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
前言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奉行了数千年的言行圭臬，孝道被视为一切美德的依据与源头。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孝道，所以在两千多年之前的先秦时代，就有一本《孝经》问世。
一、《孝经》的作者与成书时间
《孝经》的作者与成书时间是两个联系密切的问题，只要弄清楚《孝经》的作者，自然也就可以确定成书的时间。
关于《孝经》的作者，学界可以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作者是孔子。《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这一说法是非常准确的，但《汉书》并没有说《孝经》就是孔子执笔写就的。后来有人依据这一说法，直接把《孝经》作者定为孔子。《孝经》全书的主要内容的确是孔子关于孝道的谈话内容，但执笔撰写者不可能是孔子本人，因为如果是孔子本人所撰写，他不可能在书中自称为“孔子”，更不可能称自己的弟子曾参为“曾子”。比如关于《论语》成书过程，《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虽然《论语》记载的孔子言行较多，但执笔整理者不是孔子本人，所以就没有人把《论语》的作者署名为“孔子”。同样的道理，把《孝经》的作者直接视为孔子，似乎不是很恰当。
第二，认为作者是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否认《史记》的记载，《孝经》的写作肯定与曾参有关系，但未必就是曾参亲自执笔，理由与上文所述一样，如果是曾参执笔，他不会自称“曾子”。
第三，认为作者为汉代儒生。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按，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这一说法，实际就是认定《孝经》是一部托名伪作，然而纯属臆测。《汉书·艺文志》记载：“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隋书·经籍志一》补充说：“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孝经》的传承脉络非常清楚，而且在汉代就有十一家《孝经》，所传《孝经》大同小异，后来鲁恭王拆除孔子故宅时，在夹墙中又发现一部《古文孝经》，可以进一步证明《孝经》为先秦作品。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可以说，《孝经》已经通过了二重证据法。除了以上证据外，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吕氏春秋·察微》已经引用了《孝经》：“《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这就说明，在先秦作品《吕氏春秋》问世时，《孝经》已经流行于社会。
第四，认为出自孔子或曾子弟子之手。这种说法也是我们所认同的一种说法。清代任大椿《孝经本义·序》说：“《孝经》一书，孔子为曾氏而作，而曾氏门人次而成之者也。”（《有竹居集》卷八）胡平生《孝经译注》也说：“《孝经》记载了孔子向曾参讲述孝道的言论，上古时没有后代那样的著作意识，讲述就是一种创作。孔子当然是《孝经》作者。但是，孔子最初的讲述可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比较口语化的，他的学生把这些言论记录下来，归纳整理，甚至还进行过文字上的润饰、加工。最初做这项工作的可能是曾参，后来是曾参的学生，因此，文中曾参也被称为‘曾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曾子和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都是《孝经》的作者。”这些观点我们基本认同，只是不必、目前也不可能把执笔者落实到具体的某位弟子。
简言之，我们认为《孝经》的内容是可信的，是孔子与曾子谈话的记录，执笔整理者是他们的弟子，其成书过程大约与《论语》相似。大致确定了《孝经》的作者，那么自然也就可以大致确定《孝经》的成书年代，也即成书于战国早期。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孝经》的流传过程中，后人对它有加工修改的可能性。
二、《孝经》的主要内容
顾名思义，《孝经》的主旨就是阐述“孝”，全书围绕着孝道的至高无上地位、行孝的内容、移孝为忠、行孝的效应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论证孝道的至高无上性
关于孝道至高无上的地位，《孝经》从两个方面予以论证。
首先，《孝经》认为孝道是出于天地法则与人类天性：“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以下引《孝经》仅注篇名）天地是古人最为崇拜的对象，把孝道上升到“天经地义”的高度去认识，这就为孝道的至高地位找到了带有宗教性质的依据。古人还认为，人的天性是由天地赋予的，既然孝道属于“天经地义”，那么人的天性中自然也就包含着孝道，所以《圣治章》说：“父子之道，天性也。”这就为孝道的至高地位找到了哲学基础。
其次，《孝经》把孝视为一切美德的源头。应该说，这一观念是非常正确的。《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说：“身者，亲之遗体也。”我们做儿女的身体、生命，就是来自父母，因此爱父母是人们不学而能的“第一情感”，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孩童爱自己的父母，不是后天的一种理性认知，而是发自本性的、自然而然的一种先天情感。虽然这种说法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把爱父母视为人类的第一情感还是没有问题的。基于此，《孝经》就把孝道视为一切美德的根源：“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开宗明义章》）孝道是一切美德的根本，也是一切教化得以发生作用的根源。对此，我们极为赞成，孝道应该是所有人的道德底线，一个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爱的人，其他一切皆无从谈起。
