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编者按
1793年年初，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革命浪潮中被送上断头台，民众的怒火转而直指“万王之王”，那些暴君们个个宣称正是受他的恩典统治着天下万民。然而世事难料，命运给他们送去一位伟大的英裔美国人——托马斯·潘恩。他曾为路易·卡佩(1)请命——“废黜其王，留其性命”。如今他请求大家——“勿信万王之王，且不可将其混同为我们在天上的父”。
在《理性时代》第二部的序言中，作者提到他1793年年末写作第一部时的情境。“我自始至终处于那样一种状态，直至完成拙作，充其量不过是六个小时之后，凌晨三点左右卫兵就来了，手执由公共安全委员会与一般安全委员会共同签署的逮捕令，要将我投入监狱。”此事发生在12月28日清晨。我们有必要重新掂量此处援引的字句——“我自始至终处于那样一种状态。”因为弗朗索瓦·朗特纳在1794年8月5日上书请求释放潘恩时写道：“我给梅林·德·蒂永维尔寄去一份托马斯·潘恩新作（即《理性时代》），我曾与后者共事，自从国民公会颁布驱逐异邦人员法令之后他被拘至今。此书成于九三年（遵旧时体例）之初，我在革命群众反对教士之前已将其移译成法文，该译本几乎与原作同时面世。我曾寄送一份给库东，他似乎对我翻译此书心有不悦。”
在库东——罗伯斯庇尔最穷凶极恶的同党之一——的刁难下，该作品在这一时期似乎遭到全面查禁而最终不曾公开出版，刊行日期为1793年的版本在法国与别处皆无迹可寻。在本卷收录的潘恩致塞缪尔·亚当斯(2)的信件中，作者提及他已托人将此书译为法文，其目的在于扼制无神论泛滥，并坦言自己因“反对无神论”而性命堪虞。照朗特纳所言，他将法译本呈送库东之时似乎是1793年3月下旬，而惩办教士的议案乃于3月19日与26日先后通过，此时民众对神职人员的怒火已达到顶峰。倘若人们依然记得库东这个人在道德上有着比其残废的身体更丑陋不堪的畸形扭曲，以及垂悬在不被“当权派”认可的纯粹理论言说者头顶上的死亡阴影，那么潘恩这部著作给库东造成的不悦看起来极有可能会使作者本人及其译者陷入命悬一线的危险境地。5月31日，吉伦特派遭到指控，朗特纳在逮捕名单之中，且险些未能逃脱；也就在当日，丹东奉劝潘恩不要在国民公会露面，因为可能有生命危险。不论这一危险是否归咎于《理性时代》，归咎于它对“神性本质”的冷嘲热讽，作者与译者两人所言是彼此前后一致的，这一点从潘恩在第二部分序言中提到的由作者本人提供了一份篇幅大增、改动甚多并作出版之用的英文手稿这一事实得到印证。
我逐句对照该著作的法、英版本，结果证明朗特纳1794年寄给梅林·德·蒂永维尔的译本与他在1793年寄给库东的译本是相同的。这一发现得以让原作某些妙趣横生的词句重见天日。法译本中这些看起来颇为重要的短语小句我已以脚注形式译出。熟悉朗特纳译笔的读者自然清楚他是一位坚持忠实于原作的直译派，他甚至对某个（如今看来）显然有必要异于原文的实例也不曾作出改动。朗特纳也不会删减省译任何段落。作品最初分为十七章，我如数保留并将各标题译成英文。如此一来，《理性时代》方才首次几乎以全貌之姿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应该铭记的是，潘恩应该不曾读到《理性时代》（第一部）的校样，因为出版社审阅之时他正身陷囹圄。这一点导致的后果是，文中有些句子在他所描述的匆忙之下都是言犹未尽的略语。其一显著的例子就是他在评价耶稣时隐去了某些语词，朗特纳将其译为“太少被效仿、太多被遗忘、太多被误解”。(3)此处补增数语乃是致敬潘恩，这一举动尤其让人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神学研究者们对耶稣的凡人角色与生活的承认几乎仅仅出自长久以来被人们贴上耻辱标签的一位异教徒之手。
身在牢狱，谈任何修改补遗都是枉然，这必然导致我们如今皆已知晓的、文中存在的唯一一处错误未曾得到及时订正；若不是出于对原作的极端忠实，朗特纳该是要纠错的。那就是潘恩反复提及、作为例证的“六颗行星”之说，而著作出版之时距离发现天王星(4)已有十二年之久。潘恩对天文学满怀热情，当全世界为赫歇尔的发现欢呼雀跃时，潘恩绝不可能对此漠然无视。文中对这一发现只字未提，由此我相信这段有关天文学的内容乃是摘自写于1781年天王星被发现之前的某份手稿。1793年的潘恩不谙法文，他可能没有发现朗特纳译本中的错误，况且他没有时间誊写副本，因此在为英语读者撰述文稿时，自然而然地尽可能采用同一份原稿。然而他没有机会修订，于是书中留下了一处错误；若我推测无误，此处错误可作为一段重要的佐证信息，为他委婉论及的、有关本书撰写过程的几段文字提供了解释说明。他提到自己发表《常识》（1776）后不久便发现“政治体制发生革命之后，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会继而发生宗教改革”，而且“人们将会回归到纯粹、唯一的上帝”。他告诉塞缪尔·亚当斯，公开发表他的宗教思想是多年以来的心愿，类似的话他在1776年对约翰·亚当斯(5)也提起过。