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无论书目著录还是文献收藏，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的流播均蔚为大观。以书目著录为例，平安时期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典籍中有四百余种不见于《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成为研究唐前小说文献的重要参考。[1]《西游记》最早的小说雏形《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自从明治年间从日本高山寺流出以来，学术界围绕着这部书的成书与刊刻年代聚讼纷纷，王国维、鲁迅、李时人、张锦池等多位研究者各持己见，自从日本学者矶部彰在1250 年完成的《高山寺圣教目录》中发现这部小说以后，[2] 它的宋刻本身份才确定下来。
无论平安时期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还是镰仓时期的《高山寺圣教目录》，目前均只有书目留存，藏书均已散佚，而江户时期幕府、大名、寺庙等不仅留下数量众多的书目资料，其藏书也大都相对完整地保存至今，时间上又与白话小说盛行的明清时期重合，其文献价值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高山寺圣教目录》不可同日而语。江户时期幕府曾多次遣人整理官库藏书，最后一次编纂的《元治增补御书籍目录》保留至今，官库藏书也相对完整地纳入国立公文书馆，几乎能与藏书目录一一对应，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宝贵资料。一般文库藏书多次整理编目时往往将早年目录遗弃，但尾张藩却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各个时期的藏书目录，几乎能据此对中国小说在江户时期的流播情况进行编年，其藏书也大部分留存至今，成为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汉籍藏书的主体，这种藏书目录更是古典小说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此外，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水户藩彰考馆、加贺藩尊经阁、丰后国佐伯文库、官学昌平黉等，其目录与藏书均保存至今，其中不乏汉文小说，慈眼堂的尚友堂原刊本《拍案惊奇》、万卷楼刊本《东度记》，尊经阁的顺治年间写刻本《无声戏》十二回，佐伯文库的康熙年间写刻本《连城璧》、酌元亭写刻本《照世杯》均为海内孤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搜集影印古典小说的珍本、善本、孤本，其中收录的一百六十余种小说版本中，有上百种收藏在日本。这些小说很多是在江户时期传入日本，但具体的流播途径以及江户文人对中国小说的接受情况仍有待调查，本书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尝试。
一 选题缘起
日本的江户时期（1603—1867），大体对应于中国的万历到同治年间，这二百余年间中日两国保持着密切的典籍文化交流。仅据《舶载书目》的不完全记载，自元禄七年（1694）到宝历四年（1754）的六十年间，就有两千五百种左右的典籍通过长崎港传入日本，其中包含小说二百种左右。如果将《汉魏丛书》 《唐宋丛书》《古今逸史》等丛书中的小说分立出来，那么六十年中就有近三百种小说传入日本，超过典籍总数的1/10，仅仅浏览这份不完整的书目，就能体会到江户时期中国小说传播之广。
除了购买，江户时期日本还大量翻刻、翻译、评论中国小说。据《官版书籍解题》《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订庆长以来书贾集览》《德川时代出版者出版物集览》等各种书目的著录，江户时期翻刻中国小说约七十种，如果将同种小说的各种版次都包含在内，那么这二百年间日本共翻刻中国小说二百次左右，其中部分小说的底本可能已经佚失，这些和刻本成为小说版本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据各种书目的记载，这段时期仅白话小说就翻译了四十种左右，文人学者的随笔、书函、日记中还保存着对中国小说的大量评论，像清田儋叟的《水浒传批评解》、木村默老的《后西游记国字评》、曲亭马琴的《水浒后传批评半闲窗谈》等都是相当可观的批评著作，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
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小说并不只是数量庞大，还成为日本文学演进的推动力。中国趣味和汉文修养曾是文人学者身份认同的标志之一，中国小说的接受历程，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日本小说的成长史，不同时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江户初期浅井了意、林罗山等人阅读的主要是《剪灯新话》《棠阴比事》之类带有志怪、公案色彩的文言作品，对应于日本“怪谈”小说的流行时期。从江户中期（享保、宝历年间）开始，冈白驹、泽田一斋等人训点、翻刻“三言二拍”、《照世杯》等白话小说，引起都贺庭钟、上田秋成等早期读本作者的翻案仿作。江户后期（宽政之后）翻译了《平妖传》《女仙外史》《西游记》等长篇小说，伴随着振鹭亭、山东京传等后期读本作者的借鉴与模仿，冯梦龙、凌濛初、李贽、金圣叹、李渔等人的序跋、评点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创作，甚至对中国小说的评论成为不同观念的交锋阵地。当曲亭马琴表达出对山东京传“演剧体”小说的不满时，向中国白话小说学习成了他标新立异的口号之一。同时，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确立都经历过激烈反传统的过程。一般认为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促成了日本现代小说的诞生，而他在书中对曲亭马琴等传统小说家的批评之一正是他们模仿了李渔、金圣叹。这种独特的存在，让中国小说深刻参与到江户文学的建构中，因此它的阅读与传播也就超出了单纯的娱乐消遣，具有更严肃的意义。
