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得寸进尺的轴心国
1941年1月底，种种迹象表明，希特勒将会向贝当施加重压，迫使他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上与德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除了战俘和食品供给，纳粹用来向贝当施压的手段和花样繁多，并且每一个都令他难以招架。他们可以随时切断与占领区的通讯联系，在巴黎建立一个对立的傀儡政府，重新划定分界线，甚或是出兵强行占领维希政府控制的地区。这一区域大致包括战前第三共和国(1)巴黎以南和大西洋海岸线德占区以东的地区。
令贝当最为揪心的是，纳粹会更加残酷地对待法国战俘或出兵占领非占领区。对于他的“孩子们”，贝当有着一种真挚的近乎父亲般的感情。他深知，如果在战俘营里的法国士兵们受到任何伤害，都将令他们的父母和妻子更加悲痛。而对于德国人出兵非占领区的忧虑，他曾经这样对我说：“如果我违抗他们（纳粹），他们就会南下入侵这里，这对于我的人民来说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他们是我的人民。我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幸福安宁。”他的许多做法，在华盛顿和其他人眼里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当我了解他的这种家国情怀后，便能够理解了。
维希政府的几位部长，尤其是弗朗丹(2)，经常同我谈起“无胜利的和平”(3)的必要性。他的观点让我想起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一战中提出的那些理念。此外，他们对于德法之间合作政策的倾向性态度，也令我印象深刻。因为据我所知，在没有获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能够维持持久的和平，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记录。
上述“压力”，实际上来自前总理赖伐尔打算重新夺回政权的企图。在这场对于意志的特殊考验中，贝当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不仅断然拒绝了赖伐尔的要求，而且还于1941年2月8日授权达尔朗海军上将重新组建新的内阁。达尔朗则充分抓住机会，成为国民议会副议长，以及贝当的“继任者”。这一点令我颇感意外，因为在我和贝当元帅的谈话中，我清楚地记得，对于这位海军上将他并不完全信任。不过，贝当在1月份已经颁布法令，要求所有的内阁成员和高层官员都听命于达尔朗。
2月11日，维希和法国南部之间的电话联系突然被切断。当时，佛朗哥将军正在前往意大利会见墨索里尼的途中。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德国人担心，在法国南部势力强大的所谓西班牙共和主义者试图对他进行谋杀。有关佛朗哥此行的目的众说纷纭，特别是贝当在中途某地与他安排会晤，更是令谣言四起。而对此最有意思的解释，来自佛朗哥的一位密友，巴塞罗那市长。据传，这位市长说佛朗哥告诉他，起初是墨索里尼提出想要到西班牙来，商讨德国军队穿越西班牙的路线问题，想必是为了攻打直布罗陀。对此佛朗哥表示，不如他亲自前往意大利。
佛朗哥在罗马与墨索里尼会谈时说，即便他自己有此意愿，但西班牙人民是不会允许德国人借道西班牙的，因此他不能同意这项提议。战后听说，在1940年10月的时候，因为佛朗哥拒绝配合希特勒制订的经西属摩洛哥向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的英军发起钳制性进攻的计划，希特勒大为光火。
一次次类似的例证，使我相信佛朗哥将军力图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同时，实际上是站在盟军一边的。对于盟军来说，佛朗哥数次阻止德军进攻直布罗陀海峡的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于佛朗哥来说，在1941年初盟军在军事上尚处于劣势的时候，能够做出如此抉择，要么是他神机妙算，要么只能说他运气太好了。因为在那时，我在法国遇到的所有人，几乎都确信德国人会胜利。
2月24日，我和海军上将达尔朗，即当时的总理和国民议会副议长，进行了第一次会晤。我发现自从这个月中旬，他对巴黎进行了两次短暂访问之后，便明确表示支持与德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这可不是个好消息。他深信不疑，无论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英国人在欧洲政坛的影响力已经告一段落。
据说，达尔朗在巴黎的代表已经向新闻媒体宣称，如果英国人不解除封锁，达尔朗将利用政府的宣传媒体造势，告诉法国人民应该对他们的饥荒负直接责任的是丘吉尔，海军也将为法国商船护航，如果遇到英国舰船干扰，会毫不犹豫地击沉他们。这样一份声明，对我为贝当那些饥饿的“子民们”向美国争取食品援助，没有任何帮助。
尽管英国阻止向法国非敌占区运送食品的封锁政策如同他们在二战时期推行的许多政策一样，都是非常愚蠢的。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无论如何，贝当元帅是绝不会同意任何将法国人民推向盟国对立面的做法。
后来（3月4日）我在给威尔斯的信中写到，我始终难以理解，为什么英国的经济作战部或美国的某些利益集团，一定要让法国的普通老百姓忍饥挨饿，而使他们产生敌对情绪呢。不过几周之后，相较于他在巴黎发表的挑衅性宣言，达尔朗的态度有了相当大的收敛。但我仍然认为，他是绝对有胆量挑战英国海军的封锁令的。
达尔朗告诉我，德国当局非常清楚法国非占领区粮食紧缺的状况，已经同意从北部占领区的粮仓中调拨20万吨小麦。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得到这些小麦，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在巴黎，他还和德国人讨论了未来的社会改革问题，意图按照意大利的“国家社团主义”模式重组法国的工业和政府机构。他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他和德国人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而他的主要对手，赖伐尔的影响力则日渐式微。这次与达尔朗的会谈，令我感到此人颇有才干，野心勃勃，如若不是受制于贝当元帅，将会是一个危险人物，尤其是他对英国海军封锁的态度。贝当完全不信任他，因为他经常不征求元帅的意见便自作主张。如果我将听到的消息告诉给贝当元帅，达尔朗一定会火冒三丈。
在我们数小时的会谈当中，达尔朗自始至终彬彬有礼，态度友善。在那个历史的当口上，他似乎是贝当元帅能够找到的最佳人选，除非德国人强迫贝当起用赖伐尔，否则他就是大权独揽的法国政府掌门人。虽然达尔朗向纳粹示好，但是他们并未完全接纳他。他告诉我，他发出的击沉英国人舰船的警告，得到了设在威斯巴登的停战委员会(4)的许可。
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另一份“政治局势”报告中，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尽管达尔朗上将对英国人的敌对情绪是根深蒂固、难以扭转的，但是他比赖伐尔的危险系数要小得多。而由我口头转达的罗斯福总统给予贝当个人的评价，取得了良好效果，贝当对此很是重视。
巴黎的报纸天天都在大肆抨击贝当政府（还有美国大使），如今连达尔朗也未能幸免，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我被描绘成一个犹太银行家的走狗，前英国特工，共济会(5)成员，并且说我已经向贝当发出最后通牒，逼迫他任命我的“水手朋友”——达尔朗，成为政府的二号人物。这些媒体对我的造谣诽谤太过猖獗，甚至连贝当都看不下去了，他勒令非敌占区的一家杂志停刊两个月以示惩戒，因为他们“擅自发表抨击来自友邦的一位政府官员的文章”。
3月10日，美国向法属北非提供有限经济援助的书面协议在维希草签，这份协议后来被称为《墨菲—魏刚协定》，它的签署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胜利，而这主要是驻法大使馆前任代办罗伯特·D.墨菲(6)的功劳。他在北非的行动曾经招致一些非议，但是他对那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所做的充分调查，为1942年11月美国军队在北非的成功登陆奠定了基础。
墨菲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办事雷厉风行，极富个人魅力，可惜我们在维希未曾有机会领教。如果按照过去海军的做法，我们会在他的名字上加注一颗星，标志着他将会得到快速晋升。