与潘恩颇有渊源的那些贵格会教徒(6)，对于《圣经》中任何与个人“内心灵光”契合共鸣的内容，他当时一样大可套用“上帝之言”这种说辞。他在援引《撒母耳记上》中耶和华对君主政体的谴责时，约翰·亚当斯这位一神论者问他是否相信《旧约全书》神的感应，潘恩的答复是否定的，并且后来打算公开发表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毋庸置疑的是，在美国内战期间，他时不时将自己的宗教观点整理成文，但不曾交付发表；正如他曾钻研过蒸汽船，并发明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比约翰·费奇早了十年），同样也不曾发表。无论如何，在我看来确信无疑的是，《理性时代》一书中与潘恩最喜爱的科学——天文学有关的内容乃是写于1871年天王星被发现之前的某个时期。
潘恩的一神论主张不管充斥了多少《圣经》语言和基督徒式的措辞，那仍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从《理性时代》中作者对贵格会教徒所作的多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其早期阶段，或者说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那些被称作贵格会教徒的人们本质上都是自然神论者。关于潘恩的这一论断，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列夫·托尔斯泰为伦敦《泰晤士报》对名为“灵性斗士”的俄国派教徒作了一番说明，其中有一段不失为一个有趣的佐证（详见1895年10月23日《泰晤士报》）。此派发源于上个世纪，文中如是说：
“后来被称为‘灵性斗士派’教义的第一颗种子，乃是一位来到俄国的异邦人撒播种下的，他是贵格会教徒。他所信奉的贵格会教义，其基本思想是：人的灵魂之内驻有上帝，上帝通过内心灵光之言引领众人。上帝以物质之形存于自然、以精神之态居于人的灵魂。灵性斗士派看待耶稣，如同看待某位历史人物，并不赋予其超乎寻常的重要性……耶稣是上帝之子，但只在我们自称为‘上帝之子’的意义上而言。耶稣受难的目的，仅仅在于向我们示范为了追求真理要遭受怎样的磨难。1818年造访灵性斗士派的贵格会教徒们，在这些宗教问题上与前者无法达成一致共识；了解到他们有关耶稣基督（是凡人之身）的观点，他们高呼《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尽是黑暗，他们说，‘我们只接受有用的东西，’大多是些道德训诫。……灵性斗士派的道德观念如下：人人天生平等；不论外在差异如何，都无足轻重。就是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使灵性斗士派教徒们拂逆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致力将其传扬四方。……但在众教徒之间，他们设立高低等级，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君主政体式的自治政府，与其秉持的思想观念截然相反。”
这是伊莱亚斯·希克斯(7)尚未出生的很久以前传至俄国的早期贵格会教派思想，而希克斯正是从潘恩那里获得启迪，美国的贵格会教徒却在潘恩死后拒绝以教内丧仪将其妥善安葬。尽管潘恩痛斥政教合一，但他理想中的共和政体却具有宗教性质；那是建立在平等概念之上的政体，这种平等乃是基于“世人皆为上帝之子”而生发的理念。这一信仰同样促使他承担起反对那些“上帝选民”、祭司教士、“承上帝之恩典”统治万民的君主或贵族阶层等诸如此类自命不凡、声称“独蒙上帝恩典”的言论。潘恩的“理性”只是贵格会教徒“内心灵光”的延伸；与《人的权利》与《理性时代》中主张的共和主义与自然神论思想相比，他的这种理性所产生的更深刻的影响，我们从其后来的宗教热忱可以窥见一二，这种热忱使他成为乔治·福克斯(8)的精神继承者。
潘恩的初衷绝非提出质疑，而是意在极大地启发民众。直到年届五十七，他才将自己坚定的宗教思想公之于众，是因为他渴望找到某种积极可行的体系来代替他认为目前已经分崩离析的信仰。曾经协助潘恩制作铁桥模型的英国工程师霍尔在其1786年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我的雇主拥有足够多的常识不去相信大多数稀松平常而系统化的神学理论，但他自己似乎并未有任何建树。”然而五年之后，潘恩得以奠定其理论神庙的基石：“就宗教本身而言，不考虑它被冠以的各种名称，当它自身从人世间的芸芸众生指向全人类尊崇的‘神圣对象’时，正是人把他自己的内心之果敬奉给他的造物主；虽然这些内心之果与天下一切生灵之果一样彼此千差万别，但每个人的感恩赞颂都会得到接受与认可。”（摘自《人的权利》，详见康威编纂的《潘恩著述集》卷二第326页）此处我们再现了乔治·福克斯对那位“否认上帝之光与灵存在于每个人内心，并以印第安人即是如此来印证这一说法”的权威神学家的驳斥，“因此我请来一位印第安人，我问他‘撒谎或者作恶害人时，内心是否会自我谴责勿要如此？’他说，‘他内心的确会谴责自己；而且若是作了恶或者说错了话，他会感到羞耻。’于是我们使那位权威神学家在总督和信众面前感到无地自容。”（摘自《乔治·福克斯日记》，1672年9月。）