正是因为孝是人应具的基本品质，所以孝道成为上至君主，下至百姓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就连生性残刻寡恩的秦始皇也不敢违背。公元前238年，嫪毐作乱，事涉秦始皇之母，秦始皇极为愤怒，将其母迁出京城。大臣茅焦冒死进谏说：“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怕背上不孝的骂名，影响自己对诸侯的吞并，只得将其母又接回都城。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巡游各地，勒石颂功，其中也有不少宣扬孝道的文字，如《绎山刻石》说：“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
（二）阐述孝行的具体内容
在论证孝道的至高无上地位之后，《孝经》接着从不同角度阐述孝道的具体内容。
第一，分述不同社会阶层的行孝内容，这就是所谓的“五孝”。本书在“天子章第二”至“庶人章第六”这五章中，按照社会地位的尊卑次序，分别论述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百姓五种人应有的孝行，被合称为“五孝”。从总体来看，社会地位越高，其行孝的责任越大，行孝的内容越多。比如普通百姓行孝的内容主要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庶人章》）百姓的孝行内容就是努力耕作以供养父母，责任较为单一。天子的孝行内容就很多：“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天子章》）孔子认为，天子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把这种孝敬之心推广到所有百姓的父母身上，以此给天下四夷做榜样。
第二，阐述了孝行的先后次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认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是来自父母，因此不敢对它们有任何损毁伤害，这是尽孝的开始。能够在社会上遵循正道，建功立业，扬名于后世，从而使自己的父母荣耀显赫，这是尽孝的最终目标。所谓的孝道，最初是尽孝于父母，然后是尽忠于君主，最终是立身社会、建功立业。这一行孝次序的安排，成为后世孝子们行孝的规范性程序。
第三，讨论了一些行孝的具体细节。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孝行细节，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之外，这方面的其他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尽心尽力地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供养好自己的父母。《庶人章》说：“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保障父母生活的物质所需，是最基本的孝行内容。所以孔子的许多弟子也很强调这一点，如子路说：“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说苑·建本》）为了供养自己的父母，无论俸禄多少都可以接受。当然仅仅物质供养父母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色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子夏请教如何行孝，孔子说：“在父母面前保持和颜悦色是件难事。有了事情，年轻人去承担劳苦；有了酒食，年长者享用，这竟然就能够算是孝吗？”也就是说，儿女不仅要保证父母衣食无忧，更重要的是要让父母精神愉悦，这也即《纪孝行章》所强调的：“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
其次，不可不分是非地处处顺从父母。这一主张可以说是《孝经》的一个亮点。《谏诤章》记载：“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孔子明确指出，做儿女的对父亲如果不分是非而处处依从，并非孝道的表现，而是要敢于劝谏，以免父亲陷于不仁不义。孔子还把这种劝谏精神扩展到臣下对待君主、朋友对待朋友的关系之中，这与后世鼓吹的“父让子死子不敢不死、君让臣亡臣不敢不亡”的愚忠愚孝观念大相径庭。
再次，孝子要做到光宗耀祖。从各个方面尽心尽力地供养父母，固然是孝行，但作为子女，还应该保证自身能够建功立业以光宗耀祖，《孝经》反复强调这一点。《开宗明义章》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认为，只有做到光宗耀祖，才算最终完成做儿女的孝行。历史上许多名人志士，就是在《孝经》扬名显亲教导的激励下，使自己与父母一起名垂青史。
最后，孝子还要恰当地处理父母的后事。《孝经》的最后一章为《丧亲章》，主要阐述在父母去世之后，孝子所应遵循的礼法，如“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等等。除了慎重举办丧礼之外，《丧亲章》还要求子女“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在父母去世之后，子女还要永远铭记父母之恩，祭祀他们，怀念他们。这也即《论语·学而》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孝经》所论述的具体孝行内容要比上述我们总结出的内容丰富得多，如《纪孝行章》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这里不仅涉及对父母生前死后的孝行，甚至还扩展到了子女如何为人处世的问题。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再一一详述。
（三）移孝作忠
