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村工作队

1976年，谁都希望但都预料不到，这一年成了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终点。

这一年，市民政局党委在全系统组织开展基本路线教育，为了体现对知青工作的重视，把所属的火村果园农场，作为开展路线教育的重点单位。同时，出于培养青年骨干的考虑，从下属事业单位、福利厂选调了一批人，由局政治部主任徐源本带队，组成了工作队进驻农场，从当年9月到翌年2月，历时半年之久。

火村果园场，在广州市远郊萝岗镇的辖区内，交通虽然有火车、长途公共汽车，但车站离农场都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出行并不方便。但地理位置离广州市区近，总算是个不错的知青安置点。因此，除了正常毕业生分配渠道来的，还有带照顾的成分的，比如来自民政系统、省直机关的干部子女等。

农场设有场部，下有基建队、大田队、种植队、养殖队、小工厂等。我和来自民政局所属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另两位同志，合成一个小组派到小工厂，当时也称“五队”。住宿则和分在“三队”的工作组同志一起。

那时候，不能说我做思想工作没有一点经验，但是做知青的工作，相比做学生、青年工人的工作，完全是两码事。对当时情景有下面的记载：

“我觉得，要改变知青队的面貌，就要做好后进知青的转化工作。但一开始和个别比较后进的青年接触，就碰了钉子。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不吭声，再三问也不开口，反倒听到讥笑、讽刺的声音；开会要求遵守会场秩序，他们不听。耐下心来和他们交谈，除听到粗言烂语外，没有几句正经话。有的还声言不和工作队讲道理，认为工作队是来整他们的，戒心很重。”可见，“文革”的“造反有理”“读书无用”和“怀疑一切”，对青年的荼毒有多深。

虽然腿不方便，但与农场知青的“三同”我坚持了下来。除了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外，每到假日回广州，我就去家访，与家长一起做思想教育工作。

有一次，要找一位青年谈心沟通情况，我和另一位同志白天两次到家里，都找不到人，只好晚上再去，等到11时多，才见上面。此情此景触动了这位年青人，他敞开了心扉，一直谈到深夜12点多，向我们反映了很多具体情况。我们在工作中注意继续帮助他，后来他的变化很大，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成了队里的骨干。

还有一次，我费了老劲找到家住得很偏僻的一个知青家里，他又惊讶又感动地说：“怎么都想不到你会来我家，工作队同志这么关心，我一定改正错误，争取做好。”小伙子真没有食言，在后来的表现中有了明显的转变。

由于五队和三队离得很近，两个队是合用一个大厨房。我看到厨房的鼓风设备年久失修，就和队友一起对其做了更新改造，减轻了厨房知青的劳动强度。当时伙食条件差，每天都是糙米加青菜，每顿3～4两米饭，隔天有3分钱猪肉，也就是每周只有1角钱肉食。肚里没油水，白天干活累啊，有的年轻人熬不住了。

一天深夜2点左右，突然有人把我推醒：“嘿，王同志，吃烤雀仔吗？”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眼前晃了一下，我迷迷糊糊摇摇头，又睡了。第二天，我走到一间知青宿舍，感觉怎么有点怪怪的，再仔细看，床全都变矮了！在我的追问下弄明白了，原来他们白天抓了几只小鸟，等天黑后偷偷开荤解馋。他们不敢到厨房去，没火怎么办呢？索性“就地取柴”，他们把自己宿舍里的床腿锯了下来，“野外烧烤”就成了。

我暗暗侥幸：好家伙，幸亏没吃！否则我这工作队同志也“下水”了。

我们到农场的时候，知青新宿舍已经落成有一阵子了，但屋里的窗框一直没装上玻璃。岭南冬天气候是湿冷湿冷的，特别在城外没有建筑物的阻挡，北风呼呼刺骨难熬，连壮实的男青年都扛不住，女知青更是叫苦不迭。我见此情景，主动去找领队的大老李商量：我们设法把玻璃装上吧，这件事是早应该做的。李景华组长很快与场部协调，解决了窗户玻璃来源，紧接着带领小组同志，几天时间就把玻璃全装上了。从这件事开始，队里知青对我们的“戒心”开始化解了。

最初，我召集五队的知青开会，屋子里没几张像样凳子，人都靠着墙根蹲着、挤在门口站着，实在不像开会的样子，他们以前都是这样。这状况不行啊，我脑子一转，先做了个坦诚的检讨：“工作队召集开会，却没有凳子给大家坐，是我们没准备好！”以后我们在屋里增加了凳子，人坐整齐了就有开会的气氛，“正常秩序”在无形中被大家慢慢接受了。