目前，江户时期中国小说输入、翻刻、翻译、评论等方面的资料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长泽规矩也、中村幸彦、大庭修、德田武等学者从事过相关的工作，但尚未看到这一时期相对完整的小说目录，有些记载仍分散在幕府、诸藩及长崎的官方档案或文人学者、学校书肆的藏书目录里。在现代的学科划分中，日本汉学或者汉文学处于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交界点，受到的关注较少，日本学者三浦叶在1952年前后称“当时没听说我国还有其他专门研究汉学的人，除史学家外，恐怕只有我一人了”[3]。
近些年来情况有所改变，学术界逐渐倾向于探索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的延续性，江户时期开始被视为从中世（镰仓、室町时期）到现代（明治、大正时期）的过渡阶段，中国小说被解读为日本文学“现代性”的动力，而不是阻碍，中村幸彦称：“前期读本作者大都阅读中国白话小说，嗜爱它们的批评。到了近代，在西欧文学及其文学观的洗礼下，近代小说曙光初现。在此之前，中国小说与中国的批评对小说的进步厥功甚伟，应该高度评价这一点。”[4]中、日两国都有学者从事小说名著在日传播情况的个案研究，以及冈岛冠山、冈白驹、上田秋成、曲亭马琴、山东京传等江户文人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研究，研究中经常用到《舶载书目》《德川幕府藏书目》《尾张德川家藏书目录》《曲亭藏书目录》《南亩文库藏书目录》等各种文献资料，但多为个别小说著录情况的调查。江户时期输入日本的中国小说具体有多少、分别在什么时间传入、其中哪些被翻译或翻刻，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相对清晰的解答，以至于不同学者从事个案研究时不得不重复查找资料。
除了资料目录的整理，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传播情况的细节还有很多模糊之处。比如，由于大庭修对《舶载书目》等唐船持渡资料的整理，我们大体能够估测江户时期输入日本的中国小说，但这些典籍是在哪里刊刻的？为什么输入日本的汉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书进入日本后怎么流通到读者手中？价格会不会超出普通文人的购买能力？中国小说又是如何被翻刻、翻译的？这些刻本或译本的读者是哪些人？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往往带有评点，江户文人怎么看待李渔、金圣叹、毛宗岗等人的评语？由于资料、语言等种种限制，这些问题尚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本书试图对它们做出初步的探讨。
二 现有研究
（一）江户时期中国小说传入、获取研究
幕末日本有过激进西化的文化选择，传统汉学逐渐衰落，现代学术开始确立，西方学术规范引入日本，受到学院内研究者的关注，之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也正式成为研究对象，在成立不久的大学中接受现代学术训练的学人对这种风气尤为敏感。但是，当时精力主要集中在小说本身的研究上，中国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还没有纳入研究视野，直到1933年长泽规矩也还不无遗憾地说“中国小说戏曲与日本文学的关系，除了《游仙窟》以外，直到近些年几乎没有人关注”[5]，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是比较晚的。
江户幕府时期，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为控制基督教的渗透而颁布锁国令，宽永十二年（1635）规定中国商船只能在长崎港停靠，此后正式的对华贸易就限于长崎一港。而书籍贸易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中国典籍绝大多数都是通过长崎港的商船输入日本，除此之外虽然也有部分汉籍通过朝鲜与琉球间接传到日本，但数量相对较少。长崎港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典籍，长崎唐通事还直接推动了白话文学的传播。同时，小说的传入和书籍贸易、唐本收藏、贷本屋（租书店）等也联系紧密。
长泽规矩也较早整理了输入日本的中国小说目录。他调查了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蓬左文库、静嘉堂文库的藏书情况，整理出其中的小说戏曲藏本，在1927年发表了《日本现存戏曲小说类目录》[6] 一文，爬梳出小说105种。虽然四个机构的藏书不能等同于江户时期传入的所有典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小说传播情况的概貌。值得注意的是，长泽规矩也是从藏书机构而非目录入手，调查的是现存的小说典籍，其中不包括曾经传入日本、后来又损毁或佚失的小说。