潘恩新创了“人的宗教”一词（详见《北美的危机》第7页，1778），但他只在《理性时代》一书中从逻辑上为其进行了辩护，具体做法是：拒绝承认任何特定群体得到过特殊的神启、否认任何特定教会机构拥有神圣的权威。一百年之后，这部饱受诟病的作品受到政教合一制度的著名保守派拥护者贝尔福爵士的称颂，他在其著作《信仰之基础》中断言，除非荆棘上能长出葡萄来，否则“神启”不可能不临至那些伟大的东方教师们(9)。
1895年10月10日在英国诺里奇举行的教会会议同样为纪念《理性时代》全本刊行（1795年10月25日）举办了百年庆典。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曼彻斯特教堂教士邦尼当时宣读了一篇论文，其中有如下这番话：“我无法否认的是，我们先辈对早期成书的《圣经》书卷普遍赋予的历史价值中，部分已经因为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而荡然无存。除非我们以漫不经心的玩笑态度对待这白纸黑字和科学研究，否则《创世记》中的创世故事无法与我们学到的地理知识和谐一致。它包含的那些民族学记述，若谈不上某些内容存在偏差，那也是有疏漏之嫌的。人类堕落、大洪水以及巴别塔的故事如今看来都令人难以置信。某些历史元素或许构成了此书前十一章中诸多传说的基础，但是，对此我们无望探查最初的真相。”邦尼教士继而还提到，《新约全书》中的四部《福音书》并非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属于完全与当时保持同步的历史记录，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借由口述传统而代代相传并留存至今的那些人物事件，其在细节上存在变化甚至偏误，是有可能的。邦尼教士认为，真人其事与记录成书的间隔时间太过于短暂，使得新增内容难以具有宗教的严肃性，然而任何此类疑问一概永无定解，这也恰恰说明，理性的时代即将来临，它与我们当下仅距咫尺之遥。单单凭借理性的力量，我们就可以辨别有多少文句如同“作见证的有三，圣灵、水与血”（《约翰一书》5：8(10)）那样纯属胡编乱造，也可以决定自己的宗教虔诚是否应该“严肃”到生生断送正直高尚之人的性命，并连带着葬送掉迫害者的仁慈博爱之心。人们之所以添文加注，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这么做乃是虔诚所致、情势所需。我们会在本书第二部的一条注解中读到，潘恩提醒读者留意，在美国发行的第一版中有一处改动，但他并未点明那是编者所增加的脚注。该脚注内容是：“《路加福音》是唯一为大多数信徒所铭记信奉之作。韦德·莫舍姆据历史考证勘误校正。”当时身在美利坚的普里斯特利博士对潘恩此书作出了回应，他援引的《理性时代》其全部内容尚不足一页，引文中却有三处篡改——其一便是将“教会神话学家”擅自改为“基督教神话学家”——并将上述编者增加的脚注移至正文，略去莫舍姆这一旁注。事成之后，普里斯特利接着写道：“关于《路加福音》是唯一为大多数信徒所铭记信奉之作的这种说法，倘若不是潘恩先生自己的杜撰，那也是出自某个不见得高明多少的所谓权威之手。”实情便是如此，对于作者不曾写过的言辞凭空生出的奚落责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就在潘恩此书出版的同一年，普里斯特利本人无意间也充当了将此处篡改添进正文的中间人角色。
倘若一个认真严谨、对潘恩又并非怒目相向的人都有可能如此行事，倘若像普里斯特利这样的作家在援引半页内容时能犯下四个错误，那么如我所言，《理性时代》的现代普及版中，包括上下两部，我已经找出大约五百多处与初始版本不一致的地方，这就不见得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事了。这其中，大部分是心怀善意的编辑们为了修正潘恩的语法或拼写错误日积月累努力的结果；有些是印刷错误或类似的失误；还有一些则是因为有人曾经秘密刊印潘恩手稿中的第二部，并私自在伦敦售卖，该版本准确性存疑，错漏之处留存至今。这些事实愈发凸显出潘恩所给的以下这条注释的重要意义：“倘若这种事情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都会发生，况且还有避免个别副本出现偏误的印刷技术充当帮手，那么，在比这悠久得多的时期之内，又有什么不会发生呢。彼时没有印刷术，而且任何懂得书写之人都可以弄出一份抄件并称其为初本，这些人之中可能就包括马太、马可、路加或者约翰。”
