塑造现代化过程人文精神的视角，樊浩认为中华传统美德是具有浓烈人性气息和人情味的道德观念，体现了人类生活最本来的面貌，具有最稳定、最恒定的价值。在东西方各国面临道德危机、人文精神缺失的当今之世，中华传统美德不仅具有民族意义，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36]

其六，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视角，不少学者概括了中华传统美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肖琴认为，一是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基础；二是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规范；三是提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方法。[37]贾新奇等认为，传统道德的德目可以直接或经改造后进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德目的展开、细化、可操作化提供现成样板。[38]陈桂蓉认为，以中华传统美德为切入点能提升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感，中华传统美德的经典范本与经验范本能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参照和借鉴。[39]

3.关于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发展

中华传统美德是否具有继承性以及应如何继承的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道德具有可继承性在学术界业已达成基本共识，对于中华传统美德继承的内容、方法等具体问题，学界能够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内容与形式的多维视角中，以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提出诸多启示性观点。就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现状与时代境遇，少数学者也进行了调查分析。

第一，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内容。从“变”与“不变”的辩证思维出发，有学者认为：与特定社会制度有关，随着制度变化而变化的道德是“可变的道德”；人类社会生存需要的一些基本道德是“不变的道德”。比如，仁爱、正义、守信、礼让、理性、和平、正直、廉洁等，不仅是传统的而且适用于现代乃至未来社会，这些“不变的道德”是可继承的内容。[40]肖群忠从传统道德本身性质出发，认为修身美德、家族美德、社会及行业道德中的合理因素可以直接为变化了的当代民众生活所继承，而对于封建国家政治伦理却是应该抛弃的。[41]张博颖从新时代历史方位出发，认为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的道德精神与具有时代价值、民族特色的内容应该加以继承和弘扬。[42]

第二，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方法。在思想观念上肯定中华传统美德继承必要性的同时，需要回答如何继承的方法问题。一是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出发。张岂之认为，无论包括中华传统美德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不可能是纯之又纯的文化形态，因此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继承原则是必要的。但同时，要认真细致地区分精华与糟粕，研究它们的依存条件和相互关系，在恰当取舍的基础上进行继承与创新[43]；二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出发。罗国杰认为，继承中华传统美德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综合创新和古为今用原则，对经过选择而吸收的道德遗产，根据社会主义社会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根据当前社会进步的需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予以加工和改造。[44]肖群忠认为，要弄清楚传统美德中有什么，今天我们需要什么？然后根据今天缺乏的需要去继承传统美德中有且至今有合理性的东西[45]；三是从传统道德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维度出发。唐凯麟认为，传统美德的继承应能够适应现代“工业—市场—信息”的道德文化要求，赋予其以现代意义。从实践层面而言，培育和造就社会主义新生文化主体，是实现传统美德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辩证统一的重要前提[46]；四是从传统美德自身结构出发。朱贻庭指出，文化生命的基本结构是“形神统一”。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一要发掘蕴含其中的“古今通理”，即道德文化的“神”；二要考虑其“形”，重视对承载传统美德的载体保护。[47]

第三，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现状。关于中华传统美德传承的现状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大量的理论层面的定性研究相比较基于田野调查的定量分析可谓十分匮乏，但为数不多的调查研究仍能反映出传统美德在当今时代传承的基本状况。北京联合大学张晓昀针对大学生对传统美德认同和践行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面临道德选择时，当代大学生能够对仁爱、和谐、孝亲、诚信等传统美德给予充分肯定和认同，同时当代大学生平等意识和独立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对于涉及公私利益关系的传统美德认同度相对较低，呈现出务实理性的态度。[48]李建华教授对忠、孝、和、礼、义、仁、恕、廉、耻、智、节、谦、诚13项中华传统美德在全国范围内的认知、践行及公众评价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公众认为，传统美德中孝、诚、和、廉最为重要，孝与和的实际践行效果最好，但“廉”在当前社会践行状况最差。此外，调查反映出一些被公众认为是弱势的社会群体（比如，学生群体、农民工群体、女性群体）正在成为我国传统美德践行的榜样。[49]王淑芹对首都大学生诚信道德（学习诚信、考试诚信、求职诚信、贷款诚信、情感诚信、交往诚信、消费诚信）状况进行了实证性调查分析，反映出作为传统美德中重要一项的“诚信”在当前大学生中的传承状况。[50]康宇博士以儒家传统美德的诚、仁、义、忠、信等25个道德范畴为考查点进行实证调查。结果显示、行仁重义、勤俭节约、孝悌等仍受推崇，“五常”仍是人们恪守的基本道德规范，诚信观与传统社会不同，表现出与自身利益的密切相关联性；诚、忠、谦、廉耻、忠恕受到市场经济冲击，处于自身发展的两难困境之中，催生其现代转型。[51]