此后，继续探讨中日文化交流的现代学者是中村久四郎，《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势力影响：以近世中国为背景的日本文化史》[7]是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第二章《近世中国与本邦的学术及政治》第三节《文学》、第四节《文字言语学》谈及江户时期中国小说典籍以及汉语白话的流传情况，文中称清代小说戏曲有五十多部传入日本，并被翻刻、翻译或翻案，《水浒传》《笑林广记》、李渔与金圣叹的评点等对近世小说影响深远。他还提及冈岛冠山编纂的唐话辞书、荻生徂徕及门下弟子们对汉语白话的重视、清朝舶来的唐音口语等。中村久四郎是史学名家，小说研究非其所长，相关论述只是点到为止，并未深入展开，《文学》部分对小说的介绍只有两页，舶载典籍的数量也不太精确，但基本勾勒出了江户时期中国小说在日传播的框架。
大庭修是书籍贸易研究的专家，他在1967年出版了《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8]，系统梳理了江户时期汉籍输入的过程，深入探讨了幕府贸易政策的变更、商船所载汉籍的出版地以及书籍价格等相关问题，详细考察了《赍来书目》 《商舶载来书目》 《大意书》《书籍元帐》等汉籍输入相关的文献目录，将其整理后以“资料编”形式附在书后。目录中收录了大量的中国小说，至今仍是江户时期汉籍传播研究的重要工具。
1972年，大庭修影印刊行《舶载书目》，并以《解题》形式详细调查了该书目的编纂过程，深入探讨了它与《分类舶载书目》《舶来书目》等其他书目的关系。《舶载书目》逐年著录商船所载汉籍，有些年份还附有目录与解题，编者可能是长崎奉行中川忠英，编纂时或许参考了书物改役向井家的旧记。青木正儿、近藤杢、长泽规矩也等人都曾利用《舶载书目》研究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小说，但这些资料长期收藏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查考多有不便，这次影印刊行极大地便利了中日书籍贸易研究。1984 年，大庭修又出版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9]，根据之前的调查，继续探讨长崎商船所载书籍的比例、长崎港的书籍检查制度、各种书目资料的内容以及幕府将军德川吉宗对汉籍的利用等，将书籍贸易中更多的细节呈现在研究者面前。
1978年西冈晴彦发表了《江户时代渡来的汉籍：一、小说戏曲》[10]，整理了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小说戏曲。1984年中村幸彦刊发了《唐话流行与白话文学输入》[11]，文章在1954 年京都大学文学部讲义的基础上增补改写，这是首次正式刊出。他根据元禄元年《唐本目录》、东北大学狩野文库《御文库目录》《舶载书目》、大庭修《唐船持渡书研究》所附目录、《日光山文库书籍目录》、萩藩藩学教授山县周南《馆来目录解》、都贺庭钟《过目抄》等资料，考察了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白话小说，并根据以上各种文献整理了小说输入的目录。文章旁征博引，除常见文献外还利用了很多罕见资料，是目前为止比较完整的白话小说传播研究。遗憾的是，文中所列书目没有编年，很难看出不同时期小说输入的阶段性特征。
1996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第10卷 十九世纪的文学》收录了德田武的《中国故事集的盛行及其影响》[12]，文章按照“蒙求物”“类书故事集”“传奇小说故事集”“世说新语补充物”“本邦撰述”等五种类型追溯了“中国故事集”这类特殊典籍在整个江户时期的传播过程。文中涉及的大都是文言小说，每个标题下罗列同类作品的翻刻或翻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言小说的传播史。
除了对江户时期汉籍输入情况的总体研究外，还有学者整理了各藩的藏书目录，其中就包含中国古典小说。2003 年大塚秀高完成了丰后佐伯藩藏书的整理工作，最终成果就是《江户时代汉籍的流传：以佐伯文库为例》[13]。佐伯文库的书目按照四部分类，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作品44种，其中既有《太平广记》《夷坚志》《魏晋唐宋明五朝小说》《虞初新志》等卷帙浩繁的巨制，也有《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晚近的作品。矶部彰《日本江户时代诸藩及个人文库的烟粉小说搜集》[14] 一文调查了昌平黉、京都朝廷、秋田藩明德馆、三春藩秋田家、白河藩松平家、德山藩毛利家、佐伯藩毛利家、平户藩松浦家等公家、武家文库以及海保渔村、太田南亩、屋代弘贤、吉田松阴等个人文库收藏的烟粉小说，认为在江户中期唐话学盛行的背景下，诸藩大名不仅收藏经史典籍，很多也热衷于阅读白话小说，德山、佐伯两藩尤其明显。文章在长崎舶载记录和幕府藏书之外，将目光转向大名的小说收藏活动，让我们在江户、京都、大阪等中心城市之外，了解到中国小说在地方的传播情况，大大拓展了现有的研究。
目前，关于江户时期汉籍流传的资料主要有：
1．长崎港的记录，如《书籍元帐》《大意书》《舶载书目》，很多已经由大庭修整理出版。
2．幕府、大名、官学及寺院的藏书目录，如《御文库目录》《德川幕府藏书目》《尾张德川家藏书目录》《佐伯侯藏书目录》《昌平学库书目》《日光山文库书籍目录》。