然则相较之下，最令我感到震惊的却是几位堪称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因为事先不曾深入了解潘恩而犯下的一些错误，说出来不失为传统偏见对世人荼毒至深的例证。比如赫胥黎教授，谈及十八世纪的自由思想家时，他欣赏其中那些佼佼者们所展现出来的敏锐、决断、才智以及博大宽广的人文情怀。但是他说，“在妥善进行严肃繁复的调查研究方面，他们实在乏善可陈”，并且还说，他们与其论敌无一例外都具有“先验性地进行哲学探讨这一致命弱点”。（摘自《科学与基督教传统》第18页，朗恩主编，1894年）赫胥黎教授没有提到潘恩，显然是因为他对其一无所知。然而，潘恩代表着人类历史上自由思想运动的转折点；他放弃“先验的”方法，拒绝对外宣称超出纯数学范围之外任何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一切言论有据可依，他其实是赫胥黎学派的创建者。他的诸多先见后来都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主义领军人物所主张的思想观念之中，这些人包括斯特劳斯和鲍尔（二者是详细阐述“基督教神话学”的先驱）、勒南（率先致力于恢复耶稣的人类身份），尤以赫胥黎最为突出；后者重述了潘恩对手抄本《圣经》与正典《圣经》可信度的质疑、关于耶稣复活不同叙述之间存在矛盾的论证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观点。在回顾赫胥黎思想这一点上，没有谁比笔者更忠实可靠，也正是因为我尊他举足轻重的引导之功才在本文论及，以此作为典型例证，来说明经由以他为首的那些人挑选出来的自由思想家们，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于无意之中反而成为他们恰恰针锋相对的空想的受害者。他说，巴特勒颠覆了十八世纪涌现的自由思想者类型，而潘恩是十九世纪的类型，正是由于他的批判性方法才使他比之前的自然神论者引发了更多敌意和仇视。他迫使护教家们为《圣经》中的记述进行详尽细致的辩护，从而含蓄地承认由这些记述所引发的理性与知识对其正误的裁断之正当合理。宗教法庭的最终回应是承认判决。英格兰在一百年前查禁了潘恩的著述，许多诚实正直的英国人因为印发传阅他这部《理性时代》而被投入监牢。同样的思想观念如今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在高等学府或学术中心甚至教会会议上都能聆听得到；但是潘恩遭到的查禁，始于顽固偏狭和愚昧无知，并且因为处于我们这个理性的时代中的代表们对先驱者与创建者们长久以来采取冷淡漠视的态度而得到延续。这对他们及其事业而言是极为惨痛的损失。倘若不了解托马斯·潘恩著作中所剖析的宗教具体演化阶段，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英美两国的宗教历史。在由之引发的种种争议声中，同时应运而生的还有在巴黎与纽约成立的神学博爱教会，以及在美国分化出的贵格会理性主义支派等具有现实意义的多番成就。
不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们对《理性时代》抱持怎样的态度，与潘恩同时代的那些文人却是相当郑重其事的。以学识渊博的兰达夫大教堂主教理查德·沃特森博士当先，一大批饱学之士都对潘恩此书作出了回应，这变成了一种信号，标志着宗教体系由此开始了一系列延续至今的妥协与让步；而世人所称的“广教派”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就是《理性时代》催生的产物。限于篇幅，此处无法一一摘录潘恩所收到的回应（其中三十六条已由大英博物馆收录），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活动在布道坛上的神职人员们一贯流行慷慨激昂的言论之风，这些回应显然也都是各人无所禁忌、畅所欲言的结果。在此，我需要援引其论敌——学识渊博的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前研究员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牧师所说的一段话。在潘恩引发恐慌的那段时期，威克菲尔德自始至终身居伦敦，对于人们如何诽谤中伤《人的权利》一书的作者，他全然了如指掌；但在辩驳潘恩所认为的——犹太人最初和在传统上并无宗教信仰，所谓的神迹是他们自己捏造而成，并且缺乏信仰正是陷其自身于不利境地的重要凭证——这一观点时，他间接地将这些诽谤铭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位满腹经纶的牧师写道：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尚且留有从潘恩先生本人身上得到进一步解释的余地。在这个国家里，他因为反对政府腐败而给自己招致了如此众多的仇敌，这帮毫无原则、在金钱面前俯首帖耳的家伙处心积虑抹黑他的人格、歪曲他生活中的一切作为。倘若时间就此流逝1700年，如今最新的著作就会形同我们今日所见的古文残迹，后人若存心想要鉴别此人在道德修养和国民质素方面的真实面貌，不说绝无可能，那不也是最最困难的事情吗？