4.中华传统美德现代转化的思路

中华传统美德无疑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但如何批判性继承，需要确定转化的标准、路径以及依据的原则，否则所谓转化只能是抽象笼统的空谈。从处理好全球化与民族性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应对传统美德现代转化面临的时代挑战出发，学界形成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结合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华传统美德只有坚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同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相结合，才能实现现代性转化，发挥道德功效。罗国杰指出：“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也只有同我国的革命传统相结合，同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相结合，才能具有时代意义”[52]，才能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总体系。

第二，以契合现代民主社会要求为目的的“适应论”。这种观点认为，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中华传统美德只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需要，现代社会生活中传统美德的转化应以契合现代民主生活为客观必然性依据。例如，万俊人认为儒家伦理道德要开掘新的道德文化资源，以现代公共理性方式消解传统伦理中的局限性、狭隘性和阶级性，与现代民主社会的结构性或制度化要求相适应。[53]

第三，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改造论”。这种观点认为，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美德应被赋予新的现代化理解，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道德内容灌注新时代内涵，使其得到再造和发展。例如，王殿卿认为传统美德现代化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内驱力和凝聚力[54]；李建华等认为，任何道德遗产都带有时代印记，对待传统道德不能直接地、原封不动地挪用，应根据历史条件、社会利益、时下道德建设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造创新后才能被吸收[55]；王易等认为，实现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要根据当前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遵循现代化原则，在内容、价值、方式等方面进行充实、更新与改造，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道德。[56]

第四，建立在主体现实责任基础上的“创新论”。这种观点指出，任何文化主体都不能摆脱传统的存在，人们总是处于“传统的掌心”中，与其纠缠于在形而上学思辨中永远难以说清的传统，不如面对传统存在的客观事实，在实践上进行关于传统美德现代转化的努力。传统本身并不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保守封闭的是接受和利用传统的主体。实现传统美德创造转化，关键是树立主体现实责任意识，培养主体创造精神、创造性品质，创造一种能发挥传统美德积极功能的文化生态，最大限度限制其消极效果产生。[57]

以上四种学术观点从历史大背景与社会发展大势的宏观角度对中华传统美德现代转化进行研究探索。除以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外，一些学者也从自身学术视野出发，提出中华传统美德现代转化的创新性观点。王杰从传统文化主体价值维度出发，强调中华传统美德现代转化应该契合人的全面，肯定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价值意识[58]；王秀阁认为，中华传统美德现代转化应有整体性视野，坚持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刘孜勤认为，传统美德现代转化首先应当对其核心理念和具体德目的历史流变进行梳理，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转化标准；赵士辉强调，传统美德现代转化应注重恩德与耻教的现代价值；郭卫华主张，应立足中国现代道德建设实践，从中国情理精神和理性精神相比较出发进行转化创新。李杨通博士认为，中华传统美德现代转化应回归“平凡的道德观”。[59]

对于中华传统美德的研究除了以上所述整体性研究之外，也有关于某项中华传统美德（如：忠、孝、仁、廉、俭、诚信、和合、知耻等）的专题性研究。[60]此类学术论文聚焦于传统美德微观研究，注重通过具体细致的个案分析探索中华传统美德当代继承与发展，为本书写作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针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研究成果十分稀少，但对“美德”概念的使用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发展到现代美德伦理学，“美德”更是一个广被讨论的重要概念。

1.关于美德的界定

第一，古典德性伦理的德性说。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道德命题，强调理性在美德中的重要作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基于“灵魂三分法”理论，认为正义城邦的建立需要哲学家、护卫、生产者各司其职，相应提出“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种基本德性；亚里士多德则是第一个较完整地论述美德理论的哲学家，他将人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德性”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德性，马有马的德性，杯子有杯子的德性，人有人的德性。德性从静态静观意味着事物所处的状态好，从动态考察意味着功能发挥得好。每一种事物在整体客观世界构成中的地位、功能和属性的不同，决定了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独特的德性，马的好的德性绝不等同于人的好的德性。人的独特性在于人自身具备理性，会思考，因此人的好的德性便是把人会思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过一种沉思的生活，但这是几近神性的生活，对大多现实的人而言，应该追求在分有神性的基础上，过一种有德性的第二好的生活。美德便是一种德性，是一种避免“过”与“不及”的中道。在柏拉图提出四元德基础上，他丰富和拓展了德性范畴，例举了勇敢、节制、慷慨、大方、大度、友善、诚实、羞耻等具体美德德目。[61]

第二，现代美德伦理视域中的优秀品质说。麦金太尔认为美德是为着追求实践活动的内在利益而获得的一种优秀品质。美德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对它的拥有与践行使得我们能够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利益”[62]。他强调这种实践活动“意指任何融贯的、复杂的并且是社会性地确立起来的、协作性的人类活动形式”，通过它“人们获取优秀的能力以及人们对于所涉及的目的与利益的观念都得到了系统的扩展。”[63]美德的养成离不开实践活动，且这样的实践活动具有融贯性、复杂性和社会性，任何个体孤立的、片断性的、简单活动都不应被称为实践。良好品质的养成，一定在具有公共性的集体活动中才能发生。就美德与道德的关系而言，麦金太尔认为美德是道德的原因。