3．文人学者藏书目录，如《林家书目》《曲亭藏书目录》《南亩文库藏书目录》。
4．书肆及贷本屋的藏书目录，如唐本屋清兵卫《唐本目录》、京都大学藏贷本屋《大惣本目录》。
5．随笔杂记，如《琼浦杂缀》《正斋书籍考》等。
6．和制类书或汉语辞书，如《训蒙故事要言》《绘本故事谈》《小说字汇》《俗语解》等。
现在这些资料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尤其没有出现涵盖文言与白话小说、编年或分期著录的《江户时期中国小说输入书目》，因此也就不太容易对不同时期中国小说的传播情况做出比较具体的分析。比如：从室町末期到江户初期，日本叙事文学经历了由御伽草子到假名草子的演变，慨叹人世无常、向往佛教净土的观念逐渐被珍视日常生活、推崇伦理教化所取代，一般认为这是汉籍输入及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其中引领风潮者是浅井了意、林罗山等江户初期的文人学者。但是，文学思想的转变应该在主流人物的阅读经历中有所反映，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原因在于江户初期的汉籍传播还未得到相对完整的呈现。
江户时期的随笔、日记中经常出现购买、阅读“新渡书”的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人学者对“唐本”的兴趣，这种兴趣甚至超出了书籍的内容，阅读“新渡书”本身就成了接受新知或标新立异的姿态。借阅、传抄、品评新渡汉籍是文人雅趣的典型表现，以中国趣味相标榜的文人尤为明显，以至于式亭三马在《浮世风吕》中刻意塑造了一个叫“孔粪”的儒生，在他眼里日本样样不如中国，甚至大言不惭地声称唐诗之所以有“白发三千丈”是因为大国之人头发长。到了近代，传统的文人雅集转为汉学者或师生之间的读书会，形式虽变，对华风汉籍的嗜好却一如既往，其中体现出的时代差异和人文情怀值得后人追慕。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
汉籍传入日本后，并未直接进入流通领域，而是通过中间商或贷本屋（租书店）抵达读者手中。江户初期的书籍主要是活字印刷，数量较少，内容也多以经史或诗文为主。从宽永中期开始，雕版印刷逐渐取代活字印刷成为主流的出版形式，但直到元禄年间书籍刊刻并未普及。这段时间的出版以官版或者为幕府服务的书店为主，如为将军及御三家提供汉籍的著名书商唐本屋清兵卫。宽永年间，面向普通读者开放的贷本屋（租书店）已经出现，到了江户中期几乎蔓延全国，他们的主营书籍之一就是小说。整个江户时期，书籍价格比较高，经常超出一般文人的购买能力，舶来汉籍尤其昂贵，贷本屋成了白话小说的重要流通渠道。
1928年莳田稻城出版了《京阪书籍商史》[15]，两年后上里春生出版了《江户书籍商史》[16]，两书分别追溯了近世京都、大阪、江户三地书籍出版与流通制度的沿革，并对不同时期出版潮流的变化做了比较详细的考察。由于近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三个城市刊行的典籍占据江户时期所有刊行物的绝大多数，这两部著作与1977—1982年陆续刊出的《京都书林仲间记录》《大阪本屋仲间记录》《江户本屋出版记录》等原始资料一起，呈现出江户时期出版业兴衰递嬗的整个过程。
前田爱1961 年发表了《出版社与读者：以贷本屋的功能为中心》[17]，将小说传播与出版社、贷本屋研究相结合，认为幕府政策及流行趋势的变化，会通过出版社、贷本屋等传递给读者。1967 年广庭基介发表了《江户时代贷本屋略史》[18]，从庶民教育的角度重新解读了江户时代贷本屋的发展历程。1977年今田洋三出版了《江户的本屋：近世文化史的侧面》[19] 一书，选择不同时期代表性的书商与贷本屋，描述他们随着幕府政策与市场潮流的变动而此消彼长的过程，让书商与贷本屋由阅读史的背后走向前台，用刊行过程中的大量细节充实了江户时期的阅读史。
长友千代治1982年出版了《近世贷本屋研究》[20], 1987 年出版了《近世的读书》[21]，两书都是对江户时期书籍流通的专门研究，他钩稽梳理了出版史上的众多资料，充分利用书店的记录、读书日记以及书信等材料，详细探讨了贷本屋在近世书籍阅读和流通中发挥的作用，并把大众读者与书商和贷本屋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补充了近世典籍传播中的重要一环。1988年弥吉光长出版了《大阪的书店与唐本输入》[22]，集中探讨了汉籍输入长崎后在大阪的流传过程，以及书店在汉籍流通中发挥的作用。1997年大庭修的《御书物师·唐本屋清兵卫》和《大名收藏家》[23]，分别调查了御用书商唐本屋清兵卫及前田纲纪、毛利高标、市桥长昭等地方大名的汉籍收藏，展现出江户时期汉籍传播的诸多层面。
（二）江户时期中国小说翻译、翻刻研究
最早研究江户时期中国小说翻译情况的论文是1912 年刊出的《中国小说的翻译： 〈剪灯新话〉 与 〈伽婢子〉》[24]，作者是藤井乙男。文章探讨的是江户前期中国小说的翻译与日本怪谈小说的盛行，尤其关注浅井了意和《剪灯新话》的传播，并高度评价了冈岛冠山、冈白驹及都贺庭钟对中国小说的引入介绍之功。当时中国小说研究的论著并不罕见，但中日小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这篇文章对《剪灯新话》翻译与翻案的梳理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尤其考虑到后来的研究逐渐向江户中后期白话小说的流行阶段倾斜，江户前期文言小说传播情况的研究相对薄弱。
1927年青木正儿发表了《水浒传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冈岛冠山与中国白话文学》[25] 两篇文章，前者讨论了传入日本的《水浒传》版本、冈岛冠山的翻译、田文瑟和陶山南涛等人的评论、曲亭马琴与山东京传的仿作等，后者集中探讨冈岛冠山讲授汉语白话、编纂汉语辞书、翻译汉文小说的活动，对冈岛冠山的生平和著述做了详细的整理与考证。