那么，在如此铺天盖地的怀疑之声中，未来时代的人们对真正的历史记录者们——如福音书的撰写者们——在缺少大量且强有力的旁证前提下会依然选择相信他们吗？这位作者志在改善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志在将他们从饱受压迫、贫穷和不幸折磨的泥潭之中解救出来，志在建立一个蒙受上帝无尽恩典、正直而平等的政府，然而他却遭人辱骂、残害、被做成假人焚为灰烬。他对人们怀揣仁爱之心，却承受着人们在这个国家每一处角落对他报以的各种侮辱和谴责。这一切在公正明理之人看来岂不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我几乎要说简直像奇迹似的不可思议了。”在潘恩热切恳求人们饶其性命的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后——他在英格兰被民众谴责为同谋——他把全副身心倾注于新宪法的制定，同时集结和补充完善自己关于宗教问题的著述。这份手稿，我认为应该是写于那间位于巴黎小佩里街7号、叫做怀特旅店或费城之家的地方。而新旧稿件汇集成册后（倘若我推测无误）则被命名为《理性时代》，并于1793年3月交予弗朗索瓦·朗特纳进行翻译。就在同一年，它被收录入“法国文学集”，题名为L'Âge de la Raison（理性时代），而非1794年版本所标的Le Siècle de la Raison（理性世纪）；后者印有“Au Bureau de l'imprimerie, rue du Théatre-Français, No.4”字样(11)，其作者据说是“美国公民及开国元勋、美国内战时期北方联邦政府外事部国会秘书、《常识》与《人的权利》的作者：托马斯·潘恩”。
当大革命逐渐升级为愈演愈烈的恐怖专政时，国民公会的唯一法律功能是拟定宪法，而潘恩不愿意掺和其颁布的诸项法令，于是抽身退隐到巴黎圣丹尼郊区63号一栋带花园的老式住宅。我最近在巴黎的国家档案馆中读到阿尔杰先生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人物细节的研究，书中提供了一些独到有用的信息；另有涉及潘恩彼时的房东先生吉奥吉特接受审判的报刊文章，同样显示63号并非如我所推测的那样是潘恩当时的栖身之所。阿尔杰先生陪我在周围查看，也无从辨别具体位置。吉奥吉特的被捕在潘恩论“健忘”的一篇论文中有所提及（详见《潘恩著述集》卷二第319页）。他在受审时，其中有一条指控是他收留了“潘恩及其他英国人”——潘恩当时身在牢狱。他（吉奥吉特）所在的“北郊”区控告他这条微不足道的罪名，但他并未因此获罪。该区占据了圣丹尼郊区东边地带，而如今的63号却在西边。吉奥吉特被捕之后，潘恩被撇在了这所巨大的庄园里（里克曼提到此处曾是蓬巴杜夫人的府邸），而且根据他的叙述，似乎是在他的吉伦特派友人和政治同仁们遭到处决之后，他感到自己命悬一线，于是才动手撰写其献给世界的最后一部文学遗产——《理性时代》。他写时始终处于起笔之时的情绪状态中，这是他慎之又慎的措辞。在潜心写作的两个月期间（1793年11月及12月），他有极大的可能性会被拖往刑场处决。他的宗教信仰声明是断头台的利刃悬在头顶时写成的——即便如此，这一事实也不曾阻止那些虔诚的神话学家们将他此番勇气可嘉的举动描绘成因为写下此书而懊悔莫及的临终忏悔。
在编辑《理性时代》第一部时，我严格参照了巴黎巴尔鲁瓦出版社根据作者手稿刊印的第一版，此版本无疑得到了乔·巴洛的授权监管，手稿则是潘恩在前往卢森堡的途中委托他代为保管的。美国人巴洛曾经是一位牧师，法国人在编写档案时对他作为投机商的这份职业透着贬抑之辞，而且在潘恩带去的重重考验面前，此人是否忠实可靠，我们也并不能完全肯定。
此处我要重申本人在着手编纂潘恩著作之初所作的声明，亦即，我所遵循的原则是修正明显的印刷错误，并酌情调整任何似乎会导致句义晦涩不明的标点符号。除此之外，我现下还要附加说明的是，在复核潘恩所摘录的个别篇幅太长的《圣经》篇章句段时，我同样采用这一原则。
1793年12月28日，潘恩在卢森堡入狱，1794年11月4日释放。他能安全出狱乃归功于一位（后来当选美国第五任总统的）昔日旧友詹姆士·门罗。他接替冷酷无情、曾是潘恩死敌的古弗尼尔·莫里斯，担任美国驻法国全权公使。门罗在监狱里找到潘恩时，由于食不果腹、寒冷以及在牢中患上的脓疮恶疾，后者已经奄奄一息，于是被直接送往公使先生的私人宅邸。没有人想到他还能挺过去，他这条命完全有赖于门罗先生与门罗太太的悉心照料。也因为如此，他被困在了自己的房间里，死亡的阴影仍然在他头顶盘旋，正是在这段时期内，他写下了《理性时代》的第二部。
该著作由西蒙兹出版社于1795年10月25日在伦敦出版，并对外宣称是“根据作者手稿”刊印发行。书中注明已进行“版权登记”，并附上一份“服务公众的书商”所写的辩护式序言，序中有关规避偏见与袒护之嫌并鉴于“二者”之故云云等老生常谈，此处我们无需摘录。而此时他的著作却又正在巴黎接受出版社的审阅，听闻伦敦已经出版，潘恩匆匆致信一位伦敦的出版商，此人很可能就是丹尼尔·艾萨克斯·伊顿，信件内容如下：