在《墨菲—魏刚协定》中，约定美国将通过海运向北非运送一些生活必需品，这项条款主要是针对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德国人的宣传蛊惑。协议中的生活必需品还包括棉布。我听说阿拉伯人有将尸体包裹在棉布中的习俗，如果他们没有棉布可用的话，死去的人就无法上天堂。阿拉伯人还喜欢喝茶，因此它也在名单之上。
我们另一项有关情报工作的行动计划，进展得就没有如此顺利了。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J.多诺万将军(7)（绰号“野牛比尔”）在欧洲和中东的访问活动遭到了法国人的谴责。维希政府拒绝向他签发进入叙利亚的护照。对于多诺万和他的战略情报局，我并不了解，不过他的某些特工可没少给大使馆惹麻烦。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在搜集、分析轴心国的政治和军事情报方面颇有成效。
因此，当海军部长诺克斯(8)派了一名年轻的芝加哥律师，托马斯·G.卡萨迪作为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助理时，我感到十分惊讶。不久，我就发现这个人甚至连船头船尾都分不清楚，不禁更加好奇，海军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战略情报局秘密安插在美国大使馆的特工人员。卡萨迪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间谍，精明强干而且行事周密审慎。他的保密工作做得极为成功，即便是在1942年11月，德国人因为怀疑大使馆里有间谍活动，而拘捕了大使馆的个别工作人员，也没能抓住卡萨迪什么把柄。
3月8日，我们从广播中得知，参议院已经通过了《租借法案》（三天后法案即生效），授予总统权力，可以将任何种类的军事物资装备租借给那些抵御外敌入侵的民主国家。这就意味着美国出于自身国防安全的考虑，可以给予大英帝国任何军需物资的援助。我们在维希的所有人都认为，这项法案实际上已经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战争状态。而这项法案的实施，也令维希政府当中许多支持同盟国的官员士气为之大振。
《租借法案》获得通过的当天，马克西姆·魏刚(9)将军也恰好返回维希。这位骁勇的斗士，曾经在法兰西溃败的最后时刻临危受命，试图重整旗鼓，可惜已然是无力回天，之后他被赖伐尔派去北非担任驻北非总代表和北非法军总司令。不过令赖伐尔始料未及的是，魏刚在北非的所作所为，与他自己的通敌卖国行径完全背道而驰。此后的事实证明，对于我们来说，魏刚将军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人物，直到德国人将他强行召回。
为了迎接魏刚回到维希，贝当元帅安排了一场晚宴，他本打算让我和魏刚在晚宴上会面，但是一些内阁成员担心这样公开的会面会引起德国人的不快，因此我们于3月9日，星期天，在我的住所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不过毫无疑问，德国人对美国使馆进行着严密监视，在维希到处都是间谍，任何进出使馆的人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魏刚首先对美国在北非给予的援助表示了感谢。他向我提供了许多有关北非军事和政治局势的重要情报。他估计，德国人在意属利比亚有一到两个师的兵力。至于他自己的领地，他表示不管任何人入侵法属非洲，他都将会全力以赴抵抗到底。
在非洲的这一小撮德国人，利用法国当前工业和经济面临的危机，大肆宣扬，蛊惑当地人，意图削弱法国在当地的影响力。虽然阿拉伯人目前仍然效忠于维希政府，但是眼下的艰难处境他们还能够忍受多久，是否随时会揭竿而起，谁也说不清楚。魏刚将军的副官德罗斯认为，在当时的非洲，如果法国人有任何与德国人的敌对行动，都将导致欧洲大陆法国本土的彻底崩溃，使法国人民沦落到被奴役的境地，并且对于战局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不过他们一致表示，如果纳粹要对北非发动攻势，那么魏刚将军重新组建的北非法军将会抵抗到底。他们说，如果能够得到食品、弹药等补给重整军备，在德国人败局已定的局势之下，北非的法国军队是能够助盟军一臂之力的。但在当前这种局势之下，德罗斯坚持认为，除非战局出现有利转机，否则北非应当维持现状。
看来，目前这些反抗轴心国侵略的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援助刻不容缓。令人欣慰的是《墨菲—魏刚协定》即将生效，尽管协议中约定的物资援助存在数量不足的问题。
虽然已是七十四岁高龄，魏刚将军依旧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并且意志坚定。尽管他一再声称，无论是谁企图侵犯他的领地，他一定会抵抗到底，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实际上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因此，后来当魏刚对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惊讶：“如果英国人派四个师来，我会向他们开火。如果来二十个，我就欢迎他们。”我认为魏刚此次的维希之行，给贝当政府里那些摇摆不定的内阁成员们增强了信心。但同时我也担心，这将会导致德国人夺走他在北非的指挥权。
3月15日，在白宫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就《租借法案》发表了那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著名演说。总统许诺，将会提供舰船、食品、枪支和飞机给希特勒的敌人们。考虑到当地的新闻报道一定会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在3月18日我与贝当元帅进行的一次长谈中，我准备了完整的英文和法文版演说稿带给他。
第二天，在写给总统的信中，我总结了这次会谈的成果：
借着这次机会，我告诉他（贝当），您的演说是在向全世界宣告，每一个人都听得懂，轴心国势力必定会失败。
如果这都不足以让这些摇摆不定的高卢人挺起腰杆儿的话，对于元帅来说，除了清理门户，把他现在身边这些人都换掉之外，也别无他法了。我认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现在应该看到了希望，并且能跟得上形势的变化。
贝当元帅现在的状态极好，思维敏捷、兴致盎然，他对于美国曾经和正在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我还向总统汇报了贝当对于这次演说的看法：他认为，美国总统的这场演说，将会加速德国入侵英格兰的行动。他相信，尽管德国人和英国人开战，究竟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但这是德国人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希望。不过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告诉贝当，这样的入侵行动不可能成功，即便是成功了，德国人也不会打赢这场战争。
我告诉总统，达尔朗试图取悦德国人，以及贝当元帅对此的评论：“达尔朗现在与德国人走得很近，我必须提防着他。”就我个人看来，一旦达尔朗认为形势明朗，能够做出抉择的时候，他向上爬的野心会促使他迅速站队，我对总统说：“您的演说……将给他们（达尔朗和他的内阁成员们）指明正确的选择方向。”
法国的戴高乐支持者声称得到了贝当的秘密许可，这必然会导致德国人找元帅的麻烦。丘吉尔首相也在私下里告诉贝当，夏尔·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在伦敦自行组建并领导的“自由法国”抵抗组织，对于英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尽管英国为他们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贝当对英国人的行为表示难以理解，并且指出，如果“自由法国”在英国的支持下，对北非或者利比亚造成威胁，将会导致忠于法国的殖民地军队与英国人开战。我向贝当保证，会提请华盛顿注意这种可能性，在写信与总统商讨的同时，我也通过电报向华盛顿报告了这一情况。