阿强和阿鸣，他们俩在队里最不服从“管束”，是让知青队长挺头痛的“人物”。阿强的家庭条件较困难，阿鸣则是干部子弟，这点从他们平时的衣着就能看出来。我在晚上经常到知青宿舍聊天，借此指出他们的毛病，哪怕看到一点点小进步，也及时在场面上表扬。当寒冷天气要来时，我注意到阿强的衣服很单薄，借回厂办事的机会，我托人弄了一张计划内的棉衣票，当时候可稀罕哪，给一个厂统配下来的也没几张啊。凭它我到高第街商店买了一件大号蓝色棉衣。当把新棉衣送到阿强手里时，他愣住了，用手在眼角拭了一下，低着头久久不语。

1976年3月5日，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那几天，父母的心情似南方的雨天阴沉沉的，父亲下班回来就坐在客厅，不停地抽烟，话也少了。几天后，我们单位已经准备好了开追悼会，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说不开了，也没有任何解释。怎么办呢？我和两个要好的伙伴不约而同想到了一块，在朋友家里自设了灵堂，我们默默无语肃立着，一起遥祭敬爱的总理。接着，也就半年时间里，朱老总、毛主席竟先后离去，巨大的悲痛阵阵袭来，大家有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10月初的一个晚上，两个组的同志在宿舍床上盘腿坐着聊天，我摆弄着一部巴掌大的微型收音机，突然，从微弱的信号中断断续续传出“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久违的歌声让大家惊喜不已，真有绵绵阴雨中突然见到一缕阳光的感觉，苏丽英情不自禁跟着唱了起来，我们赶紧摆手示意她小声点啊，这歌是上面不让唱的。

“四人帮”倒台了！我们和五队知青一起，兴高采烈地集合游行，从宿舍一直走到农场场部前，其他队也先后到了，我见到人们有种难以言语的轻松，欢笑声一片，热闹如同隔三岔五的农村赶集日。

1977年元旦后，工作队的任务基本完成了。毕竟费了不少心力，我没有完全放下心来，回城后又给曾经“帮教”过的知青写信，再三叮嘱他们要遵守农场纪律，安心劳动锻炼。2月间，我意想不到收到一封回信，下面是信的原样内容：

王同志你好

接到一信，我们心甚喜多得你的心情指教，关心教育，我，不少叫我做好工作，不正当事切勿做，但经过你教育后，我尽力学习，感谢你多的通讯帮助，但我文化太小写信不好请为原谅，如有空时间请到来舍下多的教育为要此致。

祝你身体健康

春节俞快

1977年2月11日晚11时25分提

强.鸣合

我看了信以后，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欣慰和感动。阿强、阿鸣这些小青年，放到现在看就是“调皮”“任性”，他们的心地是朴素、善良的，当时他们的表现，多是出于对希望和前途迷茫而“放任、发泄”而已。

我随后又写信，向五队知青干部了解近来的情况，也很快收到了回信，信里面说：“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特别在‘困难的时候’，尤其受到鼓舞。目前，队里的工作刚转入正轨，由于电木粉到今还没有，所以，原压塑车间的人力全部投入包装车间，除少数人开机器，大多数都是订盒的。人员、生产到目前为止才叫稳定下来，至于队里的其他方面工作，今后还要逐步来的。相信五队的形势一定会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的，请工作队同志等着好消息吧。”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难忘、很有意义的经历。在1977年3月召开的民政工业公司学大庆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会上，我讲了这样一段体会：

“在做工作过程中，自己自始至终注意坚持既做教育者，又做受教育者，处处注意学习知青的长处；重调查，对后进青年做认真研究，不凭主观想象；对有反复的青年不急躁斥责，而是耐心分析原因，更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后进知青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使队的革命和生产局面有了一些改观，自己从中也受到深刻教育，有了新的提高。通过三个月的锻炼，自己深感到这次确是为自己补了在工厂里难以补上的一课，使自己在改造思想上又有了新的收获。”

唯独使大家很难过的，是与我们一起参加工作队的广州档圈厂政工干部苏丽英，她是从海南回城的老知青，工作泼辣能干，是个很优秀的女同志。她不幸在1981年患癌症去世了，留下了不到3岁的小女儿。我们一起去知青三队、五队工作的同事，每当说起阿苏，都痛心惋惜不已。

思之得

无论是机关还是基层，领导干部的核心能力，体现在善于做“思想”活，缘由是你工作面对的是“活人”而不仅是“物件”。善于沟通思想的人，一般来说，合作系数、包容系数都比较高，在群众中容易站住脚，这比什么都重要。

让被领导者真的心悦诚服，你才可能将“承诺”付诸实现。领导者把话说得再好，不能开花结果，那就形同大街上的“标语口号”，时间长了，剩下的可能就是反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