“尊敬的先生，我由伦敦报纸上的公告知悉，《理性时代》第二版（部）已刊印，该公告注明基于作者手稿出版并已办理版权登记事宜。然则，我从未将手稿交予任何人，故根据作者手稿刊印之说实属无中生有。我料想此举乃是出版商假借版权，实则无权如此。
“我寄送一份印本与您，这是我寄往伦敦的唯一副本。我希望您以此为底稿，刊印拙作的普及版。我不知何以有其他副本现于伦敦。若有他人提供手稿，我毫不怀疑其内必定错漏百出。关于此事详情，我希望您能与 先生相谈，因为我想了解此种诡计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最终得逞，以及出版商是从何处获取所有抄本。
托马斯·潘恩，巴黎，1795年12月4日。”
伊顿的普及版于1796年1月1日面世，上文所引的信件内容附于扉页一并出版。信中空白之处原来多半是“西蒙兹”字样，那位出版商可能是遇到骗子了。伊顿因为曾经印发过潘恩的政治宣传小册，此时已身陷困境并逃往美国，《理性时代》被换上了新的书名发行；出版商信息空缺；此书据说由“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的所有书商共同印刷售卖”。同时也有人说作者是“出过好几部惊世之作的托马斯·潘恩”。然而，除了我手头现有的这个版本，我从未见过此处所说的这一来历不明的版本，显然它就是威廉姆斯检举告发售卖之人从而遭到压制的那个版本。
我们把经潘恩修改后的版本与西蒙兹版两相对照，就会发现后者存在不少笔误与文字错误，虽然影响文句意义的只是少数。最糟糕的要数前言中具有误导性的年份“1790”，执笔者以此表示潘恩于当年年末完成此书第一部分，而正确时间应该是1793——该处错误波及范围甚广，后来经奇塔姆之手以讹传讹。此人是为潘恩立传的美国“传记作家”，其著述初衷乃是为了证明潘恩的前后矛盾而中伤他。经手本书的几位编辑对西蒙兹版前言中的一句话深感沮丧，并以不同的方式将其改头换面，现援引如下：“宗教迫害的不容异己之风已经自我转变成了政治把戏；革命法庭塑造了大革命，代替了宗教裁判所；国家的断头台超越了教会的烈火与柴垛。”誊抄此句的无赖之人对潘恩如何分外谨慎地掂量这些词根本一无所知，他哪里知道，潘恩是绝不会将迫害形容为“宗教迫害”，不会将断头台与“国家”相提并论，纵使砍头无数、血流成河，潘恩也不会承认断头台超越了火刑柱的血腥历史。潘恩的原话其实是这样的：“教会迫害的不容异己之风已经自我转变成了政治把戏；革命法庭塑造了大革命，代替了宗教裁判所，断头台代替了火刑柱。”
前国会议员约瑟夫·考恩准允我将其保管的一封潘恩亲笔书信公之于世，除了满足大众兴趣，此信还可澄清本书出版之初的具体境况。尽管并未显示收信人姓名，但可以肯定此信是写给纽约的约翰·费洛斯上校，他拥有《理性时代》第一部的版权。他还出版了潘恩在前往监狱途中托付给乔·巴洛保管的第二部手稿。费洛斯后来成了潘恩在纽约的密友，而且主要也多亏他的缘故，彼时尚且还是自由思想者的博纳维尔夫人手中保有的潘恩部分著述手稿才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后来她重归天主教，为表示虔诚而欲将手稿付之一炬。考恩先生寄给我的这封信其落款日期为1797年1月20日，写于巴黎：
“尊敬的先生——您的朋友卡里塔特先生即将启程前往美国，我借此机会致信与您。收到您寄来的两封信与几份小册已颇有些时日。您在来信中告知，已正式申请《理性时代》第一部版权，此事容我返美后再行商议定夺。
“富兰克林博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是我的至交好友，因此，想必您不会讶异我为何与他的孙辈仍保持来往。我在此地（巴黎）已印刷《理性时代》第二部约一万五千份，并全数寄与巴彻·富兰克林先生。我已于1795年9月去信知会此事，且在我本人授意之下，此部版权已由他正式登记注册。该批书籍次年4月方才抵达目的地，不过他许久之前便已登报广而告之。
“今年八月，我随信附寄给他约七十页手稿，这是转交与华盛顿先生预备刊印成小册的文件。来自费城的巴尔内斯先生携带此信前往伦敦，之后再转寄美国。此次航行搭乘的是‘希望号’轮船，哈利船长自美国返航归来后告诉我，他在纽约已将此封写给巴彻的信件投妥。然而，我至今不曾收到任何有关出版发行的消息。我须提到的是，倘若此信未获发表抑或未能成功寄至巴彻先生处，日后或可有人问及它的下落。巴尔内斯8月29日从伦敦写信给我，告知有人愿出三百英镑购得此手稿。这项提议遭到拒绝，因为我有意安排其在美国率先出版，英格兰不可取而代之。
“您在写给卡里塔特先生的信中问及我所写的几部著作，以作出版全集之用。这是我一向留待自己完成的重任。它不仅权归于我，除我本人之外，也并无他人能承担；任何一位作者对他自己的著作（至少在名誉上）都是负有责任的，他是执行此事的唯一人选。倘若他在有生之年对此漠不关心，那就另当别论。我原就有今年返回美国的打算，之后由预订募资开始着手，如实记录征订名册。这项工作将仰仗合众国各地众多人士的大力帮扶，我会就此事征询阁下高见，因为此项任务适合您一力承当，去留取舍听凭您决定。我在钱财方面由于无视和意外而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因而较之从前，凡事不得不更加上心。我在此地雇用的印刷商（此人是英国人）在印刷《理性时代》的过程中，私自复印了我的手稿后寄往伦敦出售。正是通过这种渠道，此书的某个版本才从伦敦流出。