关于这一时期（1941年3月）法国人的普遍情绪，我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我相信美国正在赢得法国各个阶层的普遍好感，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除了被德国人用金钱收买的赖伐尔之流。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法国被打败了，在这场战争中被彻底打垮了，现在还有150万名战俘被德国作为人质。因此，任何有关和平的提议，对于大多数法国人来说都具有吸引力。
4月份，汽油、商船和食品已经准备就绪。
根据之前达成的约定，意大利要求立即从阿尔及利亚得到5 000吨汽油。我提醒达尔朗，3月3日他曾经当着贝当元帅的面，保证绝不会有任何石油产品从非洲流入轴心国，如果违背承诺，美国将会中断对这些法属殖民地的援助，甚至会进一步妨碍到向敌占区运送救济物资。
达尔朗的解释是，相对于意大利最初的要求，这已经是极大的让步了，不过这听起来并不可信。我在心里暗自揣测，他是不是想要挖魏刚将军的墙脚，因为魏刚在北非的部队本身就急缺汽油。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负责商船航运事务的海军少将保罗·奥方(10)急匆匆进来，递给达尔朗一份急件，英国人截停了四艘从卡萨布兰卡开往奥兰的法国商船。达尔朗说道：“如果这些船被扣押，我会派海军为我们的商船护航。”我认为，这件事完全有可能是演给我看的一场小把戏。达尔朗最后表示，他会努力说服意大利从德国占领区而不是从北非得到汽油。
后来有消息称，一些在美国港口获救的法国船员，公开表示反英。我告诉贝当和达尔朗，美国将不得不检查这些船只，并且可能会安排警卫人员上船。贝当没有反对上船检查，但是不同意派警卫，他说如果美国政府保证这些船只不会被英国人接管或者使用，他将会下令制止这些船员闹事。
3月25日，维希政府宣布了一项与德国之间的小麦交易，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甚至连已经装船的红十字会救济物资运输也被叫停了。在4月3日的会议上，我告诉贝当，他的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协助我们的救灾行动，比如平息有关护航的谣言，停止向轴心国运送石油，以及开展对德国人向北非渗透的情况调查。
通常，我们大使馆是不会收到太多来自法国的信件的。但是，在总统发表了那场激动人心的演说之后，以及有两艘载满救济物资的船正驶往马赛港的消息传来时，短短几周之内，情况完全不同了。法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写信对罗斯福充满“勇气和友爱”的法案表示感谢。有些信件署了名，但大部分都没有署名。人们在信件里还提出了希望得到救济的请求，甚至列出了具体的内容。
无一例外的，这些信件里都表达了将德国人从法国领土上驱逐出去的愿望，甚至表示宁愿自己饿死，也绝不让任何救济物资落入侵略者的手中。看起来人们对贝当元帅都满怀信心，只是对于维希政府坚持救济物资只能交给美国人来分配这一点十分疑虑。在这一波信件热潮中，也有迹象表明，戴高乐抵抗运动的影响，可能比维希官方宣传的要更加广泛。对此稍后会进行详述。
红十字会的一艘救济物资运输船“埃克斯茅斯号”，将于4月7日在马赛港卸货。船上装着带给孩子们的食品、药品和衣物。在它到达的三天之前，我和夫人动身前往马赛。就在同一天，德国出兵占领了利比亚的班加西。这个消息给法国人的心里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之前英国在北非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刚刚使人们对同盟国获胜燃起了希望，但现在看起来，前面这场胜利所带来的信心转瞬即逝。
我们途中经过利摩日，并且参观了那里著名的哈维兰等瓷器工厂。在我们参加当地商会举办的欢迎宴会时，四周聚满了大批人群，为美国和罗斯福总统而热烈欢呼。德·哈维兰家族虽然在法国已经历经了三代人，但一直保留着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他们是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美国公民。
我们还经过了一座14世纪的小镇，昂特赖格，这儿似乎看不到时光荏苒的痕迹，小镇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风貌。当我们离开时，镇长本想发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简短演说，但是法国战败带来的耻辱以及深深的悲观绝望之情，令他忍不住痛哭流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本想对他说几句安慰鼓励的话，但是自己也禁不住哽咽失声。
当我们到达马赛时，酒店门前的街道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红十字会会长艾伦先生、美国驻马赛总领事休·富勒顿以及副领事小海拉姆·宾厄姆前来迎接我们。当我们步入酒店之后，街道上聚集的人群仍旧不肯散去，直到我们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上，得到了人们更为热烈的欢呼与致敬。
第二天早晨，由“埃克斯茅斯号”船长朱斯特罗以及当地的法国官员陪同，在荷枪实弹的卫队护送之下，我们穿过拥挤的街道，来到码头上的一座仓库，在那儿我们受到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童子军队员以及许多从事儿童救助工作的人们的热情欢迎。由于当时狂风大作、寒气凛冽，欢迎仪式不得不在避风处进行。随后，我们对救济物资的分配方案进行了仔细审查。此后的五天里，我们又分别在土伦、戛纳、蒙特卡洛和尼斯进行了同样的检查工作。
我们所见到的救济物资全部是为儿童提供的食品、牛奶、服装以及维他命。后来我听说，多疑的意大利停战委员会，对“埃克斯茅斯号”卸下的货物进行了抽查，显然是怀疑里面藏有枪支，但结果他们看到的只有婴儿用品。
这一艘船所带来的救济物资，就能使成千上万名儿童得到救助，而这些帮助或许就挽救了他们的生命，甚至可以说是为战后的法国保存了有生力量。整个行程当中，看到这些无辜的孩子们所遭受的不幸，我发自内心地同情他们，同时也对那些想方设法给我们的救助工作设置重重阻碍的人，无论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逐渐心生鄙视。这些救济物资没有一件落入德国人手中。由于数量极为有限，为了自己的孩子，那些父母们对这些救济物资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任何偷盗儿童食品的成人如果被抓住的话，都会被打个半死。即便是红十字会的救济物资落入纳粹手中，由于数量有限，也不会对战局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在尼斯，由于有数千名儿童手捧鲜花和旗帜簇拥在我们的汽车周围，使我们的行程不得不延迟了一个小时。当我从车子中出来的时候，两位情绪激动的老太太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想她们应该是两位老祖母，我们提供的食物和药品可能救了她们孙子的命。在蒙特卡洛，在年轻貌美的摩洛哥公主安托瓦内特的指挥下，救济物资分配中心的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快速高效。她的祖父路易二世是当时的国王，我在当天中午的时候正式拜会了他。国王的宫殿里有一间小小的、但是非常有趣的收藏室，里面收藏着曾经属于拿破仑和他儿子“罗马王”的一些物品。由于接到了要求我们速返维希的急件，我们不得不中断了这次视察之旅。德国人又在施加压力，作为对德国海员在美国港口被扣留的报复，他们威胁要逮捕一些美国人。
成百上千名法国儿童聚集在救济物资仓库旁的那一幕幕场景，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他们一个个看起来面色苍白、羸弱不堪。而他们的父母显然被深深地感动了，喃喃说道：“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啊！”相对于我们收获的友善，我们的付出实在是微不足道。美国提供这些救济物资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历来对那些遭受不幸的人们，特别是儿童，秉持着人道主义立场；此外，也希望能够保持法国人民对我们的信任。这次行动完全达到了目的。其实我们提供的援助并不算多，尽管如此，那些法国父母们对我们所做的已经感激不已了。
德国人试图诋毁我们的救助行动，宣称我的马赛之旅是一场宣传作秀。据说警察部门已经接到命令，禁止批准任何公众集会游行。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警察们并没有很好地执行命令。
