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声乐演唱艺术的发展历程

中国民族声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中就有关于歌唱艺术的文字记录。到清朝末年，有民歌、说唱、戏曲等不同的艺术体裁，演唱风格丰富多彩，演唱技巧发展成熟，并形成了许多著名的歌唱流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声乐在这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主要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20世纪50年代，在民族声乐的发展路线问题上出现了“土洋之争”——继承民族传统和借鉴西洋美声之间的争论。“土洋之争”的结果是“应摄取民间传统唱法的精华，有机地接受外来进步的理论和方法，创造出以表现新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具有十足的民族气派，既富有地方色彩，而又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新的歌唱方法”。1957年，文化部举行的“全国声乐教学会议”明确指出：“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民族的声乐新文化，对西洋欧洲唱法要民族化，对民族传统唱法要继承、学习，并进一步发展提高。”这些政策性的论述明确了欧洲唱法民族化与继承、发展传统民族唱法的两条主线。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传统民族唱法受到充分重视，音乐界向民间唱法学习的良好风气逐渐形成，传统的戏曲、曲艺、民歌表演在社会上占有明显的地位。一些传统唱法的表演艺术家，如马连良、周信芳、骆玉笙、王玉珍等风格独特的艺术家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从1957年起，在文化部的部署下，各音乐学院相继设立民族声乐专业，培养民族唱法的声乐人才，如文化部和国家民委委托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民族声乐班，要求民族声乐班要“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提高和发展演唱能力”，一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民歌歌唱家应运而生，如蒙古族风格的胡松华、藏族风格的才旦卓玛等。曲艺界言慧珠、傅雪漪、刘慧琴等人的演唱风格也受到大众的喜爱。与此同时，郭兰英、汤雪耕、丁雅贤、白秉权等许多声乐工作者总结了民族声乐的共性特征和歌唱技巧，为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有效经验。其后，民族声乐歌坛上又活跃着诸如刘秉义、马玉涛、马国光、贾世俊、张振富、耿莲凤、吴雁泽、李双江等风格独具的歌唱家。总的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民族声乐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元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后，随着高等音乐专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学院派逐渐占据民族声乐界的重要位置，并掌握话语权。同时，欧洲声乐教育家、歌唱家的不断来访，使欧洲歌唱技法和中国传统的民族歌唱技法的结合进一步深入。面对理论系统、技术成熟的西洋唱法尤其是美声唱法，声乐教育界逐渐出现思想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结果是：美声技法受到重视和推崇，而传统民族唱法则渐渐走进了低谷，音乐界向民间唱法学习的意识逐渐淡化，戏曲、曲艺的演唱方法逐渐走向边缘化，源于戏曲、曲艺说唱艺术的民族声乐流派和代表人物慢慢淡出“民族声乐圈”。在这种一枝独秀的状态下，绝大多数民族声乐演唱家的主要职责就是唱民歌或者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创作歌曲，尤其是具有时政性的创作歌曲。而这一时期，许多以美声唱法为主的专业老师和歌唱演员投入到民族声乐的创新发展的研究之中，给民族声乐带来了很大的活力。经过多年的教育摸索和艺术实践，在民族声乐领域逐渐形成两种最具有影响力的演唱方法：一种是以民族传统唱法（主要是民歌唱法）为基础，借鉴了美声唱法的民族新唱法，代表人物如张也、阎维文等。另一种是在美声唱法的基础上进行民族化探索，即所谓美声唱法的“本土化”，以殷秀梅、戴玉强等人为代表。总的来讲，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末，民族声乐界呈现出美声唱法一枝独秀、学院派举足轻重的局面。

进入21世纪，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学习，中国民族声乐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民族声乐歌唱家们作为中国文化的名片之一，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为祖国赢得了不少荣誉。民族声乐歌唱家宋祖英2002年在悉尼歌剧院举办了独唱音乐会，获得巨大成功。2003年，她又在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举办了独唱音乐会，令各国艺术家们赞叹不已。2006年金秋时节，民族声乐歌唱家谭晶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独唱音乐会。更加可喜的是，我国民族声乐界出现了一些融贯中西唱法、技术全面，既能原汁原味地表现民族作品，又能出色地演唱西洋歌剧的歌唱家，如吴碧霞等。在国际音乐界最重大赛事——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上，昊碧霞的表现让评委们激动不已，评委们称赞“她本身就是音乐”。总之，随着中国的崛起，我国民族声乐领域也将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