“我们在此处静候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大选的结果。法国政府拒绝接受平克尼先生担任美国驻巴黎公使之职的消息，在正式传至阁下甚早之前，即可有所耳闻。此前门罗先生在公使任上时，他尚且有机会缓和与法国政府的关系，因为虽然后者对华盛顿政府背信弃义的行径甚感义愤填膺，门罗先生本人在法国人心中却信誉良好。是时候让华盛顿先生退职了，他费尽心机在英法之间虚与委蛇，两国政府都不再相信他的任何说辞。
您的朋友，托马斯·潘恩”
比起潘恩寄给富兰克林·巴彻的手稿，后来似乎是西蒙兹盗用的版本大行其道，因为部分错误在今日所有的现代美国版中仍然存在；英国版同样如此，其原因是英格兰被查禁的，恰恰就是经过潘恩修订后的廉价普及版。以较高售价服务于较高阶层人士，同时将各方对潘恩所作的回应一并出版的西蒙兹，却并没有因为他刊行的盗版而受到任何侵扰；新组建的“邪恶与道德腐坏作品查禁协会”瞄准的，是一位名叫托马斯·威廉姆斯的人。此人售卖宗教传单，也因为售出一份《理性时代》而（于1797年6月24日）被判罪。曾经为潘恩因《人的权利》之故受审而出庭辩护的厄斯金，是威廉姆斯一案的控方律师。陪审团沆瀣一气，他胜诉，但并不因此而感到特别高兴，尤其在他返回林肯旅馆途中遭遇一段插曲之后，心情更是如此。他觉察到自己的外套被人攫住，低头便见一位妇人声泪俱下地伏在他脚边。她把他带到托马斯·威廉姆斯的小书店里，他看到的，是此时尚未被传唤上庭宣判的罪犯威廉姆斯正在一间破旧不堪的小房间里装订小册子，旁边有三个幼童，其中两个患了天花。他心知，若硬要把这家中妇孺的顶梁柱投入监狱，不啻于害人妻离子散，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谋杀。威廉姆斯并不是什么自由思想者，他对自己发行《理性时代》也追悔莫及。于是此前对他发起非难的查禁协会所有成员被召集起来开会商议，伦敦主教波蒂厄斯担任会议主席。厄斯金先是向众人提到，威廉姆斯即将入狱服刑，接着描述了他亲眼见到的场景与威廉姆斯悔过自新的决心，况且此书现已查禁，于是请求准予改判象征性惩罚。仁慈，他竭力呼吁，正是他们所拥戴的基督教精神之组成要素。协会成员之中没有一人对他表示支持——连“宅心仁厚的”威尔伯福斯亦不例外——其后厄斯金放弃提交法庭陈辩书。厄斯金此举致使法官只判处威廉姆斯一年监禁，而非此前欲判的三年。
在威廉姆斯服刑期间，贩卖宗教书籍的正统书贩广泛散播厄斯金关于基督教精神的言论，同时另有一篇题为“论上帝之存在与属性”的匿名训诫文，此文除了“致上帝”这一简短附录，其他内容皆摘自潘恩的《理性时代》。这种怪诞有趣的反常现象，后来在众人传播潘恩题为“驳无神论”一文中“致神学博爱主义者”（所指对象与作者的名字皆被略去）内容时再次出现。这两份小册子此刻都在我眼前，旁边另有一页为了使我精神生活保持纯洁的伦敦宣传单，标题是“告诫之言”。这一页短文开篇便提到“潘恩的邪恶说教”，首当其冲的是“上帝不存在”（原文为大写），进而列举了几条从潘恩的著述中摘录而来的上帝存在的证据。此处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那个时代的潘恩被人仿制了不少专门供人侮辱谩骂的假人假物，而这脏兮兮的一页纸是我近几年能够找到的、以传单形式留存至今的唯一材料，文章末尾并未署明任何协会或出版商名号。
威廉姆斯被监禁，开启了英格兰其后三十年的宗教自由之战，这期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戴着枷锁的伊顿在查令十字街(12)接受人们的敬意，整个卡莱尔家族被捕入狱——领头之人因为出版《理性时代》而受监禁长达九年有余。这场迫害最后的结局是自取灭亡。那些并不是潘恩信徒的富人绅士们扶助卡莱尔家族在伦敦报业机构齐集的弗利特街东山再起；从这时开始，一部部宣扬自由思想的著作开始畅通无阻流向大众。然而，尽管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大获全胜，在那些处于公众视野的知名人士中，《理性时代》依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邪恶作品查禁协会（替王权卖命的机构）最初检举揭发此书，实际上污蔑了这部在道德上毫无争议的著作，限制民众私自精敲细读；受到指控的单单只有在底层人群中买卖的廉价普及版这一事实，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传递出一种错误的讯息：即《理性时代》是粗野浅陋的不堪卒读之作。而神学家们，正如我们所见，对其论敌的能耐有着更公道的评价，且看看这些能人志士中，有与潘恩志同道合的富兰克林、里腾豪斯(13)与克莱默(14)——宾夕法尼亚大学曾授予其文科硕士学位——然而英国的上流社会却误以为潘恩属于伯克笔下“牲畜般的粗鄙大众”的一分子。