当我们于4月10日返回维希时，看起来德国人正在收紧对法国非占领区的控制。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对于我和贝当元帅来说，都备受煎熬。与纳粹之间的矛盾使他似乎与我走得更近。他常常找我谈话，并且为有人能够倾听他的心声而感觉很放松。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现在没有军队。以前我有军队，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你知道，莱希先生，如果我们没有军队，我们就没法做这些事。”
贝当指的是关于停战协定条款的解释权问题，德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进行解释，并且说这是胜利者的特权。贝当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实力。他认为，对德国人唯一有效的反抗方式就是进行武装抵抗（我觉得这将会是徒劳无功的）或者搞破坏，而这将立刻导致德国人更为严厉的报复。法国人虽然举国上下都仇恨德国人，但是他们既没有武器、也没有组织，并且缺乏斗志。
我把同贝当谈话的要点，向总统和威尔斯做了汇报：
无论如何，贝当都不会离开“他的人民”，将政府迁往北非，或者命令魏刚加入盟军。
他将遵守他的承诺，不会让德国人得到法国的舰队或者占领北非的法军基地（对于后者，实际上只有盟国的海军才有可能阻止它的发生）。
他相信苏德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由于兵力分散太广，希特勒在占领区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麻烦。
他说美国现在是法国唯一的朋友，也是他的国家和人民未来唯一的希望。
他对达尔朗不完全信任，但是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
因此，我向华盛顿建议，我们应该继续或者进一步扩大红十字会的救助行动，这是一个能够在法国公众舆论中产生影响力的有效途径，贝当对此极为敏感，他的内阁成员们也相当关注。我估计，维希政府最终将会同意或者默许德国人提出的任何要求，因为有充分证据显示，德国人正在进一步施加压力。
纳粹在4月初的施压行动不断，其中包括对地中海沿岸的航运进行管制，以及打着“停战委员会”的名号向北非派遣200名官兵。
有关赖伐尔将在近期强势回归贝当政府的谣传也从未停息。政治活动开始变得非常危险起来，尽管这种危险可能更多地来自神出鬼没的法国游击队，而不是德国人。海军上将达尔朗的住宅四周因此不得不增派更多的卫兵把守。
盟军被迫撤出希腊，英国的新闻报道称之为“秩序井然地后退”，法国人对此嗤之以鼻。几乎所有的法国人以及我在法国的大多数同僚都认为英国军队将会“秩序井然地后退”到埃及。虽然英国海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法国人越来越绝望地看到，对于这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强大的法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德国军队，目前还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
4月24日是贝当八十五岁生日，我给他送去了祝福，尽管我不知道这位孤独的老人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这纯粹是出于礼节，尤其是我们心里都清楚，在德国人被赶走之后，把他留给法国的反对派，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4月26日，有人从华盛顿带来消息，《墨菲—魏刚协定》即将付诸实施，魏刚将军在北非的部队所急需的物资补给很快也将送达。
但是与此同时，局势变得更为动荡，难以预测。埃及外长说，由于过去英国人不允许埃及发展自己的军队，因此他担心德国人将会占领苏伊士运河。据“可靠消息”称，希特勒将要求法国公开与轴心国联盟。更重要的是，贝当元帅告诉我，他知道德国人进攻直布罗陀的计划。他不知道具体时间（舆论一致认为是在初春），但是他认为，德国人同时也将发起对法国非占领区的进攻——如此一来，他将不再向德国人做任何妥协，必须与侵略者彻底决裂。
元帅说，届时他会向我发出警报，如果有时间的话。因此，所有反轴心国的外交使团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有成员——无论男女老幼——可能会被统统隔离起来，除非他们能够通过海路逃离或者越过边境前往瑞士。
我们美国大使馆，很久以前就计划了两条撤离路线。一条是前往地中海，另一条则是穿越艰险的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使馆人员精打细算地使用本来供应就不充足的汽油，将节省下来的装进罐子里，在两条撤退路线的公路沿线，找隐秘的地方埋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德军在地中海东部陆续取得的胜利，令我不禁心生疑虑，他们此时对维希施压，是否是夺取法属北非计划的一部分。如果轴心国势力占领了苏伊士和直布罗陀，并从法国的港口出兵远征北非，那么在北非的英军将会面临三面围剿，能够抵御这场攻势的只有海军了。
5月3日，我见到了贝当元帅。他看起来老态龙钟，心力交瘁。5月1日是法国的劳动节，出席相关的庆祝活动令他疲惫不堪。海军上将达尔朗在巴黎或者元帅不知道的某个地方，与德国人开会。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将会带着新的法德合作计划回来。贝当和我讨论了此事对于我为法国争取更多的食品救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达尔朗在第二天返回了维希，只呆了短短两个小时，就又迅速返回巴黎。5月7日，报纸头条刊登了德国有望将对法国占领区征收的占领费削减25%，降低至每天3亿法郎，并对跨越边界线的各条交通线路放松管制的消息。但是达尔朗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却一无所知。
德国人已经下令将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馆关闭。之前的大使布利特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后离任，接替他的梅纳德·巴恩斯此次返回美国途中在维希稍作停留。我与巴恩斯进行了交谈，试探了他的想法，却发现他对赖伐尔的评价甚高，这与赖伐尔获得的普遍评价并不相符。我对巴恩斯的印象很不好，因为他似乎对总统的计划并不完全认同。
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之下，5月6日，我们庆祝了我的六十六岁生日。孩子们为我寄来了生日礼物，对于任何一个住在法国的人来说最好的生日礼物——食品。排在第二位的是香烟。在这里男人们一周只能分到一包香烟，而妇女们是得不到香烟配给券的。因此，那些从国内寄给我们的香烟令女士们尤为感激。
一位与我们的红十字会救助工作有联系的公共事业大亨带来的消息令我们倍感欣慰，法国非占领区的孩子们在得到了牛奶之后，健康状况很快便大有改善，他们的父母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还告诉我，在占领区，食物中毒和营养不良正在导致大量婴幼儿死亡。
他还告诉我，纳粹高层计划制定一项和平协议，从欧洲西部所有占领区撤军，只保留驻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奥地利的兵力，恢复德国战前的非洲殖民地，然后腾出手来对付苏联。最后这一点，与近期在维希流传的有关希特勒计划在5月份入侵乌克兰的传闻相吻合。我们也听说，如果美国卷入这场战争，日本将会加入轴心国一边。我认为，这个说法来自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东京公开发表将进行一场持久战的言论。继这则有关德国人的传闻之后，维希又流传过很多版本的小道消息。
达尔朗于5月11日到贝希特斯加登(11)与希特勒会谈。据报道，一起参加会谈的还有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12)、元首驻巴黎代表奥托·阿贝茨(13)和负责德法关系事务的雅克·伯努瓦-米琴。虽然关于他们讨论的内容没有明确报道，但是所有迹象都表明，贝当政府与轴心国之间正在形成某种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而与我们的关系也就面临着危机。有关事态的发展，包括种种传闻，我都在第一时间发电报给华盛顿。总统一如既往地精确守时，发回一封态度强硬的口信，要我转达给贝当。总统提醒贝当，不要忘了他曾经保证过，不向德国人提供任何超出停战协定之外的协助与合作，尤其是不能放弃法属殖民地。我在5月12日见到了贝当。他忧心忡忡、焦虑不安，要求他的国防部长夏尔·亨西格(14)将军一起参加会谈。他还没见到达尔朗，因此无法立即对总统的要求进行回复。我感觉到，英国在利比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败退，正在将维希政府推向德国人的怀抱，对于德国人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法国似乎都不会再提出反对意见了。我察觉到的一个细节就是，贝当不再说法国不会向德国提供军事协助，而是不会向德国人提供“自愿的军事协助”。