1933年，长泽规矩也发表了《江户时期中国小说流行的一斑》[26]，细致地总结了中国小说的翻译情况，并按时间顺序列出了翻刻、翻译小说的书目，其中包含四十余种译本。尽管现在看来这份书目仍有缺漏，但限于文献条件，当时已经是非常详尽的考察。
在藤井乙男、青木正儿、长泽规矩也等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近藤杢1939年刊发了长文《日本近世中国俗文学小史》[27]。文章对文言及白话小说的翻刻、翻译和翻案都做了更为详细的考察，所列翻译小说的书目在长泽规矩也书目的基础上有所增补，基本是对已有研究的总结。
1940年石崎又造出版了《近世日本中国俗语文学史》[28] 一书，集中讨论江户时期白话小说的传播过程，对这一问题做了目前为止最为完备的考察。他尤为重视唐通事、黄檗宗僧人两个群体在引领白话风气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细致梳理了荻生徂徕及门下弟子学习、推广汉语白话的经过，同时追溯了白话风气由江户向京都、大阪扩展的具体过程，将白话小说的翻译、翻案与汉语白话的传播密切结合起来，努力还原当时文人接受汉语白话、翻译或仿作白话小说的背景，而不是单纯地整理小说书目。书后所附的《近世俗语文学书目年表》包含江户到明治时期汉语辞书及中国小说翻刻、翻译、翻案的详细信息，几乎穷尽了当时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
石崎又造的精力主要放在江户前中期，对江户后期白话文学的发展情况讲得比较简略，后来他又发表了《冠山以后中国语学的流行》[29]，但继续从事这一研究的主要是麻生矶次，他在1946年出版了《江户文学与中国文学》[30] 一书，将石崎又造未充分展开的部分做了更细致的研究，不过麻生矶次的角度与石崎又造有所不同，不是从唐话学入手，而是努力在中国白话小说中寻求日本小说的源头，同时注意二者在艺术手法上的承继关系。中村幸彦1951年发表了《古义堂的小说家们》[31]，从另一角度补充了石崎又造的研究。石崎又造重视的是荻生徂徕、冈岛冠山等在江户的唐话活动，而中村幸彦考察的是冈岛冠山之后、伊藤东涯古义堂的同人们在京都的唐话活动，追溯了朝枝玖珂、陶山南涛、胜部青鱼等人学习汉语、阅读白话小说的经过。
此外，在石崎又造之后仍有学者陆续研究江户时期中国小说的翻刻与翻译，但兴趣大多转向了个案研究，如高岛俊男的《水浒传》翻译研究[32]、周以量的《太平广记》和《夷坚志》翻译研究[33]，川上阳介的《笑府》《开卷一笑》《照世杯》翻译研究[34]，翻译小说目录的整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新进展。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哈佛大学海德博格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的时空坐标：18 世纪日本对中国白话小说的拳拳之忱》[35]，集中探讨了1680 年到1815年间日本对中国白话小说与戏曲的翻译、仿作和评论，着重分析了冈岛冠山的白话翻译以及白话小说传入日本后引起的文化反思。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石崎又造的思路，但重心在理论阐发而非文献整理，这是英语世界第一篇以中国白话小说在江户时期的传播为题的博士论文。
实藤惠秀和小川博1956年编成《日本译中国书目录》，在日本学生放送协会内部发行；修订增补后198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该目录收录1660—1978年这三百年间翻译成日文的中国典籍，内容涵盖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等众多领域，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典籍日译目录，中国小说列在“文学”下属的“中国文学·东洋文学”中，与诗文、戏曲等文体混排，并未单独立目。该书收录江户到大正时期古典小说译本200种左右，但有些只是书肆广告中的待刊译本，实际并未刊行，还有同书异名和漏收的情况，仍有待完善。
长泽规矩也1976 年编纂了《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36], 1980年刊行补正版，2006 年继续刊行增补补正版。这是目前为止最为完备的和刻本目录，子部小说家按杂录、异闻、琐语、传奇小说分类著录文言小说，集部戏曲小说类著录白话小说。全书收录文言、白话小说70余种，大体反映了江户时期中国小说翻刻情况的概貌。
截止到目前为止，江户时期翻译的中国小说已经得到初步整理，但同一译本有时在江户、京都、大阪三地以不同名称分别刊行，而且板片常在书商间流转，后来刷印时更改书名的现象也不罕见。同时，白话小说的版本较为复杂，翻译时往往并不标明所用底本，译者有时还参照多个版本，比如中村绫通过对诸多版本的比较，认为冈岛冠山的《通俗忠义水浒传》以容与堂本或四知馆本为底本，另外还参考了其他很多本子，因此文本上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37] 这就给书目整理增加了不少困难，有时往往还需调查曾有哪些版本传入日本。
（三）江户时期中国小说评点研究
如果说输入、和刻、翻译中国小说目录的整理已经取得一定进展，那么江户时期中国小说评论资料的整理还没有值得称道的成果。这固然因为“评论”概念比较模糊，难以划定边界，而且在现代学术确立之前，小说评论大多通过序跋、随笔、书函、日记等途径表现出来，形式上往往是只言片语的评点。同时，传统时代没有现在的小说观念，评论文字经常混杂在经史考证中，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爬梳分辨。