《孝经》不仅阐述了如何孝敬父母，而且进一步把对父母的孝敬扩展到对君主的忠诚，这实际上就是把属于个人的“孝”社会化了，赋予“孝”更多的社会功能。《士章》说：“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要把对父母的孝敬之情转换为对君主的忠诚之心。《开宗明义章》也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履行孝道的“始”“中”“终”三个阶段里，后两个阶段实际上都属于忠君，因为要想“立身”，要想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离开君主的支持，一切皆无从谈起。这也是马融《忠经》为什么专列一章《保孝行》的原因所在：“夫惟孝者，必贵于忠。忠苟不行……匪惟危身，辱及亲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则福禄至矣；故得尽爱敬之心，以养其亲，施及于人。”作者认为，只有忠于君主，才能够获取俸禄福祉，有了俸禄福祉，才能够供养父母以尽孝道；如果不能忠于君主，不仅危及自身，而且还会连累到父母。于是“孝”与“忠”就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孝敬父母，进一步忠于君主；忠于君主，就能够获取俸禄，建功立业，反过来就能够更好地孝敬父母。
《孝经》的由孝亲到忠君，再到立身的观念，实际上是用一个“孝”字把一个人的终生行为贯穿在了一起。这一思想观念，不仅具有道德层面的合理性与逻辑性，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孝道的内容，从而使《孝经》能够受到从平民到君主等各个社会阶层的欢迎。
（四）描述了行孝的效应
孝道天经地义，发自人的天性，这是倡导孝行的理论依据，那么顺应天地、尊重天性、实行孝道的效应是什么？《孝经》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明确回答。
首先，人的行孝能够感动天地神灵，从而获得天人和谐。《感应章》说“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宗庙致敬，不忘亲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如果人们能够普遍实行孝道，就会感动天地之神灵，从而得到神灵的福佑，那么人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会非常顺利。
其次，有利于社会安定祥和。《三才章》说：“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而民和睦。”因为提倡孝道符合天地神灵的意志，顺应了民心，因此圣王在对民众进行教化时，不需要采用严厉的方法就能够获得成功；在对百姓进行行政管理时，不需要采取严酷的刑罚手段就能使国家安定太平，民众也因此能够和睦相处。
最后，孝子本人也能够得到福报。《孝经》认为，施行孝道不仅可以使天人关系融洽、社会安定祥和，而且也可以使孝子获取无量的福报。如果能够施行孝道，不仅可以得到神灵的护佑，还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广扬名章》），孝子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孝行而扬名于后世。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历史上的许多传说，比如董永、姜诗妻、孟宗等等，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孝行感动了天地神灵，不仅使自己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孝道，而且留美名于后世。
三、《孝经》对后世的影响
《孝经》全书仅一千八百多字，语义浅显易懂，然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受到该书的影响。《汉书·韩延寿传》记载：
（韩）延寿尝出，临上车，骑吏一人后至，敕功曹议罚白。还至府门，门卒当车，愿有所言。延寿止车问之，卒曰：“《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驾，久驻未出，骑吏父来至府门，不敢入。骑吏闻之，趋走出谒，适会明府登车。以敬父而见罚，得毋亏大化乎？”
韩延寿是西汉大臣，一次外出，一位骑吏（骑马侍从）因为接待来到府衙的父亲而迟到，韩延寿将要处罚这个骑吏。一位普通的守门士卒竟然能够熟练地运用《孝经》的内容去劝谏官长，使这位骑吏免除了处罚。由此可见《孝经》在古代的普及程度。至于那些能够登上高位的士人，对《孝经》就更为熟悉。《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记载：
（孙）权尝问卫尉严畯：“宁念小时所闇书不？”畯因诵《孝经》“仲尼居”。（张）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
这段记载说明，严畯从小就背诵《孝经》，而张昭同样能够背诵《孝经》，群臣“咸以昭为知所诵”，说明群臣对《孝经》同样熟悉。不仅一般的民众、官员从小熟读《孝经》，就连皇家子弟也是如此：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讳治，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顺圣长孙皇后。……初授《孝经》于著作郎萧德言，太宗问曰：“此书中何言为要？”对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大悦曰：“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旧唐书·高宗本纪上》）
文中说的“治”，就是唐高宗李治，可见唐高宗也是在《孝经》的熏陶中长大的。
《孝经》篇幅短小，通俗易懂，在古代被列为“小学”类启蒙读物，只要有读书的机会，无论百姓还是贵胄，都必须学习。
《孝经》作为启蒙读物的“小学”，并不意味着它的作用仅仅停留在“小学”层次，据《旧唐书·经籍志上》记载，截止唐代，保留下来的注解《孝经》的书籍达二十七部之多，其作者有著名的学者，如孔安国、郑玄、皇侃等；有帝王，如梁武帝、唐玄宗等。天宝三载（744），唐玄宗“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旧唐书·玄宗本纪下》），这实际就是把《孝经》视为治国之要典，全民之教材。