5月15日，内阁一致通过了达尔朗与希特勒签订的协议，但是官方并没有公布有关协议的具体内容。同一天，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白宫发表声明说，法国人民仍然秉持着“自由的理想和传统”，他不相信他们会心甘情愿接受任何“所谓的合作”协议，这种意味着与一个致力于“彻底摧毁这个世界的自由、自主和秩序”的军事集团的结盟协议。
这一次，我们之间建立的友好关系降到了冰点，类似的情况还发生过几次。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告诉我，德国人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常规的信息来源渠道也得不到相关情报，这个情况只有内阁成员知道。据未经核实的报告称，希特勒想要的是法国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并且威胁，对于法国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传闻还说，德国人可能会撤到巴黎以北的分界线，并且释放部分战俘。德国人做出的这两项让步，必定有助于提升达尔朗的声望，在那时他几乎已经人心尽失了。宣传机构正在为他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他的照片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商场里。没有张贴他照片的商店会被巡视和“劝告”。看来总统5月15日的声明，和他随后向停靠在美国港口的法国船只上派驻警卫的命令，显然并不受维希政府的欢迎。
5月23日，达尔朗从巴黎通过广播向法国人民宣布了他的“胜利成果”。他说，包括大部分英国人，众所周知，希特勒并没有要求得到法国海军，而他也不会将自己的舰队交给任何人。接下来，他说元首并没有要求得到任何法属殖民地，而且既没有强迫法国对英国宣战，也没有要求法国放弃任何主权。
达尔朗强调说，法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法国人民的现在和未来只由法国自己决定。最后他说，只要法国自己争取，就能够拥有和平，他的国家已经为出现一个欧洲新秩序做好了准备。
但是希特勒的要求是什么，达尔朗却只字未提。他只是说，在元帅的带领下重建国家，是每一位法国人的职责所在。
5月和6月，对于法国那些支持盟国的友好人士来说，是最令人沮丧的两个月，于我而言也是最为艰难的两个月。人们对我有关德国最终必败的说法开始表示怀疑。许多外交界人士想要知道，对于法国政府态度的转变，美国会做何反应。其中一些人私下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接到通知就离开法国。
我只能向他们一再保证，美国政府击败轴心国势力的决心不会改变，并且我们终将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我的朋友们并不相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或者说，即便有这样的实力，他们认为美国也不会投入战争。我在5月19日写给威尔斯的信中特意说道：“我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向元帅，或者政府其他成员施加有利影响……当然，我还是会向你随时提供所有最新消息。”
我请求国务院，万一要召回我的话，如果有可能，就尽量提前通知我，以便有时间安排大使馆的妇女和儿童撤离。我还补充说：“这里已经在传说，我们已经取道葡萄牙撤逃了。柏林和巴黎的电台也在为我被召回的消息大造舆论。”
我们的无线电广播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武器，受众范围非常广。我建议华盛顿，要求BBC电台在播放源自美国的新闻时，应当说明它们来自美国。因为法国非占领区的所有人都认为，英国的新闻只是宣传工具，而更相信美国新闻的真实性。目前看起来，我们有关救济物资的协定可能会被迫终止。因此我建议，在我们做出任何新的决定之前，都应当通过BBC和波士顿电台，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广而告之。我认为在我们做出缩减救助的决定之前，先通过无线电发起一小波针对达尔朗和贝当的舆论攻势，在舆论影响上对我们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贝当元帅是真心实意地在为自己的人民谋求福祉，因此他对于公众舆论是极其敏感的。我认为，在进行广播宣传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既能够让法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同时又避免任何针对元帅个人的抨击。眼下，无线电广播是我们能够使用的唯一方法，因为法国的报纸已经完全被德国人控制，并且是彻头彻尾的反美论调。威尔斯6月在给我的回信里写道：“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与在法国占领区和非占领区播出的短波广播电台进行协调。”这一消息令我略感欣慰。
克里特岛的惨败成为希腊溃败的最后一幕，也直接导致希特勒在与达尔朗的交易中胜券在握。在3月份我发给总统的电报中，曾经乐观地认为——他的“民主国家兵工厂”的演说，将会促使达尔朗倾向于盟国的阵营——现在看起来，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显然，能够阻止法国和它的殖民地彻底沦落于德国人之手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某些战略要地，集中优势兵力阻挡住德国人前进的步伐，趁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在我看来，地中海对于德国人来说，就是一个薄弱之处。
如果在德国人到达北非之前，美国就派遣一支训练有素、配备现代化武器的25万人的军队，增援魏刚将军那支数量少且装备差的队伍，我认为是能够确保盟军对地中海的控制，并且能使战争进程缩短一半的。
在那时，至少魏刚的军队是欢迎我们的。假如美国能派出足够的兵力确保胜利的话，95%的法国人也将会加入美国的阵营。想想如果那时美国就能够出兵，只需要这么小规模的军队，便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德国人逼退，真是令人郁闷啊。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战事的拖延，德国人的薄弱环节必将越来越多。迟早有一天，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盟国会集中更多的优势兵力到德国战线上的薄弱点。在当下，这个点就是北非。更早的时候，是鲁尔、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所有这些战机都被贻误了。而能够提供这样的优势兵力的，基本上就只有美国军队了，尽管现在还没人能够说得清，美国何时会加入这场战争。法国一些著名的反德人士告诉我，波兰、挪威和希腊的经验教训使他们认识到，除非情况有大的改观，否则他们不可能再依赖英国人的援助了。
在达尔朗公开发表广播声明四天之后，我们在维希就听到了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将进入“全国无限期紧急状态”，自此之后，美国将“倾尽全力”抵御针对西半球的攻击或者威胁。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就是对轴心国的宣战，也意味着希特勒政权终将失败。
法国民众对于新的合作协定并不接受（在我担任大使期间，协定的文本和具体条款始终没有公开）。我告知总统，一些负责此事的忠于贝当的官员们向元帅报告，协定已引起了公众强烈不满的情绪。
德国人控制下的巴黎新闻界，变本加厉地对罗斯福总统和我进行诋毁诽谤，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一时间，报纸上全是对我们不利的消息。法国非占领区的报纸和杂志也加入了这场宣传战之中，有关我们大使馆一直在坚持工作的新闻被他们拒绝报道，我们红十字会的救援项目更是不可能得到任何公开宣传。当地新闻媒体审查机构的目的，就是通过贬低美国人以及来自美国的援助，来树立贝当政府的威望。