比如，江户文人表达文学见解的工具之一是随笔，训点《照世杯》的清田儋叟很多评论收录在《孔雀楼笔记》中，京都唐话学者胜部青鱼的小说评论零星出现在《剪灯随笔》里，曲亭马琴评论《水浒后传》的文字集中在《半闲窗谈》里，而单是《日本随笔大成》列在曲亭马琴名下的随笔就有11种。江户时期的随笔大都收录在《日本随笔大成》（全三期外加别卷共81册）、《续日本随笔大成》（外加别卷共22册）、《未刊随笔百种》（共12册）、《燕石十种》（6册）、《续燕石十种》（3册）、《新燕石十种》（8册）、《日本随笔全集》（20册）、《百家随笔》（2册）、《百家说林》（10册）、《随笔文学选集》（12册）、《续随笔文学选集》（6册）、《随笔百花苑》（15册）、《影印日本随笔集成》（12册）中，总计200余册，其中虽有部分重复，数量仍相当可观。1926年刊行的《日本随笔索引》收录随笔214种1060卷，1932年刊行的《续日本随笔索引》收录随笔178种861卷，二者合计近400种2000卷，还不包括1932年以后新发现的作品，其中绝大多数完成于江户时期。
除了文献的庞杂，江户时期中国小说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忽视，也是因为近代小说正以否定江户文学为起点。拉开日本小说近代化序幕的是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他在这部书的序言中称：“近来所有刊行的小说、稗史，如果不是马琴、种彦的糟粕，就大多是一九、春水的模仿品，因为最近的戏作者们，专以李笠翁的话为师，以为小说、稗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寓劝惩之意……因为根据我国过去的习尚，总认为小说是一种教育手段，不断提倡劝善惩恶为小说的眼目，而实际上，却一味欣赏那种杀伐残忍的、或非常猥亵的物语。至于其他严肃的故事情节，却很少有人肯于一顾”[38]，其实针对的正是曲亭马琴、柳亭种彦等人在李渔影响下对中日两国小说的评论。日本最早的小说史是水谷不倒领衔、成于众手的《列传体小说史》[39]，封面题签却是“坪内逍遥、水谷不倒共著”，实则坪内逍遥未参加任何章节的撰写，只是审阅者。
目前对江户时期中国小说评论的研究，多以个案为主，尤其是浅井了意、都贺庭钟、上田秋成、曲亭马琴、山东京传等受白话小说影响较大的作家，而且经常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入手。1927 年青木正儿在《今古奇观、英草纸与蝴蝶梦》[40] 一文中指出，都贺庭钟的短篇小说集《英草纸》中有三篇取材于《今古奇观》，并详细考察了都贺庭钟的改编方式。1931 年田中浩造在《伽婢子的翻案态度》[41] 中总结了浅井了意对《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的翻案方式：将人名、地名和时间更换为日本式，用平实自然的客观描写改编恐怖故事，淡化超自然性，突出现实色彩，让幽鬼带有人情味，化阴郁的志怪故事为优美的童话。
1935 年久保天随在中国“台北帝国大学”刊发了《剪灯新话对东洋近代文学产生的影响》[42]，全文长达134 页，详细考察了《剪灯新话》在中国、朝鲜和日本文学史上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从室町末期的《奇异杂谈集》、江户初期的《伽婢子》《怪谈全书》、江户中期的《雨月物语》到江户后期的《浮牡丹全传》《怪谈牡丹灯笼》等都从《剪灯新话》汲取了营养，其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中无与伦比。
同年11月，长泽规矩也发表了长文《对日本文学产生影响的中国小说：以江户时代为主》[43]，追溯了中国从六朝到清代、从文言到白话各种类型小说对日本文学产生的影响，尤其重视江户时期《剪灯新话》、历史演义及三言二拍的翻刻、翻译与翻案。这篇文章既描摹了中国小说在日本的影响史，也提纲挈领地勾勒出中国小说的发展史。
1936年麻生矶次发表了《读本的产生及中国文学的影响》[44]，在中国白话文学传播的背景下研究江户中期读本小说的产生，他认为《水浒传》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为读本小说情节、背景、人物、视角和节奏的设置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正是在中国白话小说的滋养下，读本小说才得以成立。这篇文章的突破性在于，将之前泛化的比较研究落实到叙事手法的具体分析中，在故事原型的追索之外，进一步挖掘中日小说艺术性上的承接。十年后，麻生矶次再次把相关研究总结成《江户文学与中国文学》[45] 一书，继续探讨了江户中后期对中国小说“文学性”的接受史，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
接下来中村幸彦陆续发表了《古义堂的小说家们》[46]《上田秋成的物语观》[47]《泷泽马琴的小说观》[48]《都贺庭钟的中国趣味》[49]、《读本初期的小说观》[50]，对重要读本作家的小说观做了细致的梳理。这些作家都接受了中国小说的影响，他们的文学观念往往通过对中国小说的评论反映出来，因此这些文章大体构成了江户中后期对中国小说的主流评论。