怀疑论，或者说人们关于怀疑论的自由言论，因为与为“人的权利”出声辩护、如今却成了亡命之徒的潘恩有了某种牵连而变得微妙且复杂，于是暂时被驱逐到了守礼人士的圈子之外。如今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随风远去。随着岁月的流逝，就其批驳的观念而言，从前的《理性时代》是盛行一时的激进主义扛鼎之作，现在已成为一部相对保守的论著。一位旧友与我说起他青少年时代曾聆听过的一场布道，那牧师宣称“托马斯·潘恩此人邪恶至极，他没能入土安葬；他的遗骨被丢进盒子，在世界各地推来阻去不得安宁，最终落到一个纽扣制造商手里；而今潘恩游遍世界各地，因为他已经变成纽扣了”！这种对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传说的改写，如今或许可以视为对作者本人的无意识致敬，隐喻中的遗骨或许在人们眼中就是时下大众崇尚的纽扣，其中有一些甚至还能在缝制教士法衣时派上用场。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在潘恩的《理性时代》里发现驳斥之辞以外的东西。在本文即将结束时，我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书中有一段偏离自然神论、与康德某句著名的格言不谋而合的论述，第二部中有一条注释对此有所暗示。上文提到过本书第一部比第二部至少要早十四年，这一发现使我将二者进行比照；结果清晰地显示，早期撰写的第一部作品是基于行星运动现象对牛顿派自然神论的引申拓展，而写于1795年的第二部则将对上帝的信仰建立在“上帝本身在他所创造之物中全能至上的显现以及我们对不良行为的憎恶和对良善之举的钟爱”之上。这种将人的道德本质上升为有神论宗教信仰的基础，虽然我们今日听来颇为熟悉，但在一百年前却是一项全新的主张；它酝酿出了对上世纪自然神论具有颠覆性的神性概念，它持续稳定地赋予宗教人性的光辉，它所能产生的终极哲学意义和道德意义至今仍有待世人探寻发掘。
蒙科尔·丹尼尔·康威
（Moncure Daniel Conway）
(1) 国王之姓。据路易·马德林（伍光建译）所著《法国大革命史》，康巴塞雷斯传谕国王到议会厅答复三十三条诘问时，即如此称呼。——译者
(2) 塞缪尔·亚当斯（1722年9月27日—1803年10月2日），美国革命家、政治家，美国人心中的革命之父。——译者
(3) 原文为法语：trop peu imité, trop oublié, trop méconnu。——译者
(4) 太阳系由内向外的第七颗行星。1781年3月13日，威廉·赫歇尔爵士宣布发现天王星。——译者
(5) 约翰·亚当斯（1735年10月30日—1826年7月4日），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其后接替乔治·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五个成员之一。——译者
(6) 潘恩的父亲是一名贵格会教徒。贵格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译者
(7) 伊莱亚斯·希克斯（1748年3月19日—1830年2月27日），贵格会（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信徒，他倡导的教义强调内心灵光，倾向于自由主义神学，思想较开放而具争议性，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贵格会内部首次重大教派分裂。——译者
(8) 乔治·福克斯（1624年7月—1691年1月13日），贵格会创始人。——译者
(9) 基督教教义认为神在教会中设立的第三位是继使徒与先知之后的“教师”。《圣经》注释者认为，教师所宣讲的内容与前二者并无不同，但宣讲对象有别：使徒宣传的对象是不信者、犹太教徒和异教徒；基督教先知宣讲对象是整个教会；而教师讲授的对象则是那些已经学习基督教初步理论但需要接受进一步培养的人。——译者
(10) 据《和合本圣经》与英皇《钦定本圣经》，《约翰一书》5：7：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5：8：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译者
(11) 前二者为《理性时代》不同法译书名，后一字样意为“法兰西剧院路，印刷公司”，4号。——译者
(12) 英国伦敦著名的书店街。——译者
(13) 戴维·里腾豪斯（1732年4月8日—1796年6月26日），美国天文学家、发明家、测量学家及数学家。——译者
(14) 乔治·克莱默（1739年3月16日—1813年1月23日），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众议员，《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签署人之一。——译者