我从不在意那些报纸或者广播对我个人的攻击与诋毁。我一直觉得，有太多的公众人物花了太多时间担心他们自己的公众形象，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因此，当时维希那些有关我的报道，无论是报纸还是杂志，我都没有保留，只有少数几份发给总统或是威尔斯的剪报被保存下来。我在记录本里找到了下面这样一份报道，是来自著名的反犹报纸《皮罗里报》6月12日的文章，读来相当有趣。不过，这一篇还不算是最荒唐的：
莱希——饥荒将军
不，饥荒将军先生，法国人不吃那种面包！
自从这位花架子舰队的海军上将来到维希，便引发了诸多话题。对于一位海军上将来说，这份工作可不容易，因为在海军学院里是不会教人怎么敲诈勒索的，至少在法国是这样。
这位海军上将在维希完全没有不适应的感觉，他在这里就好像是在健身、在闲聊或者在参加华盛顿的游艇派对，习惯得很。维希的宾馆他都了如指掌。他知道怎样得到皇帝般的款待，就好像他知道怎样做个病人，坐在蒸汽浴室里，等着隔壁的医生有时间过来帮他穿上裤子一样。
虽然知道莱希是一名议会任命的将军，我们对待他仍然像是在大病初愈之后，有一位朋友到访一样激动。我们向他诉说我们如今的担忧。但他并不是来听我们的烦恼的；恰恰相反，他过来打探，琢磨着还能从我们这里搞到点儿什么。
这位海军上将既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伪善，又有犹太人的贪婪，他所做的工作，我们通常称之为间谍。
当第一艘美国船到达马赛港的时候，犹太企业掀起了宣传的热潮：市政当局、警察局长、各级官员、将军、牧师甚至是犹太神父，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等在了码头上。莱希表示了感谢，然后走到犹太神父面前，拉着他的手说：“我们要感谢你们身在美国的犹太同胞们的慷慨解囊，这艘船才得以满载而来。”
不，将军先生，将这艘船装满的并不是你的什么犹太银行家、犹太朋友或者犹太亲戚；因为，你不要忘记，将军先生，我们托付给你们的六百亿美元的黄金又变成什么了呢？
你的犹太企业家们，只是眼看着他们要输了这场战争，才派你来看看能给我们施舍点儿什么。
莱希，美国仁慈的罗斯福陛下的海军上将，还有他的女人、儿子、女儿、表兄表弟们、侄子外甥们、继父、叔叔伯父们、天上飞的鸟儿、水里游的小鱼，统统回到你们的钱海里游泳去吧，别再来巴黎了。就算你能在维希的浑水里摸到鱼，但是在塞纳河边想都别想。
法国人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你精明的算计和敲诈勒索。我们发现你的处境也不容易。与达尔朗上将那笼罩在敦刻尔克荣耀光环之下的高贵身影相比，你能算老几？除了是个该死的商人将军什么也不是，你觉得你能把自己吹捧成海军上将夏洛克(15)吗？
你以为自己变成饥荒将军就能够赢得尊重！我们一眼就看透了，你认识的法国人都是些投靠在你的犹太朋友旗下的卑鄙懦夫，紧紧抓着他们的钱袋子，对他们惟命是从。
只有当你的国家，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犹太阴谋之后，也开始驱逐犹太人的时候，新法兰西才会接受你们的大使前来法兰西致敬。
莱希，饥荒将军，回到你的国家去吧，继续去让小麦发霉，将花生连根拔起，继续挥霍那些我们正短缺着的东西吧。法兰西不需要怜悯，我们知道与美国犹太人交朋友的代价。
总之，告诉那些送你来的人，法国人再也不会吃那种面包。
法国报纸的态度在我和华盛顿看来，恰恰是一种褒奖。威尔斯在6月12日的信中写道：“这些显而易见是受人指使写出来的文章很重要，或许正是对你的某种认可，这让我们看到了你工作的成果，我们在此表示敬意。”
大使馆始终处于被监视之中。维希政府一些与我们比较熟悉的人士已经被提醒，他们到使馆来得太过频繁了。尽管如此，我始终相信，如果我们将对儿童的食品和药物救助行动持续进行到明年冬天的话，就能够使法国民众对这种卖国政策的反抗之火绵延不绝，即便这种反抗不那么旗帜鲜明，最终也能证明这些援助物有所值。种种迹象表明，贝当并不完全满意达尔朗与德国人签署的协定。我认为，我们的救济行动，会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而广为人知。
大使馆开始收到大量信件，一天多达五十封。这些写信的法国民众请求美国不要理会维希政府的所作所为，继续保持与法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将近5月底的时候，达尔朗的耳目告诉他，我正在大使馆会见一些反政府人士。他派人给我带口信，以贝当元帅的名义，特别提到了路易·马林(16)和爱德华·埃里奥(17)，他们以反对贝当而知名。可以说这下我被“惹毛了”。我要求在6月4日与贝当和达尔朗召开会议。结果，对于这则违反了外交惯例、通过口头形式传达的信息，元帅根本就不知情。达尔朗则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并不是对我个人表示质疑，而是他得到了秘密警察和电话窃听的情报，一些维希政府的反对派领导人声称要与我联系，并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
在我抵达维希之后，埃里奥曾经打电话给我问候过几句。至于马林先生，我更是从未谋面。有关政治的议题，我只同贝当元帅和外交部长进行过讨论。我告诉贝当和达尔朗这些，是为了澄清，这其中并不掺杂任何个人私情。我的目的是避免元帅未来再对我作为大使的行为产生误会，并且我也坦陈，这样的误会可能会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这次会谈对于达尔朗来说不是那么愉快，但是贝当自始至终都是和颜悦色、彬彬有礼。
近期报道的两则新闻，将人们又带回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之中。6月4日，八十二岁的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去世的消息，令人禁不住猜想，假如他在一战之后被允许重新统治德国，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又会如何呢。
5月21日，美国商船“罗宾·摩尔号”被一艘德国潜艇在巴西海域击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罗斯福总统谴责这种行为是海盗行径。这件事极有可能演变成这场战争中的“卢西塔尼亚号”(18)事件，从而使我们与海上的入侵者发生公开冲突。
自从3月中旬，达尔朗将贝当政府推向德国阵营造成外交上的紧张局面以来，为了保持维希政权不对美国和盟国的利益造成损害，我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一系列周转斡旋工作，令人感到很是烦闷无趣。然而，6月22日突然传出了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的消息，一时之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转移到这一方向上去了。四天之后，罗斯福总统在写给我的信中，对当时局势的总结概括可能比我更加到位，这里引用如下：
亲爱的比尔：
近来很少写信给你，因为自从5月初我可能感染了轻度肠流感以来，大多数时间都卧病在床。这个原因导致我写信的数量减少了一半。
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你无疑经历了极不平凡的生活，体验了充当出气筒的滋味，如同过山车般的形势变化，还要与骡子一样顽固甚至是海盗式的人物打交道，总之让你受苦了。
我想，对于法国的明天或者之后将会发生些什么，你我都已无法预测。
我觉得，好像每当我们为了法国的利益（尤其是为了孩子们），想要进行一些真诚合作的时候，达尔朗和其他一些人总是会说或者做一些愚蠢的、不那么光明正大的事情，来阻止我们。
现在，苏联会成为一个转折点。这或许不仅仅意味着欧洲将会从纳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我认为我们也不必担心欧洲会落入苏联人的魔掌之中。我真希望在大洋中间能有一处合适的地方，我们彼此都只需要花几个小时就能飞到，然后在一起待上几天。我时常挂念着你和夫人。
致以深情的问候。
永远的朋友
富兰克林·罗斯福
1941年6月26日
(1)法兰西第三共和国（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1870年9月4日成立，国号为法兰西共和国（République Française），是在1870年至1940年统治法国的共和政府，采用议会民主模式。共和国在第二帝国因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倒台、巴黎公社被成功镇压后而建立，一直到1940年因为纳粹德国入侵而垮台。第三共和国虽然从未被认为能长期执政，但意外地是法国第一个长久而稳定的共和国政权，赢得法国人对共和政体的支持。——译者