东西比较而论，西方伦理学和中国伦理学视域中的“美德”概念在话语范式表述上存在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或说“德性”概念与中国的“德性”相比，外延涵盖得更为广泛，它泛指所有事物的卓越品性，而中国的德性概念只使用于人自身，且主要指向人的优秀道德品质；西方文化中的“美德”是与“恶德”相对立、相区分的一个概念范畴，但中国文化中“美德”概念的界定更多见于与“道德”的比较和分别，强调美德高于道德。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关于“美德”内涵，都强调它是与一个人感情相关的、一贯的、稳定的行为特性，表现为一个人优良的道德品性。关于美德养成，都强调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强调道德共同体对个人美德形成的熏陶与濡化作用。

2.关于中华传统美德的研究

国外研究鲜有以“中华传统美德”为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他们的研究大多从生活文化角度，以在中国多年的生活体验为基础，观察中国人日常生活与处事之道，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儒家伦理思想分析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性，反映出中华传统美德在中国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结构、行为特性方面的文化烙印。[64]较为直接反映中国传统美德题材的著作有英国人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他以具体事例作为充足论证，映射出中国人所特有的传统美德（例如勤俭持家、勤劳刻苦、讲究礼貌、能忍且韧、仁爱、孝悌等）。他认为，只要中国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品性缺陷，弘扬自身美德优势，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警示中国人最缺乏的是真诚品质。“当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真诚的品质重新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时，那么中国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因他们的无比勤劳所带来的全部补偿。”[65]英国人罗素撰写的《中国问题》以深刻的历史感和全球意识来看待中国种种问题，对中国人性格、文化、教育等进行了深入分析，虽有偏颇之处，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中国道德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如果中国的现代化一味屈从西方文明和西方模式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重要”。“寻求政治独立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实现中国的传统美德和西方的技艺结合的一条途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么，政治上的独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66]日本著作《三只眼睛看中国》，三个作者以三种眼光来观察中国。内山完造从生活文化视角观察研究普通平常的中国人，看到了他们奇特不凡的伦理美德。渡边秀方本着学者做学问的严谨，基于同日本及西方相比较的视野对中国民族特性优缺点进行分析。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原惣兵卫对整个中国民族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国人无所谓美德和生存价值支柱可言，已是一个没有前途和希望的民族。[67]由此反映出，基于不同意图或目的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难免主观偏颇与支离碎片化。比如，国外大多从《孝经》中了解孝德，事实上中国“孝”之内涵与精神实质及道德实践，要比文本经典所记载与言说的复杂得多，远远不是一部《孝经》可以完整体现与反映的。

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外出现一批著名的汉学家，他们以比较视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儒家伦理，渗透着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看法和认识。他们的著作[68]涵盖面极广，皆包含着内在比较思维，以自身文化的外部视野解读中华传统经典、中国人物、中国思维、中国现象等，为整体性认知中华传统美德提供了广阔视野。近几年也有学者从东西文化不同语境出发，比较总结儒家美德的独特性。例如，大卫·王认为，实现儒家美德的过程通常发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且一个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最充分的人格。[69]这种认识无疑是深刻的，为理解中华传统美德在传统社会的重要性提供了确证。

3.总体评述

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人的精神标识与性格特征的体现。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学界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相关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和主旨内容，研究不够系统深入。中华传统美德博大精深，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具体的时代背景，党和国家具体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的不同，道德建设的内容反映出明显的时代变迁性特征。不同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任务不同，所倡导的中华传统美德表现出时代差异性，同时内涵也随之发生流变。但以往研究中，关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华传统美德包含的具体内容与内涵发生的流变，缺乏系统完整的历史梳理与总体上的归纳总结。

第二，关于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与转化的理论问题，缺乏整体性研究。学术界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中央文件、重要会议精神、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分析论证新时代背景下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二是论证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道德资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滋养作用。但对哪些传统美德可以直接继承构成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哪些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与现代价值体系同中有异，需要重新解释、重新界定，实现创造性转化，以往的研究显得零碎与表层化，缺乏精微细致的分类、筛选和分析。关于继承与转化的具体步骤、方法路径，学界的讨论比较宏大、分散，理论建构不够系统完整，缺少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

第三，具体到新时代传统美德的发展与转化，当前研究存在学理性不足、时代性不强、视野不够开阔等局限性。中华传统美德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创新，尤其关涉到具体德目如何转化，学术界鲜有系统论述。大多研究成果笼统、零散，停留在动员式宣传层面，未能进一步作深层次学理分析和论证；有些研究虽然不乏深入细致，但并不切近“新时代”主题，缺乏新时代道德生活指导意义。

总之，作为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发展和现代转化问题，仍有充足的学术研究空间，完整系统、深入细致且扣紧时代主题的专题性研究，成为当务之急。本研究旨在竭力弥补以往研究的空白与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