1980 年德田武发表了《马琴稗史七法则与毛声山的 〈读三国志法〉》[51]，对马琴与毛宗岗的小说观念做了比较细致的比较，认为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正统论的读史方法上。五年后又发表了《森岛中良的 〈警世通言〉 笔记》[52]，研究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森岛中良手校本《警世通言》上的评语。评语除了文字辨正外，还有对小说第三、四、五、二十六卷四卷所做的本事考证，以及对第十一卷所做的点评。虽然森岛中良的评语不算复杂，但作为中国小说评论的个案，仍具有较高的价值。后来他又出版了《秋成前后的中国白话小说》[53] 一书，以上田秋成为中心，探讨日本对中国小说的接受过程。作者尤其长于中日文本的比较，从细节上考证故事源流。他认为相对于中国小说原著，日本的翻案小说在结构上趋于细密化、叙述上去除冗余趋于简朴、情感上更加柔婉细腻。
近年随着学术界对“近世”与“近代”小说之间延续性的强调，江户作家的小说观念也受到重视，探讨上田秋成、都贺庭钟、曲亭马琴、山东京传等读本作者小说思想的论著日益增加，研究者对他们的评价也越来越高。王晓平的《明清小说批评和前期读本作者》《明清小说批评和曲亭马琴》[54]、森润三郎的《曲亭马琴翁与和汉小说的批评》[55]、马兴国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56]、李树果的《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57]、崔香兰的《马琴读本与中国古代小说》[58]、勾艳军的《日本江户时代小说家的明清小说评论》[59]《日本近世小说观研究》[60]、神田正行的《水浒传的作者与马琴：今古独步作者罗贯中的发现》[61]、汪俊文的《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62]、周娜的《山东京传的读本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接受研究》[63]，都是其中比较出色的研究成果。
截止到目前为止，关于都贺庭钟、上田秋成、曲亭马琴、山东京传等人小说观的研究较为常见，讨论不断深入，但其他作家对中国小说的评论似乎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关注，尤其是小说评论资料的整理尚有待完善。在用力较多的曲亭马琴研究中，公开出版的日记与书信资料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国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贯穿整个江户时期，但目前的研究重心尚在中后期，江户前期中国小说的评论仍有可以开拓的空间。
[1]郝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著录小说书考略》,《古籍研究》2013年第2期。
[2][日]磯部彰：《大唐三蔵取経詩話と栂尾高山寺：鎌倉時代における唐三蔵物語の受容》,《東北アジア研究》1997年第1号。
[3][日]三浦叶：《明治の漢学》，汲古書院1998年版，第2页。
[4][日]中村幸彦：《近世小説史》，中央公論社1987年版，第13页。
[5][日]長沢規矩也：《江戸時代に於ける支那小説流行の一斑》，载《長沢規矩也著作集》第1卷，汲古書院1985年版，第131—147页。
[6][日]長沢規矩也：《日本に伝はつてゐる支那の戯曲小説》,《鴿笛》1929年第8号；后载《長沢規矩也著作集》第5卷，第35—38页。
[7][日]中村久四郎：《近世支那の日本文化に及ぼしたる勢力影響》,《史学雑誌》1914年2月第25卷第2号至1915年2月第26卷第2号。
[8][日]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年版。
[9][日]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舎1984年版。
[10][日]西岡晴彦：《江戸時代渡来漢籍について1小説·戯曲》,《法文論叢文科篇》1978年版第40号。
[11][日]中村幸彦：《近世比較文学考》，中央公論社1984年版，第7—51页。
[12][日]德田武：《近世近代小説と中国白話文学》，汲古書院2004 年版，第20—51页。
[13][日]大塚秀高：《江戸時代いおける漢籍の流伝：佐伯文庫を例に》，平成十三年度—平成十四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2003年。
[14][日]磯部彰：《日本江戸時代の諸藩及び個人文庫の烟粉小説蒐集について》，载《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ほしづくよ》，東アジア出版文化国際研究拠点形成及びアジア研究者育成事業チーム2010年版，第261—281页。
[15][日]蒔田稲城：《京阪書籍商史》，出版タイムス社1928年版。
[16][日]上里春生：《江戸書籍商史》，出版タイムス社1930年版。
[17][日]前田愛：《出版社と読者：貸本屋の役割を中心に》,《国文学：解釈と鑑賞》1961年第26期
[18][日]広庭基介：《江戸時代貸本屋略史》,《図書館界》1967年第18巻第5—6号。
[19][日]今田洋三：《江戸の本屋さん：近世文化史の側面》，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77年版。
[20][日]長友千代治：《近世貸本屋の研究》，東京堂出版1982年版。
[21][日]長友千代治：《近世の読書》，青裳堂書店1987年版。
[22][日]弥吉光長：《大坂の本屋と唐本の輸入》, ゆまに書房1988年版。
[23]均收入 [日]大庭脩：《漢籍輸入の文化史：聖徳太子から吉宗へ》，研文出版1997年版。
[24][日]藤井乙男：《支那小説の翻訳：剪燈新話と伽婢子》,《芸文》1912年第3巻第9号。
[25][日]青木正児：《水滸伝が日本文学史上に布いてゐる影》《岡島冠山と支那白話小説》，载《青木正児全集》第2 巻，春秋社1970 年版，第266—274、275—286页。