(2)皮埃尔-埃蒂安·弗朗丹（Pierre-Étienne Flandin，1889—1958），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保守政客，共和党联盟（ARD）的领袖。1924年起先后担任过多个内阁部长职务。1934年11月8日到1935年5月31日任法国总理，期间签署了《法意条约》《法苏协定》等多个重要国际条约。1936年希特勒出兵进占莱茵兰非军事区时，他担任外交部长。1940年12月，贝当元帅任命他担任维希政府外交部长；12月13日又任命他接替皮埃尔·赖伐尔任总理；但他只干了两个月，1941年2月9日，弗朗索瓦·达尔朗把他赶下了台。——译者
(3)无胜利的和平：在美国参加一战前夕，1917年1月22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时，呼吁以“无胜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为基础，解决欧洲的战争冲突。在希望破灭之后，4月2日，他向国会申请批准美国对德宣战；四天之后，美国对德宣战。——译者
(4)威斯巴登停战委员会：1940年6月22日，根据德国提出的条款，法国签署了《法德停战协定》，规定设在威斯巴登的德国停战委员会负责实施停战协定，该委员会事实上成为决定法国命运的太上皇，重大决策及高级行政职务任命需提请其批准。威斯巴登（Wiesbaden），是德国中西部城市，黑森州首府，为著名疗养胜地。——译者
(5)共济会，字面之意为“自由石匠”（Free Mason），全称为“Free and Accepted Masons”，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自称宣扬博爱和慈善思想，以及美德精神，追求人类生存意义。世界上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共济会成员。其会员被称为“美生”（Mason，原意为石匠），故音译中文名也称美生会。中文“共济会”一词取其组织性质。从共济会诞生之初，质疑和反对之声便不绝于耳，最著名的便是天主教会与共济会的世纪战争，罗马教皇高举反共济会的旗帜两百多年，直到今天。——译者
(6)罗伯特·丹尼尔·墨菲（Robert Daniel Murphy，1894—1978），美国外交官。1930年至1936年任驻巴黎领事，1940年法国沦陷后任驻维希政府代办，他是美国国务院的法国问题专家。1941年2月，主持与维希政府驻北非总代表、北非法军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谈判并签订《墨菲—魏刚协定》，准许美国越过英国的经济封锁，与法属北非开展进出口贸易。1942年秋，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墨菲以总统特使、北非公使之职，对法属北非进行了考察，为“火炬行动”做准备，并广泛接触法军将领，鼓动他们支持盟军的登陆行动；11月8日登陆行动前夕，墨菲协助马克·克拉克将军成功争取到北非法军总司令亨利·吉罗将军的配合，成功协调了克拉克与法军将领之间的关系；并与1943年1月到任的英国地中海常驻公使哈罗德·麦克米伦结下深厚友谊，两人携手为“卡萨布兰卡会议”的顺利召开和促成吉罗、戴高乐的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意大利战役展开后，墨菲离开北非，协助艾森豪威尔处理有关意大利的外交事务。战后曾任美国驻比利时、日本大使，助理国务卿，副国务卿。1959年退休后，还担任过肯尼迪、尼克松等多位总统的顾问。——译者
(7)威廉·约瑟夫·多诺万（William Joseph Donovan，1883—1959），美国陆军少将。二战时期任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局长，被称为中央情报局（CIA）之父，现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CIA总部入口处就竖立着多诺万的塑像。190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同学。早年从业法律界，是纽约州水牛城的执业律师。1912年协助组建了纽约州国民警卫队的骑兵部队并担任指挥官。1916年率军参加了约翰·潘兴将军领导的追剿墨西哥起义首领潘丘·维拉的战斗。一战期间任第42师165团1营营长、团参谋长。战后回到纽约州继续从事律师工作，并作为摩根财团的代表，先后赴日本、中国、朝鲜、西伯利亚和欧洲旅行，收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报。1923年后历任纽约州西区检察官、司法部反垄断局局长。1928年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后，本想提名多诺万任司法部长，但受到南方反天主教势力的影响，改为提名其任菲律宾总督，多诺万没有接受。1932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角逐纽约州州长失利。通过多年在欧洲、亚洲的商务活动，多诺万与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德国纳粹党领袖等外国领导人建立了广泛联系，并认为欧洲的第二场大战不可避免。罗斯福总统非常欣赏多诺万在外交和情报工作上的才能。二战爆发后，罗斯福先后任命多诺万担当多个重要职务。1940年至1941年间负秘密使命前往英国、巴尔干诸国和中东地区考察。1941年7月11日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情报协调官”，领导新组建的情报协调局（COI），负责统筹不同政府部门和各军种的情报工作。1942年6月在情报协调局基础上建立战略情报局，隶属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多诺万任局长，一直到1945年10月，为盟军情报工作做出突出贡献。二战后曾任驻泰国大使、国际情报研究所所长。——译者
(8)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1874—1944），美国出版商，1936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二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英国。1940年7月，罗斯福总统改组内阁，延揽共和党中的主战派加入内阁，诺克斯成为美国第46任海军部长，大力发展美国海军装备，使之成为具备两洋作战能力的强大战略力量。珍珠港事变后，他积极推荐欧内斯特·约瑟夫·金担任美国海军总司令和海军作战部长，并大幅改组海军指挥机构，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战局。1944年4月因心脏病去世。——译者
(9)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1867—1965），法国陆军上将。1887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后在索姆尔骑兵学校学习和任教。1913年得到一战时期法军最高统帅斐迪南·福煦将军的赏识，在随后的五年中一直追随他，历任第20军参谋长、第9集团军参谋长、北部集团军群参谋长、最高统帅部参谋长。1920年至1922年任法国驻波兰军事使团团长，帮助约瑟夫·毕苏斯基重整军队，打败了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苏联红军西方面军，此后继续负责波军训练和后勤供应。1923年任驻叙利亚和黎巴嫩首席军事顾问，实际就是殖民地总督。1930年任军事研究中心主任、总参谋长，将法军二十个师中的七个实现了摩托化。1931年继贝当之后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军总监，为推动法军机械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治上他反对绥靖政策。1935年1月曾退役。1939年恢复军职，任驻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军总司令，筹组东方军，准备进袭苏联南方。1940年5月19日，在甘末林将军因战事失利被撤职之后，七十三岁的魏刚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和法军总司令；敦刻尔克撤退后，法军精锐主力损失殆尽，他依靠剩余兵力沿索姆河至埃纳河建立了“魏刚防线”，6月防线被突破。为防止巴黎被战火破坏，魏刚联合贝当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并建议进行有条件的投降。1940年7月任维希政府国防部长，建立停战军；9月起任维希政府驻北非总代表和北非法军司令。1941年2月签订《墨菲—魏刚协定》，试图得到美国经济援助，引起德国不满；同年11月被召回法国解职，并第二次退役。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魏刚企图飞往北非与之会合，但没有成功；他抗议德军进占法国南部非占领区，被党卫队逮捕。1943年12月起被囚禁于奥地利，直到1945年。释放后回到法国，被戴高乐政府交付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5月获释，1948年5月宣布无罪，恢复名誉。诚如戴高乐所言：“当5月20日魏刚接掌指挥权时，无疑已经太晚了。法兰西战斗败局已定。”著有回忆录《过时的理想》。——译者
