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福利厂，她的历史贡献

对“福利生产单位”的起源，曾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秘书长的“老民政”林泰有过这样的回忆：“福利生产这项工作起源于1958年‘大跃进’，全国街道组织所有的闲散人员（包括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创办‘街道生产’。民政部门也办了许多工厂。”“当时民政部门组织的生产有几种类型：一是生产救济型，主要吸收社会困难户参加的工厂；二是助残型，主要吸收残疾人参加的工厂；三是优抚型，主要吸收烈军属参加的工厂；四是服务型，主要是为福利事业服务的工厂，如假肢工厂、助听器厂、火葬机制造厂、残疾人专用设备制造厂等。”

要更微观地了解福利厂的历史，可以从我们的厂子说起，它自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1958年创建的“社会福利五金制品厂”到后来的“电器五金制造厂”，再到1966年更名后的“东升电器厂”“电焊机厂”，它走过了近60年艰苦创业、奋斗发展的历史。它虽然是一个小厂，却是原生态社会里无数细胞之一，当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就成了观察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轨迹中一个真实的窗口。

它诞生于“大跃进”的年代，那时候并没有“福利企业”的概念。它的出发点是以安置城市贫民、烈军属荣复转退军人和残疾人为主，还有经改造从良的妇女、解除劳教人员，甚至在“反右”中提前从部队、公安队伍“退役”的人员，等等，体现了当时“教育人、改造人”和“给出路”的政策精神。广州市的这类单位从1958年成立起至1966年年初，上级管理部门是民政局生产教养科，直到民政工业公司成立后的1966年1月，才结束被“生产教养”的历史。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福利工厂是由民政局的“劳动教养”部门管理的，可能是源于特殊的联系或交叉，因为“劳动”与“教养”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特别要说的是“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的形式，这是党和政府解决当时困难的创举，体现了新生政权为人民的本色，在安置残疾人（当时称残废人）就业方面起了主渠道作用，使残疾人在劳动保障和社会发展中享受到他们的基本权利，这是盘古开天地的第一回，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人收拾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的本事。

作为南方最大城市的福利企业，它曾经拥有自己独特的卓越和光彩：在全市各类福利企业中，它长期经营状况良好，在系统内上缴利润最多；它拥有完整的技术装备，专业化生产水平比较高，同类产品的规格、型号齐全；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培养出来的企业骨干多；残疾员工安置比例高，培养出了最早一批残疾人骨干；作为公司系统企业全面整顿的样板，为全国福利企业改革提供了经验。

所谓盛极而衰，衰竭而亡，是无数福利工厂现实中的写照。如果说主客观原因，的确难分孰重孰轻，主观认识是来自当时历史条件的反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苛求前人。比如，市民政局每年开总结会，领导的工作报告一贯是把福利企业放到最后讲，是因为文章体例还是重要性排列，这我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没列入民政工作的核心业务。

从根本上说，问题的症结在于：一是体制上结构性矛盾，工厂长期实行“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事业性质成了单位的胎记，民政企业把它看作一件“破棉袄”，可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以当时的大环境和自身状况，要企业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成了难以逾越的悖论；二是当时的生产单位属计划经济的产物，习惯了二三十年“统购包销”的日子，企业内外都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其他强势行业无奈之下也纷纷“关停并转”，福利企业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到“文革”后期，曾热闹了一番的“民字不出头，工业闹归口”，实际上有它的合理性。当时能归口的，就是比较起来条件最好的，否则人家系统也不愿要。问题就在这里，把“好单位”放走，哪个领导愿意被人称作“李鸿章”呢？还有人站在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认为是部分的厂领导干部想离开民政，当时有“出生入死”一说，意思是离开民政部门的干部发展得快些，他们有机会安排到更有“前景”的岗位，亦同样能担当重任，这样的例子的确也能举出一些。最后，像电器厂、电器元件厂等有条件的厂也没有归口到机电行业。如此一来，客观上失去了行业保护、技术联盟、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乃至干部交换流动等方面的机遇，也成为后来走向颓势的潜在因素。

如同物质不灭原理昭示的，“天无绝人之路”，经过凤凰涅槃，在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托举下，借助国家长期坚持的减免税等政策，一些老福利企业枯木逢春，以它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了下来，而大批新型的福利企业则脱颖而出，成为解决困难群体就业的主要平台，它们是当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思之得

从救济型的生产单位到福利工厂，可能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制度安排。历史没有假设一说，辩证地看待过去，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客观性，对待过去，要理性地走进去，清醒地走出来。现实是将来的历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厘清立足的历史方位，规划未来的“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