[26][日]長沢規矩也：《江戸時代に於ける支那小説流行の一斑》,《書誌学》1933年第1巻第4号，1933年版。
[27][日]近藤杢：《日本近世支那俗文学小史》,《東亞研究講座》1939年第87輯。
[28][日]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学史》，弘文堂書房1940年版。
[29][日]石崎又造：《冠山以後に於ける支那語學の流行について》,《書誌学》1934年第2巻第5号至1935年第4巻第2号。
[30][日]麻生磯次：《江戸文学と中国文学》，三省堂1946年版。
[31][日]中村幸彦：《古義堂の小説家達》,《国語国文》1951年第21巻第1号。
[32][日]高島俊男：《水滸伝と日本人：江戸から昭和まで》，大修館書店1991年版。
[33]周以量：《近世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小説の流布と受容：太平広記と夷堅志を中心に》，博士学位论文，東京都立大学，2001年。
[34][日]川上陽介：《近世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白話文学研究》，博士論文，京都大学，2006年。论文研究的是《笑府》《开卷一笑》《照世杯》在江户时期的翻刻与翻译。
[35]William Christopher Hedberg:Locating China in Time and Space:Engagement with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Japan,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2012.
[36][日]長沢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汲古書院1976 年版，1980 年補正版，2006年增補補正版。
[37][日]中村綾：《日本近世白話小説受容の研究》，汲古書院2011年版。
[38][日]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刘振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页。
[39][日]坪内逍遥、水谷不倒：《列伝体小説史》，春陽堂1897年版。
[40]载《青木正児全集》第2巻，第111—115页。
[41][日]田中浩造：《伽婢子の翻案態度》,《月刊日本文学》1931年11月。
[42][日]久保天随：《翦燈新話と東洋近代文学に及ぼせる影響》,“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文学科研究年報》1934年第1輯。
[43][日]長沢規矩也：《日本文学に影響を及ぼした支那小説：江戸時代を主として》，载《長沢規矩也著作集》第5巻，第275—306页。
[44][日]麻生磯次：《読本の発生と支那文学の影響》，载《日本文学研究》，大阪屋号書店1936年版，第3—132页。
[45][日]麻生磯次：《江戸文学と中国文学》，三省堂1946年版。
[46][日]中村幸彦：《古義堂の小説家達》,《国語国文》1951年第21卷第1号。
[47][日]中村幸彦：《上田秋成の物語観》,《国文学》1958年第23号。
[48][日]中村幸彦：《滝沢馬琴の小説観》,《国文学論叢》1966年第6輯。
[49][日]中村幸彦：《都賀庭鐘の中国趣味》,《泊園》1978年第17号。
[50][日]中村幸彦：《読本初期の小説観》，载《中村幸彦著述集》第1巻，中央公論社1982年版，第235—247页。
[51][日]德田武：《馬琴の稗史七法則と毛声山の読三国志法》,《文学》1980年6月。
[52][日]德田武：《森島中良の警世通言書き入れについて》,《近世文芸研究と評論》1985年第28号。
[53][日]德田武：《秋成前後の中国白話小説》，勉誠出版2012年版。
[54]两篇文章均收在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55][日]森潤三郎：《曲亭馬琴翁と和漢小説の批評》，载《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叢書·馬琴》，有精堂1986年版，第35—59页。
[56]马兴国：《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57]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8]崔香蘭：《馬琴読本と中国古代小説》，溪水社2005年版。
[59]勾艳军：《日本江户时代小说家明清小说评论》,《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
[60]勾艳军：《日本近世小说观研究》，博士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8年。
[61][日]神田正行：《水滸伝の作者と馬琴：今古独歩の作者羅貫中の発見》，《近世文藝》2009年第89巻。
[62]汪俊文：《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博士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
[63]周娜：《山东京传的读本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接受研究》，博士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