(10)加布里埃尔·保罗·奥方（Gabriel Paul Auphan，1894—1982），法国海军少将。1914年10月毕业于法国海军学院，参加过一战。战后先后在潜艇部队、地中海舰队、海军学院担任指挥官。1939年10月担任法国海军副总司令。维希政权建立后，奥方主张采取观望等待的立场。1941年8月任维希海军参谋长，期间继续保持和美国外交人员的联系以传递信息。1942年4月担任海军部长后，反对给德国人运输经济物资；与马克西姆·魏刚将军一起坚决反对与德国展开政治合作。1942年11月8日，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后，奥方反对法军加入德军阵营；11月11日，奥方命令土伦港海军：“反对外国军队进入空军基地和海军设施，避免流血冲突；同样反对外国军队登上海军舰艇，争取和平谈判；如果无法实现，凿沉舰队”；在劝说贝当出走未果的情况下，奥方于11月18日提出辞职；11月26日夜，土伦港海军在得知德军企图夺取舰队的消息后，将舰队自沉。1944年8月11日，贝当要求奥方前去找戴高乐谈判，但他没有接受并因此被捕。1946年8月，奥方被缺席判处终身劳役，剥夺政治权利和财产；1955年7月被改判五年监禁和剥夺政治权利，缓期执行；次年政府恢复了他的军衔和养老金。晚年奥方出版了大量回忆录，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对贝当的忠诚辩护。——译者
(11)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以希特勒的“鹰巢”而闻名，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县，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距离奥地利萨尔茨堡20公里。其辖区内的上萨尔茨堡山从1923年起成为希特勒的度假住所，1933年改建成希特勒和纳粹高官们的官邸区，1937年又在上萨尔茨堡山的山脚下设立了纳粹德国除柏林外的第二政府驻地。为了庆贺希特勒1939年的五十岁生日，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马丁·鲍曼在1937年下令在上萨尔茨堡山的山顶建造一座别墅，后来被称为“鹰巢”，作为纳粹党送给希特勒的贺礼，耗时十三个月，1938年竣工。从山脚上山的道路并不直接通到别墅，而是到达1 700米高的平台，从平台到别墅的124米需要坐电梯，电梯建造在山岩内部，从平台通过一座洞门和一条约130米长的通道才能到达电梯的入口处。二战结束前，艾森豪威尔担心党卫军等纳粹核心军队撤退到阿尔卑斯山区，命令盟军在1945年4月25日对上萨尔茨堡山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鹰巢”也是主要轰炸目标，但并未受到损坏。贝希特斯加登在1945年5月4日被盟军占领。“鹰巢”这座希特勒的豪华别墅在二战结束前并不为人所知，直到二战结束后才被媒体公开，英国记者瓦德·普理斯在战后的报道中称它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并取名为“鹰巢”。如今的“鹰巢”仍保持着它最初的原始状态，并吸引了无数的游客。贝希特斯加登于1978年建立了国家公园，是德国最秀丽的风景胜地之一。——译者
(12)乌利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政治人物。参加过一战，战争结束时在驻伊斯坦布尔的德国军事使团任职。1932年5月加入纳粹党，次年成为国会议员、党卫队上校和希特勒的外交顾问，深得希特勒赏识。1934年任裁军事务代表、驻国际联盟大使。1936年8月任驻英国大使。1936年11月与日本代表谈判并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0月又促成意大利加入协定，推动了轴心国集团的建立。1938年2月任外交部长，直接参与了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二战后被英军抓获，1946年10月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者
(13)海因里希·奥托·阿贝茨（Heinrich Otto Abetz，1903—1958），德国外交官，纳粹乙级战犯。早年毕业于卡尔斯鲁厄大学，做过图画教师。后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成为里宾特洛甫的密友。1937年加入纳粹党，同年进入外交机构。1938年任德国驻巴黎外交代表，并参加了慕尼黑会议。1939年6月因贿赂新闻记者发表亲德文章而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德军攻占波兰首都华沙后，阿贝茨曾陪同希特勒前往视察并担任翻译。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出任德国驻法国大使兼法国占领区高级专员，大肆镇压法国抵抗运动，并对维希政权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加以控制，迫使其加强与德国的合作，积极支持赖伐尔复任总理。1944年9月撤回德国。二战后，1945年10月被盟军逮捕，1949年7月被巴黎军事法庭判处二十年监禁。1954年4月获释。1958年死于交通事故。——译者
(14)夏尔·亨西格（Charles Huntziger，1880—1941），法国陆军上将。1900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参加过一战，曾任协约国远征军分管作战的参谋长。1933年任驻叙利亚法军总司令。1938年当选最高战争委员会委员。二战爆发后，先后任法国第2集团军群司令、第4集团军群司令。1940年6月16日，贝当政府决定停战后，亨西格作为法方代表参加了停战谈判，但未能改变停战协议的苛刻条款；6月25日停战后，亨西格任维希政府地面部队总司令；9月任国防部长。1941年11月11日死于飞机失事。——译者
(15)夏洛克（Shylock），指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夏洛克，是个高利贷者、犹太富商，为人刻毒、贪婪。——译者
(16)路易·马林（Louis Marin，1871—1960），法国政治家。1924年起历任解放区部长（为管理一战后收回的阿尔萨里和洛林地区而专设的职务）、社会保障部长、卫生体育部长、国务部长等职。二战爆发后，1940年5月10日至6月16日，他再次担任国务部长；7月10日，他拒绝参加赋予贝当元帅行政全权的投票。作为天主教右翼共和党的代表人物，他支持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活动。盖世太保对他发出逮捕令之后，1944年4月10日马林逃到伦敦，成为流亡组织法国临时协商会议成员。戴高乐曾为他在临时政府中安排了一个部长职务，但马林拒绝就任。二战结束后，马林参加了对贝当元帅的审判，并先后当选第一、第二届制宪会议代表、立法委员。——译者
(17)爱德华·埃里奥（Édouard Marie Herriot，1872—1957），法国政治家。自1905年起到1957年去世，埃里奥一直担任里昂市长。1924年起，曾三次担任法国政府总理。1940年至1945年因反对维希政府而流亡德国。——译者
(18)“卢西塔尼亚号”皇家邮轮（RMS Lusitania），英国豪华客船，1915年5月7日在爱尔兰外海被德国潜艇U-20击沉，造成共1 198人死亡。由于伤亡者中包括大量美国人，“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同齐默曼电报事件一道成为美国参加一战的导火索。——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