《孝治章》指出：“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这一观念对后世政治影响极大，历代帝王无不标榜自己是以孝治天下。比如汉代，帝号前多加“孝”字，如汉文帝号“汉孝文帝”，汉武帝号“汉孝武帝”，其后的王朝无不如此，如晋惠帝号“晋孝惠帝”，唐高宗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明成祖号“……纯仁至孝文皇帝”等等。
既然天子要“以孝治天下”，那么“孝”自然会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西汉刚刚建立，就开始选拔“孝悌力田”之人了：“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书·高后纪》）汉武帝时，“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从此，孝廉就成为许多王朝选拔官员的科目之一，再到后来，人们甚至干脆把举人俗称为“孝廉”。
由于人们对《孝经》的异常重视，使《孝经》在人们的心目中竟然慢慢具备了宗教功能，《后汉书·独行列传》记载：
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
黄巾起兵后，深受朝廷信任的大臣向栩不主张派兵镇压，而认为只需站在黄河边上面朝着黄巾所在的北方念诵《孝经》就可以使敌人自行消灭。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迷信《孝经》的向栩也因此被杀。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从宗教的角度去信仰《孝经》：
份性孝悌，陵尝遇疾，甚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昼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亲戚皆谓份孝感所致。（《陈书·徐份列传》）
文中说的“陵”指南朝著名的文人、大臣徐陵，“份”指他的儿子徐份。有一次徐陵患上重病，他的儿子徐份便焚香祈祷，流着眼泪跪诵《孝经》，竟然能够使徐陵的重病在转眼之间突然痊愈。
汉代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立于学官，合称“五经”；唐代加《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为“九经”；至唐开成年间（836—840），朝廷刊刻儒经于石碑，立于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宋代复增《孟子》，因有“十三经”之称。由于《孝经》被列为儒家经书，其影响得以进一步扩大。
四、《孝经》的流传与注释
《孝经》的传本是很多的，汉代传《孝经》的就有十一家，虽然我们已经无法详细知道他们所使用的《孝经》原文如何，但也不会有太大差别，只是解释稍有不同而已。《孝经》经文有差别的主要传本有两家，即《今文孝经》与《古文孝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孝经》也在被焚之列。汉朝建立之后，鼓励人们献书，这批书籍用汉代的隶书写成，被称为“今文”。汉代早期流传于社会的《孝经》即用今文写成，被称为《今文孝经》。古文经书的来历，《汉书·艺文志》有明确记载：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
汉武帝末年，封在鲁地的鲁共王（又写作“鲁恭王”）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便拆除孔子旧宅，在孔子旧宅的夹墙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经书，因为这批经书是用先秦的古文字写成，故称为“古文经书”，那么这本《孝经》自然也就称为《古文孝经》。关于《古文孝经》与《今文孝经》的异同，《汉书·艺文志》说：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师古曰：“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
这就是说，《今文孝经》各家的经文基本相同，《古文孝经》大约有四百多字与《今文孝经》不同。不仅文字有所不同，分章也不同，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的注释中说：“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今文孝经》为十八章，《古文孝经》为二十二章。
据说郑玄为《今文孝经》作注，孔安国为《古文孝经》作传，究竟哪个更为优秀，古人是有争执的。开元十年（722），唐玄宗参用孔传、郑注，并汲取其他前人的注解，以《今文孝经》为底本，作了御注。从此，唐玄宗作注的《孝经》就成为最为流行的传本。我们使用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孝经注》本。
历代《孝经》注释不下百家，但由于《孝经》文字浅显易懂，所以这些注释大同小异，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孝经》译注，主要参考唐玄宗的“注”，邢昺的“疏”，以及今人的译注，如胡平生先生的《孝经译注》（中华书局1996年8月出版）等等。与前人译注的不同之处，是本书还增加了“解读”部分，这是因为虽然《孝经》文字浅近，但涉及许多古代的思想观念与文化制度，为了使读者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孝经》，我们对这些观念、制度做了简要阐释，另外还列举了不少故事、案例，对这些观念、制度做出形象的说明。
《孝经》虽然文字浅近易懂，但它阐述的却是带有根本性的深刻道理，这就会使我们在注释和解读的时候，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望读者不吝指教。
张景 张松辉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